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的长期怠政，使得帝国上下呈现出一片黑暗的末世景象。由于帝国权力系统内党争不断，紫禁城内乱象丛生。
在朱由校成长时期，他的父亲朱常洛已经被册立为皇太子。“国本之争”虽然渐渐趋于缓和，但是由其引发的政治后遗症依然如厚重的乌云密布在帝国的天空。在立嗣之争中，大多数帝国官员乃至社会舆论都站在了东林党所提倡的传统礼法一边，与万历皇帝对着干。但也有那么一拨人，希望通过支持万历皇帝来捞取政治资本。
其中也有一些居于高位的中间派人士，他们并不希望看到君臣反目，将帝国的权力系统拖向崩盘的边缘。可他们又无力改变他们“正邪”对质的局面，于是只好在博弈双方之间扮演着和稀泥的角色。那些固本清源，专门同皇帝和高级官僚作对的东林党人常常自命为“正人”或者“清流”；而那些阿附皇帝、辅臣的人则被称为“邪佞”。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中，“正”、“邪”两大政治派别到了视同水火的地步，不论是国家大事，还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双方都会台上桌面缠斗不休，朝堂上下是一地鸡毛。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帝国皇城内发生了一件大案，一位男子擅自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暴力袭击太子，史称“梃击案”。每每读史至此，我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张差入宫行刺所携带的工具不是刀具或者暗器之类，一个身手平常之人拎着一根木棒就想袭击太子，难道他只是为了吓唬太子，而是为了将其置于死地？
当时的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经过一番初审，拿出初步意见：罪犯叫张差，蓟州井儿峪人。察其行迹似乎有疯癫症状，而仔细看他的容貌实乃狡猾之人，请交给刑部严加审讯。
这些平日里巡查皇城的官员并不具备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更何况这个案子牵连到的还是皇太子朱常洛。
刘廷元非常聪明，他将整个案件重新梳理了一遍，将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做了初步判断。一个流窜进京的农民，竟然去袭击帝国的少主人，他知道这个案子再往下深究，将会牵扯出什么样的内幕，他只好将这个皮球踢给了最高司法机关——刑部。
刘廷元不愧是一位长期在皇城办差的老练官员，他在上报的调查材料里留下了一个进退可守的伏笔：张差虽然行事疯癫，但是看上去是个狡猾之人。
对于这样一个行事疯癫，内心狡猾之徒，案情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可大可小。
刘廷元和当时的大部分帝国官员都心里清楚，这个案子背后很可能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在为其撑腰，越审越让人感到深不可测，案子本身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刑事案的范畴。由于“国本之争”的惯性使然，案情既然涉及到太子，那就会被那些文官们炒作成一项严重的政治案件。随着案情的发展，这样的政治案件已经超出了一个低级别官员能够掌控的权限范畴。
这个案件刚刚发生，就引发了帝国官员对于政治方面的诸多联想。万历皇帝喜欢郑贵妃所生的福王，迫于祖制和群臣的压力，不得已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储。为了维护常洛的太子地位，打着维护祖制旗号的东林党人不断发动攻势，迫使福王常洵离开京城，回到自己的封地。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对万历皇帝所宠爱的郑贵妃及其势力进行攻击，而且总是要牵扯到其他政敌。
在东林党人看来，只要是围绕“争国本”的斗争，他们都能在舆论上占有优势。官员都知道皇帝仍然喜欢那个已赴洛阳就藩的福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可能会改变弈局，那就是太子朱常洛死在万历皇帝的前头，福王朱常洵就会作为候补队员顶上。
也就在这时候，宫内发生了“梃击案”。帝国官员自然会将这个案子引向朱常洵的生母郑贵妃和她的兄弟、当朝大臣郑国泰。
