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喝完几份鸡尾酒后，卡帕对她说，如果她真想抓住现在，抓住眼前，那就应该去别处找，这也是他惟一能够提供的东西，如果这还不够，那她就应该继续自己的生活。但是，她忍受不了失去他的痛苦，哪怕他拒绝扮演她要他扮演的角色。在整个1946年，只要抽得出晚上或周末的时间，他们都会继续幽会，卡帕现在一半是她的丈夫，一半是极有控制力的史凡枷力，而鲍曼也就是他毕恭毕敬的学生。她开始看报纸，更仔细地查找红酒栏的消息，慢慢培养出对美食和欧洲电影的兴趣。卡帕告诉她说，美国大部分电影都是让人过度紧张的肉浆戏。如果她当真希望成为艺术家，那就必须跟体面的导演合作，比如罗伯托·罗塞里尼这样的导演。
一天下午在纽约，她看了罗塞里尼的杰作《罗马》，这里面有自20年代以来出现在欧洲许多严肃电影中的有价值的纪录影片内容。她看得目瞪口呆，离开电影院的时候，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如果能够出演这样的一部了不起的艺术电影，哪怕只有人因为一部这样的影片而记得我也行，”她告诉卡帕说，“这比我拍的很多赚钱电影强得多。罗伯托·罗塞里尼为何不来好莱坞跟像我这样的人拍一部电影呢？”卡帕提醒她说，她应该小心为是，不要把艺术家的性格与他的作品混为一团。但是，他的话只不过是一阵耳边风。
1946年8月，他随她回到好莱坞拍摄她的下一部电影《凯旋门》，这部电影根据艾里克·马里亚·雷马克一部描写30年代末期发生在巴黎的一个间谍和叛变故事的小说拍摄的鲍曼在纽约过得极愉快，到达拍摄现场的时候，她的体重增加了二十磅。电影制片人戴卫斯·刘易斯说，他请林德斯特洛姆“给家里的冰箱上锁”。（利马，《时光飞逝》）。鲍曼问该电影导演刘易斯·米尔斯通，电影实际投拍过程中，卡帕可否拍摄照片。米尔斯通很高兴有这么一位著名的战地摄影家出现在他的拍摄现场，而且他本人也迷恋鲍曼，就跟希区柯克过去一样。每天晚上，弧光灯熄灭之后，卡帕就跟鲍曼和共同主演查尔斯·波义尔一起到他的办公室喝鸡尾酒。让鲍曼十分惊奇的是，他经常会喝醉，醉到出丑的程度。他会跟在战争年代一样兴致勃勃地豪饮，而在那个时代，醉酒仅仅只是镇痛剂和取暖的燃料。但在1946年，生活中并没有或生或死的情形可以使他转移对酒瓶的注意。午饭之前很久，他的第一小瓶酒就已经喝下去了。
卡帕经常在罗曼罗夫咖啡厅或其他一些经常有名人出入的地方喝很长时间的午餐酒，到了早晨，在他从沉沉大醉中恢复过来以前，经常会暴跳如雷，脾气很不好，这很快就让鲍曼感到厌烦了——“喝酒即是镇痛剂，也成为某种类似男子气概挑战的东西”。因此，电影一边拍着，他们的感情也慢慢冷下来。欧文·肖在马利布的家不再是约会的方便处所了，因为她的工作计划已经排得满满的了。她也不想冒险在阿拉花园酒店冒被人看见的风险。她意识到，卡帕的生活已经变成一种让人压抑的沉闷了，中间只有肾上腺素的上升与喝醉酒时的赌博。平静无事会让他感到无聊。假扮“不由自主的唐璜”看起来也不能满足他。
经过十多年战争生活后，卡帕开始显示出战后压抑症的许多特征了：坐立不安，酗酒，易怒，压抑，存活者的内疚心理，缺少方向感，很少掩盖住的虚无主义情绪。在他们两人的关系建立之初，他就承认过，说他经常被死亡的阴影所追迫。现在她明白，他当初说的是真话。在他永远“高兴”的面罩后面，她看到了很多属于心理盾牌的东西，对于一个需要假装成别的某人才能逃避战争造成的情感损害的人来说，这个盾牌是非常必要的道具。
欧文·肖后来解释说，“保持高兴的外表，意味着人们要么进入下一场战争，要么进入下一个酒吧，不管到底多么晚了，也不管战争有多么残酷。它意味着一个人必须打完每一局牌，必须跟在场的第一个人赌到必须输掉六个月的工资，之后购买下一轮酒，必须无意义地借钱给别人，或者大笔借别人的钱，而且必须跟非常漂亮的女人来往，最好是能够跟报纸上报道过的一些漂亮女人混在一起。”
《凯旋门》从票房收入的角度看是个让人失望的失败，但是，鲍曼在里面有很多形象鲜明的镜头，如《画报》杂志在影片拍摄期间自豪地宣称的一样，这部电影也有创新的一面：“摄影机在转动的时候，卡帕也在里面拍照。据说，那是拍摄期间得到的第一批静止画面。”跟《恶名昭彰》一样，故事与现实之间有很多可比的地方。卡帕当时在场，事实上就是装扮罗马尼亚—个意大利籍卡巴莱歌手的拉维奇医生的波义尔拒绝娶鲍曼的那一幕。“我等待着，”她说，“一直等着，但你总没有来……”
拍摄鲍曼最没有尘世气氛的样子——他拍的照片都是构图很好的照片，此时，卡帕本人也找机会出现在摄相机里面。他一直都在开玩笑，说自己本应该去当演员的。不去《凯旋门》拍摄现场的时候，卡帕就到欧文·皮切尔导演的《诱惑》里装扮吉卜赛仆人。但是，《诱惑》封镜之前，他却已经离开了好莱坞，而且永不再回来了。这次又是陪鲍曼去纽约，她在纽约百老汇进行第一次彩排，是演“少女贞德”。他们彼此见了几面，但是，两个人都明白，这场感情游戏已经暗淡下去了。他不愿意安定下来结婚——看起来，居家过日子比死亡更糟糕——而且她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职业，在一个没有合适承诺好让人保住脸面的男人身上打赌。
