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终于得到了许可证，并冒险到街头去拍摄莫斯科的八百周年庆祝活动的准备情况。但是，他所去的每一个地方，警察都阻止他拍摄照片，并一再要求他出示证明文件。经过几天类似的待遇之后，卡帕决定尽快离开莫斯科。他希望，离开首都这个偏执狂地区以后，将来可以当一个自由的新闻记者。他总有办法绕开政府的规定，得到有价值的照片。他很自信，一定能够再次表现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但是，这意味着他必须在比赛中胜出才能摆脱监视他的人，至少要胜出几个小时在乌克兰和莫斯科的苏维埃档案资料显示，卡帕和斯坦贝克到苏联后，他们就处在严密的监视中，他们两个不晓得在苏联期间，苏联政府怎样精心策划地跟踪他们。
为了把整个苏联扫视一遍，卡帕和斯坦贝克只好坐飞机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他们被告知战后道路还未修复。在两个城市间，即便相距几百英里，他们也不得不从莫斯科取道。理所当然地，这种情形便于让苏联特工监视他们的行动。。他一点也不知道，早已经有计划防止他进行类似的尝试。基辅的一名乌文会特工写的一份秘密报告总结出苏联人心里的意思：“乌文会给我们交待的任务主要是，国家经济和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的文化珍宝如何在战争中被毁坏，我们的人民如何花费巨大的努力加以恢复，并重建了这个国家。”
到他们离开莫斯科前往第一个目的地——乌克兰——的时候，斯坦贝克和卡帕的关系已经出现了紧张的迹象。卡帕有偷书的习惯，这在斯坦贝克看来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只要是英语写的东西，无论什么他都偷：《马克西姆·高尔基笔记》，一本《名利场》，甚至是美国农业部1927年的破旧报告。从艾德·加里莫的书架上，他拿走了一本新的艾勒里·奎恩的侦探小说，在1947年的苏联，那是相当罕见的珍奇之物。斯坦贝克挖苦地写道，他还偷女人和香烟，但是，这些罪行比较而言容易原谅得多。
他们终于在滚滚热浪中到达斯大林格勒，并穿过一处接一处的废墟，在斯大林格勒市中心找到一处“国际旅行社”。他们的房间正对着一处广场，二次大战期间，希特勒第六军的司令官、陆军元帅冯保卢斯经过著名的长期包围后，终于在这里向苏联红军投降。
卡帕1945年曾见证过柏林，哪怕如此，斯大林格勒的破坏情形仍然让他震惊。1939年，乌克兰4500万平民当中的15%在战争中死亡，而斯大林格勒一地就死了数万人。城市里没有一处建筑不是被损坏的。因为斯大林格勒是苏维埃巨大的胜利，卡帕获准在街上随便拍摄看到的一切1943年，苏联的胜利极大地扭转了战争的局面，使局势有利于盟军。
他发现，有很多人仍然像老鼠一样生活在隧道和他们原来的家里留下的地窖里，这使卡帕稍感宽慰。但之后，让他极度失望的事情是，人们拒绝让他拍摄一家坦克厂，在1942～1943年间的冬季，德国人和红军在那里有过一场最艰苦的战斗卡帕和斯坦贝克在乌克兰的时候，他们听说过关于斯大林格勒包围期间的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有一天晚上，他们坐着听轻音乐，看着伏尔加河在他们脚下流过。他们的房东谈到1942年冬季乌克兰让人无法想象的寒冷。房东说，在向法西斯开枪之前，一些人必须先用刚刚死去的战友的热血暖一暖手。。苏联人准许他们两个下去进行正式的参观，但相机必须留在旅游车上——对于他这样有声望的摄影记者来说，这是一个让人感到羞辱的时刻。
他气极了。斯坦贝克是可以记笔记的，在他看来，卡帕就像在参加葬礼。他们在工厂里四处走动，看到人们把毁坏的德国装甲车变成拖拉机。卡帕看到四处都是惊人的情景，都是“对比、角度和照片，都具有超过其自身的多重意义”。“在这里，只需要两张照片，”他对斯坦贝克抱怨说，“我就可以说明数千字才能说清楚的事情。”
可笑的是，当时正有一个苏联电影拍摄组在斯大林格勒，他们要再现这个城市的包围战，作宣传片用。但是，因为“一个接一个的事故”，如斯坦贝克所言，卡帕甚至都拿不到正在拍摄的那部电影的拍摄内容——这又是一个报道上的损失，在西方来说是有很大的商业价值的。但是，他想办法拍到了余下的一些德国战俘。那些人仍然穿着军服，上街的时候有卫兵看守着，他们是1944年投降的那几十万德国士兵中的幸存者斯坦贝克观察到，在街上碰到这些战俘的时候，人们都扭过脸去。他没有说为什么。根据一位当代作家，苏联公民害怕与外国人有哪怕“丝毫的联系”。在苏联，除非是按照正式规定和正常的程序，否则，与外国人有联系的人都会消失。（尤里·谢雷克，“您不想看到的是什么，斯坦贝克先生？”）。很少有人回到了他们的祖国。在一处小礼拜堂剩下的骨架里，卡帕遇到一位妇女，她躺在一处被毁坏的神坛前的地上。他还看到了另一名妇女，“眼睛瞪得很大，半疯狂的样子”，她在一遍又一遍地划十字克格勃想办法确保这样的照片不予出版，因为它显示出战后苏联的现实——这个国家在战争中损失了近两千万人，现在却无法恢复。
