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我在电话里告诉中才，张云晓部长和李英华副部长都同意中才到沈阳来搞专业创作，中才在1月26日的信中说：“你那天的电话，把我几乎泯灭的希望又点燃了。在胡奇同志给我谈话后，我以为调沈已无可能，曾暗暗做其他奢想，都不合实际。现在看来，沈阳还在活动，这不能不使我感谢老部队的同志们了。”“说真话，这里的工作我几乎不能忍受了，每天如老驴推磨般地干，总是重复地没完没了地转圈，而所磨下的又都是‘粗粮’，读者又不爱吃。在艺术食粮贫乏时，我们磨的‘粗粮’权可充饥；今日艺术食粮精细者大有，而且花样繁多，谁爱光顾‘粗粮’呢！像我这样尚算年富力强的‘驴’，并不愿在一个磨道转到底，磨一辈子粗粮的，但又无可奈何。原因很多，你大约会不言而喻的。两年来，一种焦躁的情绪统治着我，时不时地像驴样地大叫几声。不管别人是否表现出不满，我自觉这样下去势必引起上下左右的反感的。所以，还是一走了之。换换环境，埋头于写作，一举两得，甚至可能有助于身体的健康。这几年，我在心情不佳的情况下，身体也感不支，心脏经常无缘无故地快跳几下，神志恍惚；脑袋的左半部经常疼痛（这是在军里熬夜得下的病，现在更经常化了）。这两个部位都是要害，说不定哪一天就呜呼在这个部位上。我今四十一岁，如果完全健康地、心情舒畅地干，也顶多能干二十年。如果像这样心境烦乱地干，我担心恐怕干不了十年。我是有点野心的，这你知道，现在已经太晚了。看到一些同志的辉煌的成就，就像看到五光十色的焰火，既欣喜，又灼眼。已过不惑之年，再也不能沉迷于平静的桌案之上而碌碌无为了。我已经写过两次请调报告，结果是胡奇同志答应而又反悔，我也同意暂时在此坚持。现胡奇同志病重，李瑛同志刚刚主持工作，我再写第三次请调报告似不合适。我想再待一段时间，看情况再写第三次。但这样一来，我怕又要拖下来了。所以，这期间，如果沈阳方面能主动些更为合适。因为胡奇同志曾亲口答应过张部长。沈阳主动问此事是名正言顺的。当然，我这里尽可能把第三次报告快一点递上去。两边都努力，成功的可能还是有的。望你能将此意婉转地透露给李英华副部长和新任部长。关于我的中篇，曾请抒雁和厚春等几位鉴别力强的同志阅读，反映尚佳。但题材是写反右斗争的，是否合当前宣传方针，又当别论了。不管如何，我斗胆寄给了《十月》，等那里有结果后，再告诉你。如果不是因为艺术上的原因而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而未能发表，我准备暂放。如果是艺术的原因，我决心改出来。”
不到半年，运筹成功，中才终于得以脱身调到沈阳军区。一早，我和李英杰带车到车站接到了中才。他说一进入东北境内，就有亲切感，想写一篇《黑土地》：“黑色的土地是父亲的脊梁……”
晚上约中才到家做客，为他接风、洗尘。陈广生科长作陪。我拿出了中才最喜爱的习水大曲。这是1975年重走长征路，行前中才嘱买习水大曲，我与袁鹰走到习水县，买不到这个酒，专门找到在一个大队蹲点的县革委会副主任批条，在县委招待所买来的，当时共买了四瓶，袁鹰一瓶，我一瓶，给中才带一瓶，给司机一瓶。我这瓶留了六年，今天拿出来了，一开盖儿，满屋香啊！
1981年6月17日
浩然电话里说身体一直欠佳，熬了六服中药，也没彻底好。干什么也干不下去。另外，说起祝乃杰去大连筹备春风社的黄海笔会，列了北京许多作家的名字，林斤澜、邓友梅、程树臻……打着他的旗号，这样他非去大连不可了。放下电话，我到“安乐窝”找晓凡，晓凡去机关了，赵乐璞在，赵说，浩然已开始写那部长篇了，他的热伤风在这个时候最不易好，痊愈后也得腰酸腿疼半个月。
陪中才去春风文艺出版社，认识一下这里的许多老编辑，看到了王大学、刘明德、厉风、修玉祥、郜文、邓荫柯等人。下午又到“安乐窝”去看晓凡，他拉我出来商量如何使浩然的身体和心情更好一些。
1981年6月19日