“我知道这个匈牙利人对我产生的影响，”她写信给朋友说，“对此我总是心存感激……我感觉得到，这种影响使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他知道，我们就要翻过这一页了。但是，围绕他的别的所有事情也不顺利，这可真是太糟糕了。但是，你自己并不能总把握住时机。我们在喝剩下来的最后一批香槟了。我是在从自己身上扯下极珍贵的一部分，但我们两个人都在理解过程中，而且也在做干净的手术，这样的话，两个人以后都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少女贞德》在华盛顿进行首映式的时候，卡帕已经回到巴黎。几个星期后，他写信来说，他极想念她。他买了一台打字机和一处房子。一处很小，另一处稍大些——离开巴黎有10英里，在密林里。里兹饭店的朋友们一直在探问她的消息。他请她给自己写信，并希望她做一个忠实的情人。他要她留下一瓶香槟，等他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再喝。另外，他还提醒她说，拍更多的电影，会使她更深地陷在好莱坞不得脱身，每开一次首映会，她会更少一些正常人的生活。在他的眼里，成功比失败更糟糕。他了解真正的英格丽，她是来自丁塞顿的一个少女，她的心属于瑞典。在信的最后，他告诉她说，自己有多么爱她。
鲍曼在百老汇的开场之夜极其成功，但是，几次热烈的喝彩之后，她冲进了卫生间，坐在那里大哭起来，她感到精疲力竭，突然之间感觉非常孤独。第二天，在发给她的成堆的贺信电报里，有一份是彼德发来的，彼德已经回到洛杉矶：“你让我哭起来。”一天接着一天，采访者络绎不绝。在无数影迷发来的邮件当中，她看到了已经陷入情网的卡帕寄来的信。工作从他身边偷走了她。他很少见到让他笑得如此开心的女人，让他如此爱惜生活的。他请求她不要从他的生活中消失，因为他目前的生活中已经没有多少值得他珍视的东西了。欧洲感觉起来很冷清，尤其是因为没有她。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他到处都能体会到她的存在。
卡帕一直在动，但是，在游牧民族式的移动生活中，他再也找不到安慰了。玛莎·格尔霍恩写道：“他总有钱四处行走，但一安定下来就没有钱了。”当年秋天，他飞往伊斯坦布尔，在那里执导一部毫无生气可言的纪录片，讲那个地区的冷战情形。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坐在宾馆房间的阳台上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但是，眼前有景看不得，满脑子都是鲍曼的影子。他们最后一次在一起的时候，他曾对她说，他想了解一下，离她远远的会是什么感觉，看看自己会想些什么。现在，他非常清楚这感觉是什么了——他开始自言自语了。
他还写信说，世界上有很多虚假的价值观。人们再也输不起了。但是，这次任务完成以后，留给他的印象却是：为此刻而活才是重要的。自从遇到她以后，他一直在考虑自己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在土耳其，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香槟。他一直在约束自己。但是，他还是对她很好奇。她在见任何人吗？他希望她听到他的声音，希望她让自己自由起来。
拍完纪录片之后，卡帕回到巴黎。之后，他去麦琪孚滑雪，最后飞回纽约。但是，鲍曼已经回到好莱坞去了，因此，他们安排好在爱达荷州的太阳谷见面，就在复活节的周末。她会跟丈夫一起先到那里的滑雪场过几天。不过，他们会想办法彼此见上一面。在太阳谷，他们最后一次做了爱。之后，鲍曼回到她的住所，再去扮演她极难的一个角色——一个忠诚和欢乐的主妇。
离开太阳谷之前，卡帕一直在当地赌场的轮盘赌和扑克牌桌上，直到输掉2000美元为止——那是他全部的积蓄。第二天早晨，鲍曼发现他一夜未睡，而且醉得很厉害。“这会有什么区别呢？”他告诉她说，“这对我很好。现在，我得更努力地工作了。”
大约是在这段时期，他在太阳谷的滑雪道上遇到彼德·林德斯特洛姆。根据彼德的说法，卡帕主动告诉他一些滑雪的小知识。他觉得受了冒犯——他是个滑雪专家，比卡帕滑得好得多。之后，卡帕告诉他说，他觉得英格丽需要休一次长假：最后一次在纽约见到她的时候，她看上去面色苍白、神情疲倦。彼德最终怀疑他了，质问英格丽的时候，她承认有这么一回事，但发誓说，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如果他起诉通奸，她会失去一切：丑闻会毁掉她的事业，而且会允许他看管佩娅。
根据多种说法，鲍曼和卡帕最后在太阳谷友好分手。鲍曼听到了卡帕的声音，也努力照他说的做。但是，她不愿意放弃一切去跟一个她后来说“慢慢爱得极深的”一个男人。不过，她总是对他存有很深的感激之情，他使她明白，好莱坞之外还有别的生活，也使她打开眼界，看到可以再次去欧洲工作的可能性。但是，对照而言，她后来声明，在12年的生活当中，彼德惟一的一句鼓励的话也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