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着感情谈到英国人，就好像他们才是对手；他谈到他们不声不响地胡乱应付的方式。”
玛莎·格尔霍恩《到死才分手》
1942年年初的一个早晨，卡帕在一个小公寓里醒过来，公寓在纽约第九大街西头60号的一幢5层赤褐色砂石建筑的顶层。他取回邮件，发现《柯利尔》杂志寄来一封让人开心的信——他们需要他去英国，之后准备报道盟军在法国或北非的登陆行动。更让人倍受鼓舞的是，还有预付的1500英磅支票在里面，或者大约是这么一个数目吧，都是他后来回忆的。但是，来自司法部的一封信却让他感觉大祸临头：他已经被分类为潜在的敌方侨民。他有可能被扣留。至少，他不再可能在公开场所拍摄照片了。只要在比如中央公园这样的地方拿出莱卡相机，他就有可能被逮捕。
1947年，他写了一部回忆录《稍有偏焦》，在书中，卡帕解释他如何作为“一个潜在的敌侨”而报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是这么做的惟一摄影家。他请《柯利尔》杂志的编辑做一些幕后工作，之后就去了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卡帕请一位抱同情态度的官员吃午饭，上了十多只龙虾，还上了一瓶1921年的蒙特拉榭酒。那位官员指点说，必须为他做特别的安排卡帕也许真的凭自己的魅力过了关，跟他后来所说的一样。但是，《稍有偏焦》的某些部分是不可信的，还有某些部分完全是编造的。事实上，卡帕是想把自己的回忆录写成电影脚本，并且从来也没有声称那是他在1942～1945年间的真实经历。《稍有偏焦》于1947年出版，出版的时候，护封广告上甚至都有作者写的这么一句警示的话：“如实照写明显是很困难的，出于这个原因，本人有时候稍有出格，稍有朝有利自己一面写的可能。本书所有事件和人物纯属偶然，但与真实有某种联系。”。等待大使馆的消息期间，卡帕跟米龙·戴卫斯夫妻一起留在华盛顿，他是《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年仅23岁。戴卫斯记得卡帕霸占着他家的浴室，“泡在浴盆里看他的书，一泡就是一两个小时”。有天早晨，卡帕忘了锁门。他不想从浴室出来，结果，戴卫斯就抓起他的劳莱弗雷克斯相机拍他的裸体。卡帕一点也不开心。“只有这样才能让卡帕从澡盆里出来。”戴卫斯说。他拍的照片显示，卡帕在看西门隆的小说，看上去视力模糊的样子，很适合那本小说。直到今天，他还相信卡帕的晨间仪式是“使自己从弗里德曼变成卡帕”所必须的。
最终，卡帕收到英国大使馆寄来的正式函件，这份函件可作为临时旅行文件使用。他回到纽约，打起行李，之后在城里过了最后一个晚上。他后来说，《柯利尔》杂志寄来的预付款他赌博输掉了，因此只好借了5美元的出租车费到达布鲁克林。他上楼清理允许他离开美国的一些许可证件，朱莉亚就在楼下的出租车里等着。他在码头上离开泪眼蒙蒙的母亲，挥手道别。之后，他下到船舱里放好行李，为自己喝了一顿庆祝酒——他终于再次成为战地摄影记者了。
卡帕的船是护航船队的一部分，这次横跨大西洋的旅行本身都是一篇好故事。1942年，大西洋战役发展到了关键阶段，贪婪的U型船使盟军货船受到很大损失。在卡帕与安全地带之间，一共有3000英里宽残酷无情的海域，里面活动着由140多条德国潜艇组成的“流氓团伙”。这段时期跨海去英国是最危险的。