老祝告诉我，浩然让我去一趟，并把他的两部稿子带去。中午饭后，我骑车兼乘电车到了“黎明”，当我敲开了门，见浩然正在看书，桌案上铺着《北京日报》郊区版中篇连载的《月亮河》的大样。浩然给我倒水，放了茶，还放了蜂蜜。
我们在床上躺着，休息了半个小时，我看了《小溪流》的一份清样，是春水和瑞林写的《浩然与儿童文学创作》的文章，看了吴菲即吴鸿斌的信，我告诉浩然，我和吴鸿斌很熟。《吉林儿童》上有浩然的一篇《包米香》，给他寄来十本，他让我带一本给海英看着玩。
我和浩然谈了我对他两篇稿子，即《姑娘大了要出嫁》、《七岁像嫩芽一样》的意见。我觉得前一篇里头的袁蕙的形象单薄一点。浩然说可以加强，前面要出现。《七岁》的开场白和尾巴可以不要，减弱了艺术力量和作品的生命力。他决定删掉。接着，我们又谈到《残迹》和《生产队长》素材的问题。他说，给谢树办的《北疆》的稿子一定要给好的。
谈完了正事，又谈到去大连的事。他应约和老祝回京请人。他只答应帮助请林斤澜和蒋子龙。他谈到林斤澜的为人和为文，令人敬仰。谈到《乔厂长上任记》和《一个厂长秘书的日记》，他认为后者比前者要好。从后者看出了蒋子龙的实力和作为。蒋子龙在后一篇作品里创造了一个独有的形象，意义深刻的形象。他让老祝在邀请函上注一句，见浩然另寄的信。他嘱老祝给林斤澜的信，直寄北京文学汪爱珠转；给蒋子龙的信，寄《新港》刘怀章转。这样妥靠些。有的作家他不希望来，不是因为别的，也是好人，但爱东串西串，说起闲话没完，别人干不了事情；有的坐不住，正和你唠着，抬屁股走了，上别的屋去了；或站起来打起苍蝇来了；或半夜两点，你刚睡着，他来电话了，问睡下了吗？说刚吃了安眠药刚睡着，啊啊，那睡吧……
还有一周，浩然就要回北京了。他说明天，公司于书记请他到家坐，他敬佩这个老同志。他说星期一到我家来散散心。他和我谈到马贵民和孙成武。谈到我的诗集《鸟儿们的歌》，他说一定把书的征订单给他五份，他给北京郊区四县寄一寄。我说不要为这样的事费心了，他说没什么，还说到王栋那本书的征订单的事。
谈到大嫂和春水、秋川来东北的事，他说如这次不来，大嫂和春水以后出关就很难了。春水一结婚，生孩子，一个农村教师，从通县到北京，从北京到通县，别的地方就到不了了。大嫂就这么一个闺女，也不会离开的。浩然打算让她们到沈阳和大连走走，然后去吉林和哈尔滨。让春水、秋川回京后，与大嫂再去一下赤峰。
浩然问起我下一步想怎么办，创作上有什么打算，他建议我写儿童叙事诗，写东北边疆、草原、森林、江河，大自然，故事性，知识趣味性，写出来好发表，也可以出集子。他说我的第二个集子《鸟儿们的歌》很有特点，第三个集子就是一本儿童叙事诗。间或写点部队生活的短诗，也可以考虑在解放军文艺社出一本。我欣然接受他的建议。
我在浩然处坐了四个半小时了，告别他时已是下午5点10分了。临走时，他送给我和晓凡一人一本《浩然儿童故事选》。
1981年6月20日
浩然早上打电话给我，说要去黎明公司于书记家做客。浩然嘱我把他的《爸爸是生产队长》的原稿寄给《江城》王宗汉同志存档。
下午近6时，我打电话给浩然，他刚从于书记家回来。他说于书记和家人十分热情。说老祝喝多了。他心疼一天的时间过去了，没写东西。他约明早到我们机关用军线给孙成武和段继和打电话。约好在16路的市府广场汽车站，不见不散。
1981年6月21日
昨夜大雨，早上仍不停。我披雨衣到机关，打电话劝浩然不要来了。他说可以用一次“黎明”的车来，让我等着。早8点10分，浩然坐着大吉普车到我们机关门口，我等了近五十分钟。
电话里，红野、秋川和他的孙子东山告诉他，北京盛传要地震，他告诉家人不要相信。
