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持婚后的合法地位，卡帕和奥托必须离开美国六个月，之后再进入美国。《生活》杂志考虑到这件事情，结果在几个星期时间内很方便地为卡帕找到了去墨西哥的工作，同时，奥托也去了古巴。
卡帕在4月下旬到达墨西哥城，住进了蒙特约饭店，并与《时代-生活》杂志在墨西哥分部的主任霍兰德·麦康贝联系上了，是一位拉丁美洲事务的专家。他解释了迅速变化的政治局势，一起去了这个城市的好几个夜总会喝酒。《生活》杂志报道了卡帕从墨西哥发回的首批图片短文。“纳粹特工在整个拉丁美洲活动，挑起对大不列颠、法兰西，特别是针对美国的仇恨情绪。在墨西哥，他们跟那里的人明里暗里勾结在一起，对墨西哥正在逼近的7月7日的总统选举大加利用。”
卡帕在蒙特约饭店的酒吧里喝很热的加黄油郎姆酒，如果没有喝醉，那他就会去街上闲逛，报道左派曼纽埃尔·阿维拉·卡马乔将军和更靠近中产阶级的右翼分子胡安·安德罗·阿尔马赞将军的竞选活动。到了竞选日，他一大早就去了中央投票站，阿维拉·卡马乔应该去那里投票的。空气中弥漫着暴力的气氛：墨西哥有一条奇特的竞选规定，说第一批到达投票站的人将负责全天的投票工作，投票站刚刚开门，枪声就响起来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卡帕一刻不停地工作，警察和暴乱支持者不加区分地朝人群开枪，他必须躲避子弹。他拍下了当天早晨第一个被打死者的照片，还有抬进救护车的伤者，被炸弹炸伤的受害人，还有一个叫费力克斯·罗德里格的“垂死的报童”，鲜血溅在地上，死亡已经夺去了他的性命，而准备扔出去的石头还捏在他的手上。根据《生活》杂志7月22日的报道，三十多年来第一次举行的这次“自由”总统选举，比人们预料的暴力情景好得多，到投票结束的时候，才只有一百多人伤亡。
7月8日，两边的候选人都宣布竞选胜利。选举官员宣布，正式的结果要到9月1日才公布，到时，墨西哥国会将再次开会。整个8月份，首都的紧张气氛和温度都在上升，因为两边的候选人支持者都在斥责暴乱，都在举控对方选举作假。
卡帕到了《生活》杂志办公室，看到杂志上登着好几页关于欧洲的令人揪心的报道。法国和比利时在希特勒闪电战开始的几个星期内沦陷。大不列颠之战正在英格兰夏日的田野上展开，只有皇家空军年轻的飞行员们在抵挡希特勒，不至于使欧洲全部沦陷。8月20日，在伦敦，丘吉尔对不服输的英国人民发表演讲，他高度赞扬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他们赢得了针对希特勒的最初几场重大战斗的胜利。
丘吉尔发表著名演讲的同一天，卡帕跟其他许多记者一起正在墨西哥城的一家医院外面等待，他要报道的第一个人物——列奥·托洛斯基快要去世了。当天下午，有人用冰镐袭击了他的头部。救护车将他送往医院，在失去知觉之前，托洛斯基曾说：“我肯定会胜利。继续前进吧。”他在第二天去世，但莫斯科的一个“叛国罪审判庭”早已经判处他死刑了。8月27日，他的尸体火化了。在外面，卡帕拍到他遗孀的照片，她已经昏倒了，被人抬进了一辆小车。1940年10月10日，卡帕经由德克萨斯州的拉雷多回到美国，他已经得到了居民身份。选举季节已近高峰，他及时回到纽约，报道竞选人温戴尔·威尔基和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多次演讲。由于来自孤立主义者的压力，罗斯福正在进行一场艰苦的工作，以反击试图使美国远离世界大战的一股势力11月5日，罗斯福第三次连任美国总统，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当美国开始选举时，卡帕在爱达荷州的太阳谷，他要在那里花10天时间报道这个国家最令人着迷的文学伴侣：海明威和玛莎·格尔霍恩。几天以来，卡帕拍摄了“这位伟大的美国人工作和与格尔霍恩一起玩耍”的情景：打野鸡，打猎，在离海明威的农场两英里的一个铁轨小溪屋里跳舞。