第二天，卡帕跟海军准将麦吉自我介绍，他负责整条船队的安全。麦吉在一战期间曾进行过著名的多佛尔巡逻，1939年再次服役的时候，他已经退休八年多了。“听我说，在这次航行途中，别指望挖到什么独家新闻！”他警告卡帕，“我们的工作不是作战，而是要逃跑，要闪避。我们宁愿要一百多货船完全抵港，也不要维多利亚在任何一天多出一百多十字架来。”
跨海几天之后，警报终于响起来。发现30英里外有德国流氓出现。卡帕掏出相机，正好拍摄到水手们从机舱里跑出来进入战斗岗位的情景。在甲板上，他看见一艘驱逐舰在制造防护烟幕。黑烟从舰船上冒出来，同时在整个船队中间穿插。他很快连几码外的军官也看不见了，更不用说这个船队其他的二十多条船了。到了黄昏，大海翻起巨浪，是深水炸弹造成的。过了紧张的几个小时后，迎接的英国驱逐舰才重新加入船队，并一直护送船队到达安全海域。
5月中旬，卡帕到达伦敦。《柯利尔》杂志的记者昆丁·雷诺尔兹一个星期后才到达，他是派来跟他一起报道战况的。他是布鲁克林出生的美国人，性格外向，体重220磅，很喜欢喝酒，他们一起去伦敦的酒吧，结果很快就喜欢上了卡帕。卡帕写道：“伦敦在闪电战之后和美国人完全进入英国之前的精神面貌，既开放又友好。”有一天晚上，他们碰到《溪谷青青》的作者理查德·卢韦林恩，他的回忆录写的是在威尔士的矿区成长的经历。根据这本书改写的电影刚刚赢得1941学院奖的最佳摄影奖。“那里的溪谷到底有多青？”雷诺尔兹问他。“你自己去看看吧，”作者回答说，“看看我是否有所夸张。看看那些男女是怎么生活的，就是那些挖煤的人，那些参与最重要的战争工业之一的人们。”
卡帕和雷诺尔兹接受了卢韦林恩的建议。6月初，他们坐火车去威尔士，之后开车到了吉尔法高奇村，就在卡迪夫与以“迷谷”著名的布莱肯灯塔之间的那个地区。街道和山坡都蒙上了灰色的烟尘，绿草全部毒化了。30年代的大萧条还在这里延续。许多商店都钉上木板关掉了，大多数家庭要拼尽全力才能在餐桌上摆上食物。卡帕拍下了孩子们在空荡荡的街上奔跑的情景，在他们身后，矿工棚舍附近陡峭的坡道一直通向灰色的天际——这个情景到今天都没有怎么变化。他的照片之一，就是一名矿工工作很长时间以后上井的情景，被《美国摄影》杂志选为1942年的最佳照片。其他的一些照片显示一些男子从矿坑里出来，在发薪日的炎热阳光下扑闪着眼睛，他们的牙齿在发黑的脖子映衬下闪出白光。
卡帕接下来的任务是拍摄刚刚出现的整形外科技术，这是医学的一个分支，是为战争中的伤员治病而快速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在7月一个温暖的日子，在伦敦的一个手术室里，卡帕看到托马斯·旁弗雷·基尔纳医生准备为一名波兰青年做手术。1939年秋天，德国人的步枪托打中了这个波兰人的脸，砸烂了他的鼻子，卡帕的任务是拍摄基尔纳医生为他重新接上一只鼻子。他忍着胃部的痉挛，看到基尔纳医生伸手拿解剖刀，切开了鼻子，并开始把砸碎的骨渣和软骨清理出来。在麻醉气体和乙醚的作用下，波兰人跟孩子似的睡着了。没有一根面部肌肉动弹过。之后，基尔纳的助手之一碰碰雷诺尔兹的腰，然后看着卡帕，咧嘴大笑，因为卡帕“通常是红彤彤的脸现在是一片惨白”。雷诺尔兹和基尔纳扶着卡帕进了休息室。卡帕发出呻吟：“我要晕倒了。”
基尔纳派人取来一大杯白兰地。好白兰地当时在伦敦很少找到，雷诺尔兹回忆说，而把这么好的东西浪费在“一个没有知觉的人身上”真是可笑，因此，他自己开始喝了。卡帕醒了过来，雷诺尔兹告诉他说，他刚刚倒了一大杯上好的科尼亚克白兰地到他的喉咙里面，以便让他醒过来。“一定是很好的味道！”卡帕答道，“我并没有感觉酒往下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