十三卷本前周鉴《重刻赵浚谷先生集序》云：“兹集藏在先生家塾，余为之诠次而重刻之大梁，庶后之观者有以窥先生之全。”周鉴此序的写作时间与徐阶序同，均在万历八年（1580），联系前引十六卷本徐阶序的话“其婿巡抚河南、都御史周君鉴尝学于公而得其志守，故又久之而复传梓于汴”，两序所言之“大梁”、“汴”均指开封府，徐阶所言“传梓于汴”的本子一定包括《赵浚谷集》十三卷本；也可以推断，此时的周鉴正在河南巡抚任上（周鉴其人，《明史》无传，生平仕履不详）。然则十三卷本刻印于万历八年可以肯定。
有一个问题是：既然徐阶序与周鉴序作于同时，那为什么徐序不收进周鉴刻的十三卷本中，而是收在刻印于隆庆元年的十六卷本中？收录徐阶序，是不是会意味着十六卷本也刻印于万历八年？我们认为，十六卷本的刻印，徐阶序言说得十分明确，系在赵时春刚刚离世时，即隆庆元年；该本收录进作于十五年后的徐阶序，应当是周鉴的增补。解释如下：徐阶是明中后期重臣，于嘉靖末年出任首辅，隆庆初卸任归家养老，赵时春生前曾得到徐阶的赏识和提拔，隆庆元年赵时春去世，徐阶即作《明故巡抚山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浚谷赵公墓志铭》以纪念（文载徐阶《世经堂集》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本），并表达了他对赵时春的负疚之情。十五年后，周鉴在河南刻印赵时春集，再次请托徐阶撰写序言以为赵集增彩，当在情理之中。周鉴刻印了徐阶序，但将其添加在十六卷本之首，而没有收录进重新编次的十三卷本中；由此也可看出，周鉴在编次赵集十三卷本的同时，可能曾对十六卷本也进行了改动，从而使得刻印于1567年的十六卷本中竟然收录了写于1580年的徐阶序。
周鉴对十六卷本的改动还在于，在该本末尾附加了《疏案》一卷和自己撰写的、怀念赵时春的《永思录》一卷。《永思录》的撰写年代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个大体时限来。《永思录》云：“《稽古绪论》、《洗心亭诗余》已锓刻，其前后奏疏、公牍关政教者尚广，当续付诸梓。”按：《稽古绪论》、《洗心亭诗余》刻于隆庆四年（1570）（详后文），既然周鉴说此时二书均“已锓刻”，那么周鉴此文之作，定在隆庆四年以后；而且，从周鉴“其前后奏疏、公牍关政教者尚广，当续付诸梓”的话来看，赵时春的疏案此时还没有刊印，因此，合理的解释就是：周鉴在刻印好赵时春疏案后，将之与自己撰写的《永思录》一起收录在十六卷本的末尾。
既然周鉴对十六卷本进行了改动，那我们会问：周鉴是如何改动十六卷本的呢？是仅仅改动了部分刊印好的赵集，还是将所有已经印出来的赵集进行改动？我们以为，要改动已经印出来的十六卷本是很难操作的，周鉴可能是将原来刊刻于平凉的十六卷本的雕版运抵开封，他是想在原来十六卷本的基础上增补一些东西，而且原来十六卷本刻工不精（今天仍然可以看出），抽换其中部分页面也有可能。于是，在刻印十三卷本的同时，他又在十六卷本的基础上补刻了“赵浚谷疏案”和“永思录”各一卷，再加上徐阶的《赵浚谷序》，然后付梓，这样，就形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十六卷本的复杂现象：最初编目于赵时春生前，初次刻板于赵时春刚刚去世时并且付印（1567），再次增补于十五年后（1580），而且加入了徐阶作于1580年的序言；这样解释，对于理解徐阶序言中提到的赵集十六卷本刊刻于赵时春刚刚去世，却又加入作于十五年后的徐阶序和周鉴的《永思录》这一现象，是完全行得通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推断，也许现存《赵浚谷集》十六卷本中会有几部是没有改动过的，即没有《疏案》、《永思录》和徐阶序的本子，不过笔者所见西北师大图书馆馆藏善本《赵浚谷集》十六卷本与《续修四库全书》本都是周鉴改动过的，四库馆臣、王重民先生所见以及现行善本目录所载也是（详后文），《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载录的也都没有这样的版本。