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并成杨发鹏
东汉末年，旧京长安以西地区出现了一批以张芝为代表的草书书家，他们执着地痴迷于草书，既有领袖人物，又有许多追随者和继承者，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并有着明显的地域性和一致的艺术追求，这是书法史上的第一个流派，其领袖人物就是张芝①。作为书法史上的一代宗师，张芝也因之被誉为“草圣”。
张芝是敦煌和甘肃历史上的名人，是陇原的骄傲。张芝所创造的草书艺术成就及以其为代表形成的草圣文化，千百年来绵延不绝，光耀华宇。草圣文化是先祖留给我们的一笔价值连城的宝贵财富，是灿烂辉煌的河陇历史文化中的亮丽篇章，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今天，它仍然有着重要的史鉴意义，值得大力发掘和弘扬。
笔者检索传世文献和敦煌遗书，拟对张芝其人其事作一较系统的梳理和探讨，并就我们今天发掘和弘扬草圣文化的有关问题提出若干拙见，以就教于学界。
一、关于张芝的籍贯
张芝，字伯英，生年不详，约卒于东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对于其籍贯说法不一。梁尉英《张芝籍贯辨》②一文，列举出了张芝是酒泉人、敦煌人、弘农人、渊泉人等四种说法，分别予以论述，得出张芝是敦煌人的结论，并彻底否定了渊泉人的说法。马明达《〈张芝籍贯辨〉驳议》③一文，则否定了梁先生的观点，指出张芝的籍贯乃敦煌渊泉。笔者赞同马明达的看法。但马先生的论述似有些简略，而更可注意的是，后来一些研究书法的人也许没有看到马先生的文章，也没有经过认真推敲，直到现在仍然沿袭以往的一些错误说法。为之对此问题尚有重新讨论的必要。
1、敦煌酒泉人之说
朱仁夫④、华人德⑤、郑晓华⑥等认为张芝是敦煌酒泉人，其依据主要是沿袭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出版的《二十五史》之《后汉书》中的记载。该书《张奂传》云：“张奂，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张奂是张芝的父亲，故他们依此认为张芝也应是敦煌酒泉人。敦煌与酒泉为汉武帝所设河西四郡中的二郡，据《汉书·地理志》，酒泉郡置于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后元元年（前88年）从酒泉郡分置敦煌郡。此后酒泉与敦煌互不统属，酒泉境内无敦煌，敦煌境内亦无酒泉。敦煌酒泉人，实乃敦煌渊泉人刊写之误。由于《后汉书》刊本的一字之讹，导致了敦煌酒泉的荒谬说法。对于这个失误前代学者钱大昕、张澍、王先谦等都已指出过，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已做过校改。然而现在还是有些人疏于深究，在他们的论著中沿袭了这个刊写的讹误。
2、弘农人之说
《晋书》卷36《卫恒传》引该氏《四体书势》云：“弘农张伯英……”。汉代弘农约在今河南省灵宝县南。《后汉书》卷95《张奂传》：“永康元年春，东羌、先零五六千骑寇关中……冬，羌岸尾、摩蟞等协同种复抄三辅。奂遣司马尹端、董卓并击，大破之，斩其酋豪，首虏万余人，三州清定。论功当封，奂不事宦官，故赏遂不行，唯赐钱二十万，除家一人为郎。并辞不受，而愿徙属弘农华阴。旧制，边人不得内移，唯奂因军功特听，故始为弘农人焉。”以此段记载看来，张奂因军功被恩准徙居弘农华阴，张芝亦可能随父移住弘农。但若以此断称张芝为弘农人，显然欠当。按照通例一个人的籍贯多以其祖居地或出生地而言，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一生中可能多次迁徙，但均不以其后来的迁居地为籍贯。《后汉书·张奂传》又记：“奂前为度辽将军，与段熲争击羌，不相平，及熲为司隶校尉，欲逐奂归敦煌，将害之。”后来张奂写了一封言辞哀恳的信给段熲，段熲受到感动而没有杀害他，但张奂是否被逐回了敦煌，其文语焉不详。如果张奂回到敦煌，那弘农之说就更站不住脚。
3、敦煌渊泉人之说
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张奂传》：“张奂，字然明，敦煌渊泉人也。”则其子张芝籍贯自然应为敦煌渊泉县。清代学者张澍《续敦煌实录》亦云：“太常（张奂）为敦煌渊泉人。渊泉为敦煌属县，后汉做拼泉，若酒泉，自为郡也。今《后汉书》作‘酒泉’者，传写之讹。”⑦清道光年间纂《敦煌县志》等亦称张奂为敦煌渊泉人。渊泉为汉代敦煌郡所辖六县之一，笔者考得其治所即今甘肃瓜州县东部的四道沟古城废址⑧。总之，张芝的籍贯显然应为敦煌郡渊泉县，他绝非弘农人，至于敦煌酒泉人之说则纯属谬误。当然亦可称张芝为敦煌人。敦煌文书P．2635《类林残卷第九》工书条：“张芝，字伯英，敦煌人也，善草书。”张芝生于敦煌渊泉，但并非一直生活在渊泉，他可能随其父到过弘农或其它地方。据敦煌文书P．2005所记效谷府墨池遗迹（详后），至少说明他的青少年时代应是在敦煌城内度过的。敦煌作为郡治，乃一郡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人儒士、学者僧道大多会选择人口多、文化氛围浓、影响大的地方学习知识或讲经布道，张芝这样的名士自然也不会例外。
