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苏州府每年向国库交粮280万石，松江府年交粮120万石，常州府年交粮50万石，三府合计450万石。全国则是2940万石左右。仅苏州一府，就比浙江全省交纳的275万石还多。就是这么一块富甲天下的风水宝地，郭桓等人上上下下忙活了一年，就从这三府收上来60万石粮食，其他的是大明宝钞80万锭。
如果按时价结算，80万锭可折合相当于米200万石。即便这样，也只完成定额任务的58%，还有190万石的巨大缺口在那里摆着。收不上来的粮食，可是账目上需要填平。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负责的官吏只有涂改数字，同时用钱来打通上下关节。
如此一来，作为户部负责人的郭桓接受苏州府等地贿钞五十万贯。他伙同府县官黄文等人，以及实际办事人员沈原等人涂改数字作弊，随后将50万贯银子私下瓜分了。
我们来给郭桓等人算个帐，看看他们直接私分的50万贯相当于今天多少钱，而450万石，190万石，2400万石又分别值多少钱呢？按照当时兑现标准，宝钞五十贯为一锭，50万贯等于一万锭，而一万锭可买米200/80=2.5万石，一石米约折合今天140斤，那么就是350万斤。按照2011年的超市大米价格3.00元/斤计算，这笔钱相当于1050万元人民币；就是这样一笔巨款，就这样被这帮人私吞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国家损失了多少？190万石，按照2011年米价算，就是190万×140×3元=7.98亿元人民币！贪污受贿一般都是这样，以个人之小得，国家之大失而告终。那么我们顺带算一下，明朝洪武时的年财政收入，2940万×140×3元=123.48亿元人民币。
郭桓等造成的亏空是2400万×40×3元=100.8亿元人民币。这样一个天文数字，怎不令人心惊肉跳。
郭桓一案中的2400万石的所谓亏空，就是这帮胆大妄为之人浮夸出来的。朱元璋在事后也只是无奈地认下缺额为700万石，其他1700万石只是浮云。既然是浮云那就不曾真的存在过，如果非要逼问那些数字从何而来？那么就让它存在于户部的糊涂帐上吧。既然郭桓、王志、麦志德等京官贪污受贿是祸源所在，那么地方官科敛也是罪责难逃，苏州粮长们滥收费用更是板上钉钉。至于地方上浮夸出来的虚假产值，朱元璋也就不再去刨根究底了。他也知道，如果非要一查到底，那么最后自取其辱的只会是他这个帝国的一把手而已。
等到郭桓案尘埃落定，中央各部机关只剩下寥寥可数的几个扫厕所的清洁工，部长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这样一幕场景，在中国历史上应该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我们经常会羡慕那些在领导身边工作的人，认为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什么好处，领导会第一时间考虑到你。可我们不要忘记一点，近水楼台固然可以先得月，但同样也要承担月亮惹的祸。
郭桓案中，那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中央官员最先倒在了朱元璋掀起的肃贪飓风之下。地方官员最终也难以逃脱朱元璋亲手编织的既不疏，更不会漏的超优质渔网。朱元璋要求以赃款贿银为线索一路严查下去，一直追查到最初的行贿者。这条线索其实就是帝国官场的灰色生存线，每条线又有若干分支，从京官、地方官，直至粮长。
最终的结果令所有人都震惊，大明朝竟有十二个省级官员涉入郭桓案，而这却是帝国的全部省级官员。面对这样一个结果，朱元璋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他再一次举起了那把令所有帝国官员都为之胆寒的血腥屠刀。
据《明史？刑法志》记载，在郭桓案中，从六部各个副部长往下，到地方各级官吏，牵涉此案而死者，达数万人之多。全国的“中产阶级”基本上都被这个案子逼至绝境，直至破产。
朱元璋列出的这张人头订单酷烈到如此地步，其中受冤枉的官员不在少数。当时就有人跟朱元璋说到这个事情，但朱元璋不以为然。
按照朱元璋的说法：各个衙门祸害百姓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对老百姓多一点恻隐之心，不和他们同流合污；如果能够拒绝在横征暴敛的公文上签字；能够阻止贪官们的行为；或者用密奏把事情告诉我……他们如果这样做了，我还不分轻重一视同仁地惩处他们，那我确实是在枉杀无辜。可是，每次那些帝国蛀虫们在横征暴敛时，他们都没有采取任何阻止的行动，这种权力上的不作为，把他们和贪污犯一起治罪，还有什么冤枉可喊的？
朱元璋的话虽然说得漂亮，可他处罚官员行政不作为的方式过于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