海明威正处在成功的顶峰时期。他叙述西班牙内战的小说《钟声为谁敲响》的销售创下了纪录，一周之内卖掉5万本，而且派拉蒙电影公司开出创纪录的天价10万美元购买其电影权：《生活》杂志很快将登一期特别报道，要利用卡帕在西班牙拍摄的很多照片来宣传这部电影。
卡帕给这对“快乐夫妻”拍摄了很多照片，其中一张显示海明威自豪地举起一只刚刚打
死的野公鸡。“在他的肩膀上，”图片说明写道，“有一只皮制的狩猎袋，是格尔霍恩女士报道俄国与芬兰的战争时期在芬兰给他买的。”为了给海明威拍摄另一张看上去很男子汉的照片，卡帕淌水到了沼泽地里，拍下了这位作家大喝威士忌的镜头。这幅照片并没有登上作为长老教会员的路斯的杂志，但是，在第二位拍摄者的珍藏照片中，可以看见卡帕正站在齐腰深的冰冻的烂泥里对焦的镜头。
另一次出差的情景更好玩——去拍伊利诺伊州的卡纽梅特城，在当地工厂的数万工人眼里，那是一座“罪恶之城”。《生活》杂志报道说，那座城“没有火车站，没有新教教堂，没有交通灯，没有中央电话系统，但有308家夜总会和7名警察。每46人就拥有一个夜总会，这个比例是全美国最高的。”卡帕一直工作到深夜，报道那里的脱衣舞女脱衬衣的情景，还有一些喝醉的伴侣在低级酒吧里彼此对饮的镜头。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在去芝加哥的火车上，卡帕跟一位28岁的黑人搬运工闲聊，此人说，他极想有一天能够当上摄影师。这名搬运工叫戈登·帕克斯，他在《生活》杂志工作了很长时间，之后导演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典电影《矿井》。“包勃·卡帕上了火车，”他回忆说，“希望在回芝加哥的这段共400英里的路程上好好睡觉，但我一直在向他提问，因此他一直醒着……几个小时后，（卡帕）疲倦地说，‘哪天在欧洲见你吧’，之后就下了车。”
1941年的时候，卡帕一直都想着欧洲。他见过北美的很多地方，但他觉得为《生活》杂志工作是很扫兴的事情。每次看着《纽约时报》的封面，他拍的照片看上去都很一般，都像是可有可无的。他也不喜欢《生活》杂志的管理：1941年，除开玛格丽特·伯克-怀特以外，这家杂志所有的摄影人员都被当作“拍照者”，只是比排字工人高一个档次，但比真正的玩家，也就是广告销售人员低很多档次。
卡帕听说，文森特·西恩的妻子迪娜需要一名摄影工作者完成她一本写伦敦闪电战的书，他很快就抓住机会回到欧洲。但是，7月份到达伦敦的时候，他发现大轰炸已经过去了。但他没有泄气，集中精力描写了一个工人家庭，也就是吉布斯一家恢复家庭生活的情景。西恩的书叫《滑铁卢大道的战斗》，于1941年出版，但评论反映平平。卡帕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故事的题材当时已经过时了。作为闪电战的纪录，该书看上去和读起来都像是对一个真实事件无力的附注。总起来说，那本书失败了，因为它没有将描述任何真实情景的内容或图片包括进去。
1941年10月，卡帕回到纽约，他很希望找到一份长期的工作，能够报道战争本身，而不是去一些可怕的街道，不是被纳粹分子留下很多伤心故事和破坏残局的地方，因为那些东西无法上头版头条。莫斯科正受到装甲师的很大威胁，每个师都由5000辆坦克组成。卡帕申请得到去俄国的签证。但他的申请遭到拒绝。1941年12月6日，历史最终结束了卡帕的“假战争”，也结束了美国的孤立。这天早晨，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1942年元旦之前，山姆大叔终于对轴心国：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宣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