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大议礼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在封建君主制的明朝，这就不是一件小事。虽然事情并不复杂，无非就是皇帝要给自己的亲生父亲加个封号，大臣们不同意，结果双方闹翻，最后升级为帝国的一场政治风波。
刚刚进入官场的张璁抓住机会在权力场上实现成功突围，这在很多程度上刺激了其他官员。本来他们以为皇帝刚刚上任，在朝中没有援手，没想到半路会杀出个张璁。
在张璁的榜样示范作用下，刑部主事桂萼、兵部主事霍韬，礼科给事中熊浃，还有同知马时中、国子监生何渊、巡检房浚等文官也不断上书支持皇帝。议礼派的异军突起，使杨廷和等护礼派大臣在嘉靖皇帝面前逐渐失去了市场。
随后，刑部主事桂萼上书皇帝，表示现有称谓并不适宜，应该重新议礼。这一次，杨廷和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而是选择了辞职。杨廷和的离去，使大礼议之争重新掀起了波澜。政治嗅觉灵敏的官员已经预感到，帝国的上空正在酝酿一场暴风雨。
这时候的嘉靖皇帝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的身边围绕着一大批拥趸。而张璁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理所当然就成了其中的首脑级人物。虽然这些人都是一些中下级官员，在官场的地位无法与杨廷和等人相抗衡，但他们手中握着一张最大的牌，那就是明世宗（嘉靖）这张王牌。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之后，两大政治集团重新燃起新一轮的大议礼之争。
护礼派是以杨延和为首，由九卿、科道官、诸司郎官等高级别文官所组成。杨廷和虽然甩手而去，但是并不代表反议礼集团就此瓦解。杨廷和的继任者们，大多是集团的核心人物。他们在大礼议事件中都扮演着反对者的角色，所以由这些人所组成的政治集团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去而消失，凝聚他们的不是某个人的力量，而是道德的约束力。明朝政府用道德统治国家的最初目的是约束武官，过程中也免不了约束文官，直至最后连皇帝也一并约束。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母亲（兴国太后）过生日时，嘉靖皇帝传旨，让那些身负诰命的皇亲国戚以及文武百官的夫人们都要进宫朝贺。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时间，昭圣皇太后过生日时，嘉靖皇帝竟传旨免命妇朝贺。嘉靖皇帝要用手中的皇权压制一下昭圣皇太后的势力，借以抬高母亲身份的尊贵度。
接到嘉靖皇帝的诏敕后，礼部尚书汪俊和吏部尚书乔宇等高级文官再集廷臣会议，会上拟定“于孝宗称皇考，于兴献帝称本生考”。为了使皇帝能够满意，尽快平息这场扯来扯去的争论，护礼派官员又在本生考、本生母前加一个“皇”字。
嘉靖皇帝也同意了这个方案，先给昭圣慈寿皇太后加上“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的尊号，给父亲加上“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的尊号、母亲加上“本生母章圣皇太后”的尊号。其实这个建议还是可行的，毕竟照顾到了双方的情绪。
可就在这时候，张璁和桂萼抵达京城。两人马上给嘉靖帝上疏，推翻了护礼派大臣们的方案，并且斥责那些高级文官不学无术。按照二人的提议，以兴献帝为“皇考”、以孝宗为“皇伯考”。此疏一出，立即在帝国的权力高层引发了一场血腥的政治风波。
内阁首辅杨廷和离职而去，为那些护礼派官员拉响了警报。为了避免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发生，内阁官员决定来一次疯狂反扑。在他们的直接授意之下，礼部尚书汪俊首先发动七十三名大臣和他一起联名上书，弹劾张、桂二人，反对议礼。他们声称“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紧接着，给事中张翀率三十多人联名上奏，御史郑本公率四十四人联名上奏。
在这次联名上奏风暴中，朝廷的大小官员一口气上了十三道奏章，嘉靖皇帝将奏章扣在手里（留中不发），不予理睬。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五日，眼看第二天就要上尊号了，嘉靖皇帝还是没有给群臣一个交代。大臣们对嘉靖的态度极为不满，情绪也颇为激动。等到散朝过后，护礼派二百多人不愿离去，他们集体跪在左顺门外，高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以杨廷和的儿子翰林学士杨慎为首的新护礼派官员更是情之所至撼门大哭，声震阙庭，哭声和喊声冲破云霄。朱厚璁命太监传谕说：“尔等姑退！”但是，那些组团前来官员到中午仍然伏地不起。根据史料记载，参加此次集体示威的官员共计二百二十余人，其中六部尚书(正部级) 五人，监察院都御史(正部级) 二人，六部侍郎(副部级)三人，另有三品以上高级官员三十人，翰林院、詹事府等十余个国家重要机关的官员一百余人。
嘉靖皇帝大怒，立即派锦衣卫将翰林学士丰熙等八人抓了起来。矛盾再度激化，官员的情绪就像被人点爆的汽油桶，左顺门前出现严重骚乱。朱厚璁见事态无法控制，下令将闹事的所有官员全部逮捕入狱。
紧接着，嘉靖皇帝将章圣皇太后的尊号定为“章圣慈仁皇太后”。在举行册礼时，很多朝廷官员都拒绝参加册封典礼。七月二十日，当锦衣卫请示嘉靖皇帝，那些关在狱中的和待罪的官员该如何处理。嘉靖没做过多犹豫就开出罚单：四品以上停俸，五品以下当廷杖责。
皇帝如此决绝，那些执行者又怎能手下留情。廷杖是一门技术活，火候的掌握更是高深的学问。有史料记载，那些行刑的武士都经过专业训练。在训练过程中，他们会用宣纸包着砖头，然后用棍子击打。直到练就宣纸不破，而砖头尽碎为最高级别。如果能打到这个级别，基本上就可以开门营业了。
那些私下塞红包的，有上级官员打招呼的，执行者就手下留情，虽然表面上被打得皮开肉绽，实际上都是软组织损伤，回家涂了药，起来就能游泳。要是既无关照，又有私仇的，那就用最高级别的杖法，一棍下去表皮完整，内部大出血，就此丧命也是平常之事。
朱厚璁决定痛下杀手，那些五品以下的官员一个个被锦衣卫拖翻在殿廷上，一顿廷杖只打得他们皮开肉绽。在这次雷霆风暴中，有十六人先后受杖而死，四品以上及司务等官暂且待罪，有八十多人录名待罪。儒家的政治传统讲求的是忠君之道，要求以“道高于君”和“从道不从君”作为臣子的行为准绳，以不怕死的无畏精神，把直言敢谏、冒死强谏作为匡正君失的最佳选择。作为官僚集团中负有“言责”的一个特殊群体，言官是理所当然地肩负“以道事君”的使命。
当然有言责的文官集团并非铁板一块，随着世宗不由分说打击言官力度的加大，随着一个个正直的言官在棒喝与血腥中倒下，那些逃过劫难的言官多少会削减其政治热情而趋向缄默善变。他们中的很多人，由最初的一根筋开始变得阿谀逢迎。这是因为直言极谏言官吃大棒子，而趋炎附势者分到的却是糖果，两下比较，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