这个案子经过刑部郎中胡士相复审后，认为张差确实是个疯子，并判了斩刑。
就在案件将要尘埃落定之时，结果又节外生枝。提牢主事在私下里套问张差，张差供出是宫里的太监将其引至慈庆宫门前。也就是说宫内有内应，案子的主谋就藏于宫内。
事情传开后，很多朝臣都怀疑是郑贵妃和他的哥哥郑国泰阴谋策划借张差之手伤害太子。
刑部侍郎张问达采纳刑部员外郎陆梦龙的意见，下令刑部十三司对张差进行会审。参加会审的其他官员都知道事关重大，不敢深究，惟独陆梦龙审问得特别认真。张差供出给他引路的太临是庞保、刘成两人，这两人对他说：“打死小爷(指朱常洛)，有吃有穿”。
庞保和刘成都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傻子都知道，再往下查必然会牵连到郑贵妃。
这时候，希望案子马上了结的，除了可能是幕后指使人的郑贵妃姐弟，还有万历皇帝。郑贵妃姐弟的理由就不需要解释了，而万历皇帝除了偏爱郑贵妃和福王因素在里面，他还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这个真相一旦大白于天下，就会将太子和皇帝、郑贵妃的矛盾摆到明面上，这是皇帝的家丑不说，它将会在帝国高层掀起更大的风浪。以当时帝国文官党派林立、攻讦为常的习气来看，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利用这个案子兴风作浪，帝国权力系统将会陷入更大的纷争与动乱。
具体办案的一些中层官员，并不会站在皇帝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们只想着还百官一个真相，还人心一个公道。尤其是谏官，就是靠这个来博取名声的。以浙党为首的非东林党人，显然不希望东林党人通过此案的审理从中获益，他们从一开始就企图草草结案。
东林党人则希望通过此案的审理，扩大事态，打倒自己的竞争对手。万历皇帝对东林党人热衷此案的目的，是心存疑虑的。他下令迅速结案，并警告东林党人，不许再挑唆他和太子之间的关系。在万历皇帝看来，今后破坏帝国权力系统的，一定就是朋党。
案子审理到了这个地步，逼着万历皇帝跳出来做最后的裁决。 万历皇帝明知自己是被绑上战车的，可也找不到退缩的理由，毕竟国运所系。就算他再有宠爱郑贵妃的私心，强行结案，也担心天下人悠悠之口。于是，他先谕令郑贵妃今后要老老实实做人。这时候，郑贵妃只好请求太子的谅解，说明自己毫无恶意。然后让当事人太子出马化解。久居深宫的万历皇帝亲自临幸慈宁宫，由此可见他对此案的看重。他在皇太后灵位几案前召见太子，并让文武百官站在旁边作见证人。
皇帝拉着太子的手，说：“此儿很孝顺，朕十分喜欢，如果有别的意思，为何不早立别人呢？外臣心怀何意？动辄用流言离间朕父子。”
他还把太子生养的三个孩子叫到跟前，让各位大臣看，说：“朕的孙子都这么大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并要太子心里有什么话，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出来，不要隐瞒。
万历皇帝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太子朱常洛就算再心怀不满，也只能无奈地作出表态：将案犯马上处决，不能再拖。同时他也配合着万历皇帝，父子二人在群臣面前演起了双簧，他说：“毋听流言为不忠之臣，使本宫为不孝之子。”
等着看好戏的大臣只好暂时散去，本来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结果成了皇帝的家务事，不让别人插手了。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闯宫的张差被凌迟处死，太监庞保、刘成在宫内用私刑处死。至此，一件意图谋害皇储的案件，就这样成了一个葫芦案。死的只是三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没有更多牵连。每个人都揣着明白装糊涂，帝国的一场大风波就这样消弭了。对于张差梃击案，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猜测，除了台面上的郑贵妃幕后指使意图加害太子外，也有台面下的太子行使“苦肉计”以达到陷害郑贵妃和福王的目的。
万历皇帝利用皇权将这个危机强行化解，可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在他死后，这个案子会被一再翻出来，引发了帝国政局的大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