什么原因呢？我们估计，大概赵守岩最初刊刻十六卷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告慰死去的父亲，而不是要传布赵集，因此，他刻印的十六卷本数量极少，质量不精，而周鉴的增补十六卷本和选编十三卷本，其目的就是要传扬赵集，所以数量众多，传布较广。但至少我们肯定：周鉴刻本之前，一定是存在着一个十六卷本，这从王崇古《墓表》“公文付守岩，使者俾刻而纳诸公墓”的话可以证明，更可从十三卷本周鉴序“兹集藏在先生家塾，余为之诠次而重刻之大梁”的话得到证明。
有意思的是，周鉴十三卷本没有收录作于当年的徐阶序，却收录了作于二十年前的胡松序。
还有一个问题是：徐阶是赵时春生前的知音，那为什么赵时春生前没有请托徐阶为其文集作序？我们以为，这是赵时春对徐阶有看法的原因所致；从徐阶《浚谷赵公墓志铭》可以推理出一丝端倪。嘉靖三十二年（1554）俺答扰边，赵时春被超擢为佥都御史、山西巡抚去安边，结果一战而败，引得朝野舆论哗然，从而被废置回老家，直至去世。这期间，赵时春一直就被认为是纸上谈兵的典型，也是在这期间，作为大学士的徐阶权重一时；徐、赵二人相交三十余年，但碍于舆论，徐阶始终没有再次举用赵时春。徐阶在《墓志铭》中说：“冀论定后荐，且计公年未六十，用世之日长，不意其遽卒！盖不独予负公，即公亦且自恨其不及俟予说之行也。”徐阶所言“论定”，就是希望朝野舆论平息、不再指向赵时春，“荐予说之行”即荐举、起用赵时春，但没想到赵时春竟然因中风而终老于家，所以徐阶说自己对不起赵时春。由此，我们推断，赵时春在家闲置十余年，其间对徐阶不荐举自己是有一定看法的，不然，徐阶作为赵时春相交三十余年的老友，且位望显赫，为赵集写序，自然在情理之中，对于赵集也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可是赵时春毕竟没有这样做，以至于其生前只请胡松、李开先序其集，而不请徐阶。直至赵时春死后，其子才辗转请托徐阶为作《墓志铭》。而且，《赵浚谷集》的附录中并没有收进徐阶的《浚谷赵公墓志铭》，却收进王崇古《赵浚谷墓表》，尽管王崇古《墓表》中对徐阶《墓志铭》多有引述，两文中部分内容形同，但徐阶乃国朝首辅、大学士，其位望之高，远在王崇古之上，两文并收，应当是人之常情，但毕竟没有收录进来，这可能也反映出赵时春后人对徐阶的某种看法。
这样的看法，还可以从王崇古《浚谷赵公墓表》一文察出端倪来。王崇古是明代中后期抗御俺答的名将，其“俺答封贡”之议为明朝赢得了北边和平。徐阶在朝主政期间，对北边俺答防务十分关心，因此，王崇古对徐阶也心怀敬意，在《墓表》中，王崇古对徐阶倍示虔诚，但更耐人寻味的是，王崇古对徐阶与赵时春二人长达三十年的交往发出了无限感慨，云：“历观赵公生平所树立，于徐翁没所慨铭，诚相负耶？非耶？公允可慰于地下乎？否耶？”“有臣如二公，乃竟必不能协恭以底绩焉，天耶？数耶？世固未可测也！”王崇古之所以慨叹徐、赵二人的交往，起源是徐阶《墓志铭》中关于自己辜负赵时春的言论，而王崇古的感慨，也隐约透露出晚年赵时春对徐阶主政期间不荐举自己幽怨。王崇古曾经在宁夏、陕西担任防务，其间数次与赵时春见面，赵时春也有赠给王崇古的诗歌，因此，可以推理，王崇古是比较了解赵时春晚年心态的。既然这样，那么，赵时春生前不请托相交三十年的老友徐阶为其文集作序，也是有深衷的。
3、《洗心亭诗余》一卷、《稽古绪论》（不分卷）的编辑、刻印
两书内容较少，系赵守岩在刊刻《赵浚谷集》十六卷本之后，又陆续收集到赵时春部分没有收进十六卷本中的诗文、论述，于是在隆庆四年（1570）将其分类刻印，遂有这两个本子。我们现在要整理《赵浚谷集》，这两卷书的内容是应该并入、至少是附录于其中的。