二、张芝的品行与临池学书精神
张芝作为名噪一时的大书法家，其品行、勤学精神都是足以令人称道的。《后汉书·张奂传附张芝传》李贤注引王愔《文字志》：“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学，文为儒宗，武为将表。太尉辟，公车有道征，皆不至，号张有道。”汉末辞赋家赵壹《非草书》评论他说：“窃览有道张君与朱使君书，称正气可以消邪，人无其衅，妖不自作，诚可谓信道抱真，知命乐天者也。”⑨
古代中国一个人若能步入仕途常常被看作是其个人和家族的莫大荣耀，官品的高低也常被作为衡量个人和家族社会地位的重要尺度。正由于此有些人为做官而不惜一切，甚至不择手段。但张芝却在太尉辟、公车有道征的情况下竟然屡次拒绝出仕为官，不能不说其品行之高洁。当然也有人对张芝不入仕途另有解释，认为他是因受其父宦海沉浮、屡遭打击的影响而不愿应征出仕的。张芝的父亲张奂，屡立军功，却因不事宦官而得不到升迁，后来又被宦官利用，错杀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最后又因政敌报复，险些丧命，这种解释确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无论什么原因，由于官场的污浊、仕途的险恶，世人对于那些品行高洁、学识渊博或学有所长而不愿应征入仕的贤士，历来评价甚高。张芝在当世就已获得了“张有道”的美誉，又被赵壹称为“信道抱真，知命乐天”之人，确能表明他操行高尚。
张芝之所以在书法上取得杰出成就，是与他的勤学苦练分不开的。《文字志》云：“（张芝）尤好草书，学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水为之黑。下笔则为楷则，号忽忽不暇草书，为世所宝，寸纸不遗，韦仲将谓之‘草圣’也。”《后汉书》卷36《卫瓘传》和前引卫恒《四体书势》亦如此记载。崔、杜即指东汉晚期著名的书法家崔瑗、崔寔、杜度，他们皆以草书见称于世。张芝钟情于草书，学习崔、杜笔法，苦心孤诣，孜孜不倦，就连家里刚织就准备做衣服的布帛，都先拿来练字，直到练得无法分清字迹时才拿去染色做衣。他在水池旁边习书，直到练得毛笔把池水都洗黑了，可见其所下功夫之深。难怪后人把学习书法又叫做临池，临池学书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南朝梁庚肩吾《书品》论说张芝、钟繇、王羲之三人的功夫与天资云：“……带字欲飞，疑神化之所为，非世人之所学，惟张有道、钟元常、王右军其人也。张功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及邺下之牍。王功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功夫过之。”⑩
张芝、钟繇、王羲之都是顶尖级的书法大师，张芝的书法成就更多的是来源于他的勤学苦练。王羲之对张芝的勤学精神也非常佩服，他在写给别人的信中说：“张芝临池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
汉晋之际草书非常流行，学练草书的人也很多，草圣张芝令学书者风靡景从。东汉光和年间（178—184）赵壹在《非草书》中描述当时草书盛行的情况：“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时之彦哲也，然摹张生之草书过与希孔彦也。”学好草书，并不能像善史书和精八体的人通过考课选拔而进入仕途，也不会像鸿都门学中人因工书鸟篆、而受到皇帝的封赏，但还是有不少人如痴如醉地痴迷于练习草书。《非草书》又云，研习草书之人“专用为务，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惶戏谈，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角思出血，犹不休辍。”赵壹的描述或许有所夸张，但其所云这些研习草书的人对艺术如此顽强追求的精神当非虚言。他们的这种执着与沉迷，自然是受到张芝临池学书精神与其书法成就的感染和影响。
