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始人员每人出资400美元作为启动费。该机构将从付给摄影成员的拍摄费用中提取40%，从摄影人员自己找到的拍摄费用中提取30%，并从转销费中提取50%。凡迪维特夫妇将在格林威治村第8街开办纽约办事处，里塔出任办事处的主任，每年获取8，000美元。玛丽娅·艾斯纳将在她家里开办巴黎办事处，地点位于圣昂内富布热路125号，每年获取4000美元。
还有其他很多机构也准备继续推广社会公认的摄影家作品40年代初期，卡帕跟基地在纽约的图片联盟关系密切。这个图片联盟是一个松散的摄影家组织，旨在推广左派报道，但是，该机构并不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运转的，而是一批思想接近的激进摄影记者的网络。1940年2月和1942年4月，卡帕曾在该联盟会上发言，谈到了他在中国、西班牙的工作以及总体的战争摄影，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时讲话的原稿没有留下来。1947年12月，图片联盟被宣布为颠覆性机构，并被列上美国司法部的“黑名单”。1951年夏天，该机构解散，它是冷战时期反共歇斯底里的另一牺牲品。。让纽约、巴黎和伦敦的编辑部门大跌眼镜的，是梅格纳姆准备保护其成员版权和底片所有权的大胆宣言——在摄影人员与像《生活》杂志这一类的大型杂志打交道的方式上来说，这个宣言毫不亚于摄影业的一场革命。法国摄影家罗米奥·马尔丁内认识卡帕及其他创始人员。“卡帕的思想——尤其是说新闻摄影从业人员如果不拿到自己的底片，那就什么也不是的想法——将证明是新闻摄影历史上最明智的思想，”他于1997年写道，“这个合作机构是保留这些权利的最好办法，也是保障其成员拥有行动自由的最佳方式。”
从开始起，卡帕就担心，人们也许会把这个机构看成是业余爱好者的团体。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梅格纳姆必须按照其他通讯社的方式运作，无论其宣称的理由与活力有多么大。换句话说，这个机构必须提供商业上的内容：主流的图片文章。在所有创始成员中，只有卡迪埃-布莱森有能力不理睬这样的实际限制，而卡帕也不希望他的超现实主义者的美学思想慢慢束缚住梅格纳姆，因为以金钱来看待事物的普通编辑不一定喜欢这样。“要小心标签，”卡帕提醒他说卡帕不用担心。卡迪埃-布莱森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证明自己是世界一流的新闻工作者。2000年，很少露面的卡迪埃-布莱森出现在一个脱口秀节目中。有人说，他是20世纪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对此，他露出一脸苦笑，他重复了自己经常描述卡帕的一句话，说卡帕是凭直觉办事的摄影家，是摄影界伟大的冒险家之一。，“标签让人开心，但是，有人会把标签贴在你背后，让你终身难以洗脱——‘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小摄影师’。你会失败的——你会陷于过于精致，过于矫饰的泥淖。应该接受‘新闻摄影记者’的标签，之后把一切都留给自己，留给自己最隐蔽的内心1999年，卡迪埃-布莱森发给我一份传真，解释说，他已经重复了很多次说过的话，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轶闻趣事可以提供的。但是，让人感激的是，他寄给我一首诗，就是出现在本书前面的那首。”
彼埃尔·加斯曼回忆梅格纳姆最初的日子，语气里不乏亲切感，因为那些日子标志着他与这个机构联系的开始，他是这个机构的独家承印商。直到今天，他仍然是梅格纳姆的名誉董事。他还强调说，如果没有契姆的影响，梅格纳姆也许一直都保持为一个幻想。正是因为契姆同意了卡帕建立梅格纳姆的计划，其他创始成员才纷纷跟上来。契姆很冷静地分析了开办这个机构的风险，而且在最初的几年使梅格纳姆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同时，卡帕在前面当一个很有领袖气质的人物，他跟编辑人员建立联系，尽可能进行了很多战后的工作接触，创造了很多收入来源。
这个机构最初最重要的客户是约翰·莫里斯，他离开《生活》杂志，到《妇女家庭杂志》当了一名图片编辑：梅格纳姆在头5个月获得的共15294美元的收入的三分之二就来自他的杂志提供的业务。莫里斯还跟卡帕一起构思了一个想法，准备对世界各地的家庭做一个比较报道，叫“人就是人”，并说服《妇女家庭杂志》来支持该项计划。《妇女家庭杂志》同意了一个共15000美元的资助。契姆将报道法国和德国的一个家庭，罗杰将报道非洲、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家庭，而卡帕将在他与斯坦贝克在苏联的旅行途中拍摄苏联家庭的情况。
