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虹
由张庚、郭汉载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确认的“西秦腔”（一名琴腔或甘肃调）与“梆子腔”、“乱弹”、秦腔并列而成为清康熙末叶至乾隆中期（1700－1774）全国各地新兴地方戏诸声腔之一。
当时流行于陕西关中一带的“秦腔”和流行于甘肃陇山之西的“西秦腔”，就是属于“乱弹”系统的两种声腔，又由于当时交通不便，语音各异，故在念白、唱腔诸方面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只是在经过以后数百年的交流融合，渐只有“秦腔”一名流闻于世，而“西秦腔”之名遂趋于泯灭。
近年来有论者曰：“秦腔并非陇产，甘肃流行的是‘西府秦腔’；所谓‘甘肃调’，实际上并不存在”（见1984年11月《陕西戏剧》）。这个论断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西秦腔”（即甘肃调）的历史存在，似乎在广袤的甘肃大地上流行的只是“西府秦腔”。对此，笔者在研究了有关此类资料后，实在感到不能苟同，因为如果按此认同，那就等于否定了甘肃人民的历史创造，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关于对“西秦腔”“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驳难，已有拙作《“西秦腔”纯系子虚乌有吗》一文发表（见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主编的《艺术通讯》一九八五年第四期），此文只就“西秦腔”的起源、流变谈一些看法，借以引起甘肃地方文史研究者的关注，以利于对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和研讨。
“西秦腔”作为梆子系统的一种声腔是清乾隆时人吴太初首先提出来的，他在《燕兰小谱》中写道：“友人言，蜀伶新出琴腔，即甘肃调，名西秦腔。其器不用笙笛，以胡琴为主，月琴副之。工尺吚晤如话”。此说应注意处有三：第一，“琴腔”也者，盖演奏乐器已不用南北曲的笙笛，而“以胡琴为主”演奏乐器；第二，明白无误地说新演出的“琴腔”就是“甘肃调”亦名“西秦腔”；第三，是说蜀伶新（演）出的琴腔是产于甘肃，并无地域之误。
至于“西秦腔”一语的出处还要早。它可以上溯到明万历抄本《钵中莲》传奇。此书为玉霜簃藏本（玉霜簃系程砚秋斋名，1933年4月《剧学月刊》曾刊出过这个藏本。）《钵中莲》十四出“补缸”一折，其“尾声”后标有“西秦腔二犯”调名，唱词为工整的七字句式。如：（贴）雪上加霜见一般，重圆碎镜料难难。顺风追赶元耽搁，不斩楼兰誓不远。
（净）生意今朝虽误过，贪月贪风有依攀。方才许我颠鸾凤，未识如何筑将坛。
（余略）由此可知，这个犯调的基本的曲调叫“西秦腔”，还只是被当作一支戏曲曲调的名称来使用的。到了乾隆时代，“西秦腔”已以一个剧种行世，而发展成为梆子声腔系统的一个剧种了。其七字句式亦具备了后来秦腔的基本句型。
专门收录乾隆时期流行要目的《缀白裘》载有一出《搬场拐妻》，写武大郎（植）携妻移居阳谷县，途中脚夫拐走武妻后经宋江帮助找回。其剧名前就冠以“西秦腔”字样，这充分说明，《搬场拐妻》是属于“西秦腔”这个剧种演出的剧目。更加幸运的是其中还保存了几节“西秦腔”的工尺谱。稍后，清代徐坷所编的《清稗类抄》（三十七册·戏乐类）也说“北派之秦腔起自甘肃，今所谓梆子者，则指此。一名西秦腔，即琴腔。”此说与虽太初《燕兰小谱》相同。今人也有不少论述“西秦腔”产于甘肃的记载，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甚至说，“‘甘肃调’（西秦腔）与陕北西部的民间音乐相结合，形成了陕西的‘西路梆子’。与陕西东部民间音乐相结合，形成了陕西的‘东路梆子’”。他还说“西秦腔”除了向东流入陕西外，向南还传入四川。由此可见“西秦腔”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既然“西秦腔”产于甘肃是一种历史存在，那么为什么到今天却难于寻觅了呢？按照辨证唯物史观，大凡事物都有它的发生、发展、流变甚至消亡的过程。“西秦腔”之兴衰变化亦多如此。西秦腔原产于甘肃陇坂，即今秦安、清水一带。清末民初，陕甘交通日渐便利，两地交流来往趋于频繁，两地秦腔之进一步融合实属必然，此时在甘肃演出的秦腔，其语言唱腔莫不以西安为宗师，不如此即不为正宗。这样一来，也就只有“秦腔”一名流行了。
虽如此，也不是毫无蛛丝马迹可辨。由陕西省剧种介绍编委会编出的《秦腔流派初览》就透露了个中消息。该文指拙：“秦腔文场的主要弦乐，以前为二股弦，也叫二弦子，其弦以牛筋作成，发音高亢清锐，常与梆子相配，发为‘老调’、‘梅花调’，较现在秦腔声调要高”。今天甘肃秦安民间尚有“老调”剧团演出，西和、礼县一带还流行有“梅花调”皮影剧团，解放后经整理丰富后称“西、礼影子腔”而搬上大戏舞台。这恐怕就是“西秦腔”的流韵逸响了。
实在巧得很，秦安和西和、礼县恰恰是称作“陇坂”的古秦地，是“西秦腔”的家乡。
遗憾的是关于“西秦腔”的源流记载，在甘肃地方志书中却难于找到，也没有对国内文献中关乎此的过录，实在令人费解。所幸近年有《中国戏曲志·甘肃卷》的编纂盛举，《西秦腔》作为甘肃的一个古老剧种，从此得以写成专门“条目”而被收录，使其随文献留传而不至于泯灭，更重要的是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增强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从进一步的研究中吸取营养。
（《甘肃文史》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