4、《赵浚谷集》十六卷、十三卷本之异同、优劣
其中十六卷本为赵时春生前手自编定，内容分诗、文两部分，诗六卷，1550余首，文十卷，370余篇，诗文均有详细的编年，是《赵浚谷集》最早的版本；该本前有胡松、李开先、徐阶三人的序言，后附有《赵浚谷疏案》一卷、王崇古《赵浚谷墓表》一文、周鉴《永思录》一卷。十三卷本是由赵时春外甥、女婿周鉴在十六卷本的基础上选编而成，将原来诗文的编年打乱，重新分类，诗分四言诗、乐府、五言古诗等9类，文分赋、颂、议、疏等9类；该本前有胡松、周鉴二人的序言，其中胡松序与十六卷本同。
《赵浚谷集》十六卷、十三卷本各有优劣。从内容编次来看，两本都分诗、文两部分，不同在于十六卷本是编年，是全编，即基本收罗了赵时春的所有诗文，而十三卷本是编类，是选编，即由周鉴精选了赵时春诗文的三分之一。从体例上看，十六卷本由于是陆续编定，且最后由周鉴增补，所以前后多有不一致的地方，如周鉴《永思录》、徐阶序等，其写作时间与诗文刊印时间不一致；而十三卷本则内容较精，编次细致，体例统一。从版面效果看，十六卷本字迹多有不清楚的地方，少数页面字迹漫漶，甚至偶有页面脱落，估计这是赵守岩刊刻仓促所致；而十三卷本则刻工精良，版面清晰，可补十六卷之不足，洵为善本，这应当归功于周鉴，周鉴为方面大员，在经费、人力等条件上都胜过赵守岩，所以十三卷本在刻印、编次方面也都胜过十六卷本；仅就十六卷本来说，其中由周鉴补入的《疏案》、《永思录》等刊印精细，版面效果也要胜过诗文部分。总之，十六卷本胜在全，十三卷本胜在精，二者可互相补充。
三、现行善本书目对《赵浚谷集》载录的两处疏漏
《赵浚谷集》十六卷、十三卷本，现在国内二十余家图书馆都有收藏，许多善本书目也都将其列为善本书。不过，可能是由于失于深察，这些善本书目在列举赵集时，还间或存在着一些疏漏，现列举如下：
1、大多数的善本书目将《赵浚谷集》十六卷本题为“明万历八年周鉴刻本”。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目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及一些高校图书馆善本书目均是。按：前文述及，《赵浚谷集》十六卷本乃赵守岩刊刻于隆庆元年（1567），历时两年多，因此，题为“明万历八年周鉴刻本”是不合事实的。果真这样的话，那周鉴在万历八年（1580）就刊刻了两种《赵浚谷集》的本子，即十六卷本和十三卷本。我们以为，这没有必要，也不合情理。各善本书目之所以致误，可能是因为十六卷本卷首有万历八年的徐阶序，书末有隆庆四年（1570）以后的周鉴《永思录》，于是各书目遂将十六卷本定为“明万历八年周鉴刻”。我们的结论是：十六卷本诗文的刊刻是赵时春之子赵守岩而不是周鉴；十六卷本中的徐阶序、《疏案》、《永思录》，是后来周鉴添加的。
2、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云：“考原本刻成于嘉靖四十四年，而文止于四十二年。隆庆元年又补四十二年以后所作为卷第十，即为此本。然则此本实即李开先序本，至徐阶所序，明为周鉴刻本而作，馆臣偶未察也。”按：王先生所言指《浚谷集》十六卷本，其考究在现行善本书中可谓极深细，但王先生“原本刻成于嘉靖四十四年”的说法似欠准确，可能王先生是将李开先作序的时间认为是十六卷本刻成的时限，但这与徐阶序所言赵时春“捐馆舍后，其子守岩秘梓于思成堂”的说法明显相背。我们以为，李开先作序时（嘉靖四十四年），《赵浚谷集》只编定了雏形，尚未付梓，其真正刊刻，是在赵时春去世后，即隆庆元年以后的两年时间内（1567—1569），万历八年（1580）周鉴又有补刻。王先生“徐阶所序，明为周鉴刻本而作”，即徐阶序是为十三卷本而作的说法是准确的。
（《甘肃文史》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