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这个时候，有一天下午，卡帕在《生活》杂志设在索荷区的迪恩街上的暗室里遇到了《美国佬》杂志的摄影记者斯利姆·阿伦斯军士。阿伦斯刚刚在唐宁街拍到了温斯顿·丘吉尔的照片。他回忆说，丘吉尔“有圈套，绝对有圈套”，他就那么恰到好处地拍到了英国最有灵感的领导人不那么上相的镜头。“我抢到了独家消息。但是，当我去《生活》杂志的暗室时，他们冲洗出来，结果照片给毁了。我能怎么办呢？我不能把谁杀了吧？卡帕也在那里，他说，‘别丧气，我让你感觉好些’。这样，他就带我去了梅费尔的一家俱乐部。五分钟内，他找来七个姑娘围在他身边。我们玩得非常开心，当天晚上在城里到处跑。无论去哪里，卡帕总有几个熟人。”
头一年夏天的一个聚会上，卡帕遇见伦敦的其他一些外国记者，包括《生活》杂志的玛丽·韦尔什，她是个小个子金发女，不久之后跟恩内斯特·海明威泡上了。1942年秋天，卡帕恢复了与韦尔什和其他人的友情，还参加了美国社交界的女主人帕米拉·丘吉尔开的派对。帕米拉一头红发，很丰满，而且在性欲上有杂食癖，当时她嫁给了丘吉尔首相惟一的儿子，兰道尔夫·丘吉尔。兰道尔夫不在身边的时候，帕米拉就特别开心，她搞一些很放荡的聚会，还跟一些高级将领上床，无论是美国的还是英国的，包括美国著名的播音员爱德华·默罗。她还找时间在索荷区叫作白塔的酒吧里跟卡帕喝酒和开玩笑。几十年后，她想到战时伦敦的卡帕还会开心大笑。她相信他换了名字是为了躲避反犹太人的政治迫害，也因为这样可以让一些重要人物误以为他是电影导演弗兰克·凯普拉。
如果卡帕没有跟伦敦社交界的女优闲谈，也没有跟丘吉尔的媳妇喝酒，那他就跟在牧人市场的阴影里游荡的妓女们过夜，那个地方离多切斯特饭店很近，步行都可以走到。有一次，帕米拉·丘吉尔回忆说，饭店的经理礼貌地请卡帕离开饭店，因为他“很讨厌他源源不断地带到房间去的年轻妇女”。跟玛莎·格尔霍恩小说中的人物巴拉一样，卡帕“总跟妓女缠在一起，因为他很喜欢她们……她们跟他一样没有牵挂”。
但是，8月初，也就是到达英国的几个星期后，卡帕仍然没有得到可以报道英国之外的军事行动的许可材料。因为无法离开英国，他错过了本有可能成为他的第一次大型报道的事件——盟军企图在西欧开辟一处滩头阵地的行动。8月19日，雷诺尔兹在没有卡帕在场的情况下报道了在法国海峡的第厄普港口进行的两栖登陆。那次登陆很快就演变成一场血腥的灾难。主要由加拿大军人组成的六千名突击队员冒着德军猛烈的炮火登陆。几个小时后，一半多的人员伤亡或被俘。
1942年9月8日，华盛顿和伦敦的高层指挥同意美国人对德国城市进行白昼轰炸，另外由皇家空军进行大规模夜间空袭。雷诺尔兹编写关于第厄普港的经过检查的报道时，卡帕去了伦敦郊外切尔维斯顿的美国空军基地。这个基地已经是48架“飞行城堡”——著名的B-17轰炸机——的机组人员的家。这些轰炸机配备有勃郎宁5英寸双管机关枪，还带有动力转向座，可进行紧急编队，可吐出前所未有的大量反飞行器火力。如此强大的装备是非常重要的：1942年秋，B-17轰炸机需要各种保护，以免遭受BF-109梅塞希密特战斗机群的攻击，这种战斗机每次都会在第三帝国的上空完成截击任务。
但是，卡帕还没有转运。由于天气不好，飞行员在地面停留了好几天。在等待起飞的时候，他又练习了好几种新的扑克：“人类自毁的男人艺术”。“我在输掉自己的活动经费，相当快，”他回忆说，“游戏一直玩到上午。”最后，有一天早晨，经过无数手的“海中一口唾沫”和“红狗”之后，他于5点30分参加了一次紧急会议部署。一名年轻的空军上校站起身来，指着墙上的很大一幅地图。“你们以前肯定听说过个目标的，”他说，“这是纳萨尔街。皇家空军以前对它进行过许多次轰炸，但是，现在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更重要，因为纳粹的U型船都是从这里开出去袭击我们的货船的。”