卡帕和斯坦贝克终于在1947年7月31日到达莫斯科。那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机会。肯定的，如果有哪位摄影家可以让自己的镜头在铁幕之下对错方向，那一定就是卡帕。为了这个目的，他带上了很多设备：多部不同相机，数百盒胶卷，极多的照明设备，结果，光行李超重费他就付了300美元。
在莫斯科机场，卡帕很快就想办法确保自己赶快拿到自己的10件行李。之后，等待来人接走他们的时候，他将行李锁在一个房间里，同时，卡帕告诉机场负责人说，他们应该以自己的生命看护好那些设备。斯坦贝克写道，“一般来说，卡帕心情轻松，很开心的样子，但是，涉及相机的事情时，他会成为一个暴君和讨人厌的家伙”。
官员们看护行李的时间远较卡帕预期的等待时间长。没有人到机场迎接两位记者，而事先却是安排好让《先驱论坛报》莫斯科站的记者艾德·加里莫来接他们的。结果是，加里莫因事离开莫斯科，因此，卡帕和斯坦贝克发现自己搁浅，而手头又没有钱——哪怕他们有必须的卢布，也没有出租车可以搭乘。
最后，一位抱同情态度的法国邮差带他们进了莫斯科。当时，外国人能够居住的惟一地方就是大都会饭店和萨伏伊饭店，但那里已经住满了。最后，他们拿到了去加里莫公寓的钥匙，在那里，他们喝了几轮杜松子酒，把他的威士忌喝个精光，让加里莫很是不高兴。第二天，负责他们行程的俄国情报机构在萨伏伊饭店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套间，这使他们的精神为之一振。套间里有很大的浴盆，这让每天早晨惯于仪式性泡澡的卡帕很开心，但在酒吧里，其他记者提醒他们说，离开莫斯科地区以后，除开找到过夜的地方有麻烦以外，他们还会碰到更大的麻烦。
10年以前，斯坦贝克到过莫斯科，当时，他看到的是一个混乱的首都。现在清洁多了，有了很多新建筑和斯大林纪念碑，但是，人们看上去面呈灰色，一脸阴沉。的确，他们都太累了，被战争、强制性集体化和斯大林主义的监视生活弄得精疲力竭。妇女出门都不化妆，那被认为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豪华奢侈品，大部分人的衣服都是廉价的，很俗气。许多人仍然穿着战争时期的军服，他们也只有这样一些衣服在《俄国日记》中，斯坦贝克没有提到，1946年11月，莫斯科的许多犹太知识分子因为受到斯大林的怀疑而不准加入苏联作家协会，斯坦贝克本人参加过这个协会的一次庆贺晚会。许多犹太作家都死在古拉格群岛，苏联的许多最优秀的科学家也在那里当奴隶，制造那个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
在他的报道中，斯坦贝克也没有提及普通人的生活。1946年8月，也就是他们到达苏联的头一年，斯大林命令尤里·兹达诺夫发动一场巨大的意识形态运动，以抵抗西方文化的影响。斯坦贝克有可能不知晓这个运动吗？也许——在麦卡锡反共活动期间，此人曾支持伊利亚·卡赞，而且，在他的整个一生，这个人一直都在进行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欺骗。在苏联，跟一名间谍谈话期间，斯坦贝克坚持认为，美国没有阶级差别。苏联间谍指出，苏联人是通过《愤怒的葡萄》这一类的书了解美国的阶级差别的，斯坦贝克“脸红了”，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继续否认“敌对阶级”的存在。
等待离开莫斯科的许可证时，斯坦贝克很快就看到了不同的一个卡帕，这是与他在不同酒吧和新闻报道团里认识的迷人的卡帕有很大不同的一个人。“正是在这里，我才发现了卡帕性格中令人极不愉快的一个方面，而且我觉得提出警告是正确的事情，以免某些妇女会听他关于婚姻的一些建议。他是一头浴室猪，而且是让人很好奇的一头浴室猪。”他带着某种程度的讥讽写道，可叹的是，卡帕仪式性的晨间泡澡活动终于结束了，因为旧浴盆十分毛糙，将他的屁股割得流血。
在莫斯科待了一个星期后，卡帕仍然没有得到在街道上公开拍摄照片的许可，他请求苏联新闻官员允许他拍照。那名官员保证加快办理的速度。卡帕参加了一次联欢会，希望能够忘记自己的挫折感，结果却使自己对旅行的前程更加忧心了。跟他一起参加联欢会的其他客人，还包括其他国家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们的妻子，一个个满眼悲伤的样子。苏联当权人不允许这些人离开自己的国家与丈夫团聚，哪怕英国首相克利门特·阿特利要求给予她们出境签证。如果苏联人在如此简单的人道要求上决不妥协，那么，拍摄自己想要拍摄到的内容还有什么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