张芝姊之孙索靖，自幼亦受其祖风陶冶熏染，临池习书，秉承先祖神韵，亦成为名贯古今的一代书法大家。《晋书》卷60《索靖传》：“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靖与尚书令卫瓘俱以善草书知名，帝爱之。瓘笔胜靖，然有楷法，远不能及靖。”不仅善书法，索靖还注重对草书的书写特点从理论上加以分析总结，撰成《草书状》。他写道：“盖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1引宋羊欣《能书名人》：“敦煌索靖，字幼安，张芝姊之孙，晋征南司马，亦善草书。”同书又引南齐王僧虔《论书》：“索靖，字幼安，敦煌人，散骑常侍，张芝姊之孙也。传芝草而形异胜，矜其书，名其字势曰银钩虿尾。”张怀瓘《书断》：“索靖，字幼安，敦煌龙勒人，张伯英之隶孙。……幼安善章草书，出于韦诞，峻险过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时人云，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索。”敦煌遗书P．4016《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亦载，崇恩先祖“晋司空索靖，惠帝时敦煌贤达，临池学书，翰墨无双。……天纪文明，卓然贻则，鸿飞冲翼，响日下而联行；草圣腾芳，映华风而盖代；图成心镜，法沧海而翻波；笔写灵台，树长松于岳峙。千室之邑，焉有如斯者欤！千岁留踪，但仰临池之妙。”P．2625《敦煌名族志残卷》亦载索靖事迹。
三、张芝的书法成就及其影响
张芝苦练书法、勤奋不辍，终于成为名重当时、青史留名的大书法家。张芝书法上取得的成就，大略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精于章草
张怀瓘《书断》：“案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至建初中，杜度擅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魏文帝亦令刘广通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惟张伯英造其极焉。韦诞云：‘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画微瘦。惟刘氏之法，字体甚浓，结字工巧，时有不及。张芝喜而学焉，专其精巧，可谓草圣，超前绝后，独步无双。’”章草是由隶书到草书的一种过度书体，虽非张芝所创，但张芝师法前人而又超越前人，将其推到了登峰造极的精熟程度。《书断》又云：“（张芝）好书，凡家之衣帛皆书而后练，尤善章草书，出诸杜度、崔瑗。云龙骧豹变，青出于蓝。”张芝跟随崔、杜学习章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书断》将先秦至唐初以来著名书法家的作品，根据其书体、书法特点和影响大小依次分为神品、妙品、能品三级。神品乃得自然之造化，浑然天成，达到一种超然的艺术境界，普通人很难做到。《书断》将张芝的章草、今草均列为神品之首，可见他的成就之高。
2、创作今草
《书断》又云：“案草书者，后汉征士张伯英之所造也。……然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此也。……伯英虽草创，遂造其极，伯英即草书之祖也。”《四体书势》亦云：“草书者，张芝造也。草乃文字之末，而伯英创意，庶乎文字之先。其功临乎篆籀，探于万象，取其元精，至于形似，最为近也。字势生动，宛若天然，实得造化之姿，神变无机。”《书断》往往把某一书体指认为某一书法名家所创，恐不免有失武断，但其认为“今草”为张芝所创则是合乎事实的。华人德即认为张芝创作今草是完全有可能的。他说：“章草过度为今草，不是完全新创了一种字体，很大程度上只是风格的转变，章草只有再放纵连绵，就成今草。张芝所处的东汉末期，客观上已具备了今草产生的条件，通过他的主观努力，创作出今草，应该是合乎事实的。”言之甚是。今草有别于章草，用笔流动放逸，字画间常萦带连绵。今传《淳化阁帖》中张芝《冠军帖》，从笔势形体看，应是晋宋以后人所作。瘐翼与王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张怀瓘《书断》中也提到张芝“遗迹绝少，故褚遂良云：‘钟张之迹，不盈片素。’”张怀瓘将张芝章草、今草、行书皆列入神品，将其隶书列入妙品，但都是沿袭前人之说，他并未亲眼看到多少张芝真迹。
3、艺术风格和书体特点
由于缺少可靠的传世作品，我们无法准确分析张芝的艺术风格和书体特点，只能从前人对其书法的评价和关于草书的记载中，窥其大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