飞行人员回到餐厅等待最后的命令。突然间，一阵激动波浪一样传导过来。受人喜欢的美国喜剧演员包勃·霍普正在说笑话。有一阵子，大家都忘了手头上的任务，全都挤在一台小收音机旁边听他的笑话。但很快就传来了等待已久的命令：“上飞机。”飞行人员紧急起飞的时候，卡帕冲上控制塔，在那里拍到了满载炸弹的城堡飞机飞上天空。他数了一下，一共有24架起飞了。六个小时后，只有17架返回。有一架被迫进行紧急着陆：起落架已经在空袭期间打飞了，其中一些机组人员已经死亡或者受伤。
卡帕朝飞机跑去，因为它已经在跑道的草坪上停下来了。他看到舱门打开。一位已经断了肢体的年轻士兵很快被等在那里的救护人员抬走。接下来是两具尸体。最后一个离开已经打坏的城堡的人就是飞行员，他的前额上有很深的一道伤口，正在流血。卡帕凭本能赶紧冲上去拍照。那位受伤的飞行员愤怒地瞪眼看他。这就是卡帕一直在等待的东西吧：他的兄弟们死亡或流血的样子？
在《稍有偏焦》中，卡帕写道，他一把关掉了自己的相机，一句话也不说就离开了机场，搭上火车回到伦敦，发誓再也不做“葬仪人”。如果必须要参加葬礼，那就必须加入“队伍”。从现在起，他必须加入这样一些人的队伍，参加执行有可能丧命的任务。如果他跟参战人员一起体验战争，他们有可能会容忍他的存在。卡帕补充说，他拍下的那些死亡和受伤的飞行员的照片会“让人们看到战争真正的一面”。但是，他拍到的受伤飞行人员的照片血淋淋的，没有哪家杂志敢登载。
卡帕的这些无法刊登出来的照片并没有完全失效。他后来告诉一家无线电台的采访记者说，他的照片“经过了没有任何检查制度的检查人员的检查。《画报》想要一张照片放在封面上，是一位年轻人在轰炸机的机头上的样子。不幸的是有一个小玩艺儿在上面，后来发现是秘密的投弹瞄准器”。
“那个小黑玩艺儿”是顶尖机密的诺登瞄准器，据说那东西非常准确，可以让投弹手“将炸弹扔进泡菜缸”。照片被检察官看到以前，《画报》已经印出了40万份。编辑伦·斯布纳在最后一刻被迫替换封面，花了大量的钱。所幸，他并没有抱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和卡帕还成为好朋友。他很赞赏卡帕，说他是很好的新闻摄影记者，而且很快用很大的篇幅展现了他的才能。1943年初，卡帕终于得到授权，可以报道北非的战争，此时，斯布纳马上同意接受他送来的无论什么报道。
动身前往非洲之前，卡帕跟文森特·西恩夫妇一起喝酒，之后，又陪迪娜去看她姐姐布洛桑姆，她就住在雷丁附近。布洛桑姆嫁了一位成功的飞机制造商，叫弗雷德里克·米尔斯。卡帕喜欢米尔斯夫妇的机智笑话，而且他们毫不装腔作势，因此决定再找个周末去他们家。让他开心的是，这次，他发现了另一位客人：一个叫伊莱因·佳斯丁的金发美女，长得跟草莓似的。
伊莱因有很好的幽默感，而且有传染力，一幅绝好的身材。她25岁，正在寻求浪漫故事。她嫁给了约翰·佳斯丁，是一位漂亮的皇家空军飞行员，但那场婚姻已经完蛋了，至少她后来是那么说的。卡帕被她的漂亮所吸引，很快就称她为“红姑娘”了，并且大大施展自己的魅力。这次逗留期间，卡帕小睡了一会儿，醒来发现“红姑娘”就站在客厅的留声机旁，穿着一身很紧的黑衣服。他们跳伦巴舞，一边喝香槟，她很快就屈服于他的魅力了。她后来经常说，她在那个周末就爱上他了。在战争的余下时间里，每次回到伦敦，她都会等着他，经常拿着一瓶已经发冷的香槟和伦敦一个顶层房子的钥匙，他们会去那里疯狂做爱。
1943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卡帕穿着特别制作的一套记者服，喝下了最后一瓶香槟，之后在尤斯顿车站吻别泪眼朦胧的“红姑娘”。“红姑娘”唱了几句最喜欢的“我将等待”之后，卡帕就登上早晨7点30分开往格拉斯哥的火车。他将在那里登上一艘运兵船前往北非。他终于再次直奔前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