此后不久，根据其照片枯燥无聊的性质来看，卡帕尽量利用了这次“伏特加之旅”剩余的时间，那就是借酒浇愁。这就是到乌克兰狂喝一通，而那里的姑娘至少跟巴黎的姑娘一样漂亮。“卡帕不仅仅感觉这次旅行是个失败，”斯坦贝克写道，“而且他还觉得一切都是个错误，他认为自己也是个失败，说我也是个无用之人。他陷入了沉思之中。”
接下来的一站是佐治亚。10天之后，卡帕和斯坦贝克都因为饮食过度而气喘吁吁。因为虚荣心的驱使，卡帕每次餐后并不松下裤带，他以自己32英寸的腰围而自豪。两个人吃得饱饱的，而且被太阳晒得黑黑的，8月下旬回到冰冷的莫斯科，正好赶上这个城市八百周年大庆活动。
旗帜与横幅四处挂满，就跟奥威尔《1984》里面的情景一样。在巨穴似的发电机体育场，卡帕拍摄了数以千计的运动员。在市中心花园，他看到苏联家庭围在纳粹坦克与飞机旁边。八百周年庆的那天晚上，卡帕跟一百多万人一起拥向红场和周围的街道。“对于克里姆林宫里的那些人来说，那可不止是好玩和焰火的事情”，《生活》杂志报道说，这反映出冷战战士鲁斯对于共产主义的偏执狂情绪。“在八百年大庆会的演讲中，斯大林明确地说，无论世界各国如何看待苏联，他都觉得莫斯科是一场伟大运动的象征，这场运动就是要按共产主义的形象重整全世界。”
这期间，亨利·霍尔特已经在美国出版了卡帕的回忆录《稍有偏焦》。卡帕去了美国大使馆，而且，他后来在纽约WNBC无线电台上对记者说，他翻遍了“报纸，后来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相当篇幅的评论文章”。他把文章拿去给斯坦贝克看，斯坦贝克对他说，任何“聪明的”作家都不应该看他的评论人的文章。“因此，我很不好意思，”他后来开玩笑说，“之后，我拿着评论进了卫生间。”
《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反映了其他许多评论人的意见。照片不错，但对杜撰的说明文字感到可耻。《费城问询报》是夸奖力度最大的：“托尔斯泰用文字为塞瓦斯托波耳所做的，海明威用文字为卡波莱托所做的，克雷恩用文字为美国内战所做的，卡帕用他的相机做到了。”在《图片笔记》中，约翰·韦金很有眼力地描述说：“卡帕所讲的故事活泼生动，有个性，极好笑，跟他拍摄的那些严峻和并不那么好笑的场景相去甚远。”韦金继而批评了书的版面设计和霍尔特很差的印刷质量。许多照片是杂志上的专题文章补白用的，还有一些照片跟别的一些摄影者已经拍摄过多少次的场景雷同今天，卡帕的故事读起来就像一部B类电影诙谐的大纲：很生动，文笔洗练，但其内容的尖锐只是一些过眼即逝的东西。作为一部口述历史——这本书很大一部分题献给一位年轻的土耳其打字员——《稍有偏焦》堪与最吸引人的二战故事相比。而且，在康奈尔·卡帕的帮助下，由于当前个人回忆录的热潮，这本书又从默默无闻中复活了。1999年，现代图书馆的现代丛书重印了该书，使其并入“现代经典”名著之列。这次重印，美国现代图书馆增加了很多精美的图片，都是原版中没有包括进去的，还有很多是发生在卡帕讲述的故事之前所拍摄的照片。这本重印的书是原书篇幅的一倍，而且印制精美，其视觉上的冲击力远较原版强烈，所以，约翰·韦金批评原版设计粗俗还是相当有道理的。
虽然还只是9月初，冬季的寒气已经是扑面而来了。卡帕和斯坦贝克的房间缺少足够的暖气，不久之后，不在床上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披上大衣了。离开莫斯科前的三天，他们得知卡帕的胶卷必须冲洗出来，之后接受检查在不到四十天的时间里，卡帕拍摄了约4000张照片（其中几百张是彩照）：对于这位捉襟见肘的摄影师来说，这是相当庞大的数量。。他很不情愿地交出胶卷。他肯定苏联人一定会赶忙冲洗，因为数量庞大，而他们的冲印水平一定很差。这整个项目都是他出的主意，现在已经是一场灾难了，难道肯定就没有补救办法吗？
他在房间来回踱步，“跟失去了小鸡的一只老母鸡一样。”
离开的那天，在莫斯科机场，苏联人告诉卡帕说，他可以取回胶卷，并带出国。他拿到了一大箱胶卷，但被告知说，必须要等上了飞往基辅的飞机后才能拆封，飞机到基辅要加油，之后才能飞越铁幕。上了飞机后，脸色铁青的卡帕双手端着箱子。“很轻，”他告诉斯坦贝克说，“只有原来的一半重。”
“也许他们只是扔了几块石头在里面，”斯坦贝克说，“也许里面一卷胶卷都没有。”
卡帕摇了摇箱子。“听上去像是胶卷。”
“也许是旧报纸。”
“你个婊子养的，”卡帕回答说。
在基辅，卡帕经过了严格的海关检查。斯大林格勒那个眼冒疯气的妇女的照片，还有一些德国士兵的照片都不见了，“但是，没有真正重要……的东西给扣留下来。”卡帕十分沮丧，但很高兴还是拿回了胶卷，飞往布拉格的途中睡着了。
在《俄国日记》里，除开描写旅途中最后咬指甲的那一刻以外，斯坦贝克的结论是：“我们明白，这个日记对于牧师般的左派和破落的右派来说都不是令人满意的东西。肯定的，这样的日记是肤浅的，而且，它还能是别的什么样子呢？我们没有结论可以下，只能够说，俄国人民跟世界上其他各民族都是一样的。肯定有一些坏人，但到目前为止，好人还是居多。”斯坦贝克并没有提到“波尔托拉茨基同志”和他的乌文会间谍属于哪个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