电话找到了合江军分区的孙成武，告诉他《江城》九月号刊用孙成武的小说。浩然劝孙成武写长篇和中篇，写长的东西一定要在本子上搭个架子，疙疙瘩瘩，断断续续，怎么行？像写短篇那样不成。其中有一章写不下去，标上写什么，几句话，翻过去，跳过去。要有全局，搞个整个的提纲，心里有底有数，搞到哪儿了……他在电话里耐心地告诉孙成武怎样进行长篇的写作。他还说，不要迷信生活，你不是生活问题。你已有的生活表现出来多少了？不要看很多杂志，看多了反而败坏了胃口，把标准降得很低。要看精品，看《中国现代小说选》四大本，还有两本得奖作品选，杂志顶多看看《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就够了。不要像报道员翻报纸似的。他还说，每年有两三个短篇也就够了。根据你的情况主要是搞长的，孙俊然是你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已写出两个长篇，现在弄第三个长篇了。写你自己的生活经历多有特点哪！要提高表现能力，你现在写的生活，只动了一点边边拉拉上的东西，没动大囤上的东西呢。搞长篇，细水长流，只要拿准了，就下决心，不要犹豫。你下决心吧，别像卖豆腐似的，下不起本钱，有生之年能出一本像样的东西就不错了。写你自己的经历，把它“挪”到边疆来，不受季节影响的。不写长篇，写七八万字的中篇，十来万字的中篇，总是不难的，把人物、主题搞准了。孙俊然是出奇制胜，写边疆少数民族，有的民族人数很少，你也弄不清他写的对不对，他很有驰骋的余地。段继和的这个短篇，写个媒婆，别人是贬，他是歌颂。
浩然最后对孙成武说，千万记住两句话：不以生活为主，不以短篇为足。
接着，要通了段继和的电话，打到边防处鲍处长家找的人。浩然很兴奋地和他谈，这篇东西他看了两遍，细看一遍，粗看一遍。这个一万多字的草稿，我看见浩然改了无数处，有的是对话，有的是描写，有的是错别字，有的是标点，还删增了一些段落，批了一些话。浩然说，来沈四十天，感冒两次，这次最惨，二十一天了，每块肉都是酸的，也不发烧，也不咳嗽。别人说是小伤寒。来的头三天，感冒一次，好了一星期，干了一星期的活，“六一”又感冒了，什么也坚持不了。接着，他谈段继和的小说《王媒婆》，说立意很好，人物也很好，因为身体不好，写信说不清楚，电话可以多说上几句。这个东西能写好，一般的媒婆保媒拉线是遭贬的，上了台脸上是贴帖儿的，你这个有新意。感到有两个问题，一是人物还没把握准，内心很美，善良的，积德修好，逐渐揭示她内心美的东西，一点点显现出来，同情人，为人苦思苦想。比如她帮别人找对象，内心叨念，谁和谁合适，像个指挥员，反复思量，粗中有细，很有心计，经过思考，尽管是粗线条的，但表现她的心计，谁家的闺女是个慢性子，谁家的脾气不好……第二，文字尽可能不增多，故事再调整调整，公社刘书记，做陪衬人物，笔墨少点，感到突然。再就是郝舜英和一个小伙子，都没有内因，让媒婆有察觉，不要乱点鸳鸯谱。她儿子一段有编造的痕迹。这个人物是没有写过的，是一个心灵美的人在农村没有婚姻介绍所的情况下，写她到光棍家，看到饭做不熟，难受，衣服破了没人补，公社书记送礼，收，不要白不要，他也不是好来的，别人的礼物不收。要写出她丰满的性格。
我叫来司机小陈，送一趟浩然。
1981年6月22日
约好了浩然到家来，我要去接他，或起码到车站接。他都不用，说：“我认门儿，干嘛呀！等我来敲你家的门就是了。”下午5点多一点，浩然到家来了，我骑车去买啤酒。浩然坐车到大东门下车，步行到故宫，想给海泉买点好吃的，没买到什么，买了一包方糕，一包绿豆糕。
我请浩然看了王素英的信和她写的散文《雨和土地》，浩然看得很认真，很仔细。他一共看了王素英的两封信和两篇散文，觉得这个女孩子很有才华，有创作的潜力，必能写出很出色的作品。需要很好地引导。目前她的作品还有点不自然，稍有造作之感，还在解释“别人的真理”。反映党的农村政策原则的大问题，这样写下去，可能要糟糕。像肥沃的土地上的一棵树一样，什么枝杈都一齐长的，不好的匠人，把能结果子的枝给打掉了，留下来的是不结果的枝。曲波写《林海雪原》，评论家说他有传奇色彩，他就又写出了《桥隆飚》；梁斌写出了《红旗谱》后，评论家说他有民族风格，他又写出了《播火记》。作家的主见很重要，批评不能乱听，表扬也不能乱听。浩然讲，一个人的条件、机缘也很重要。王素英若在北京你看看，可能要比王安忆强得多。不在北京，不在沈阳，离大连都很远，听不到有成就的作家的点拨，大连有几个作家？就是沈阳，有几个影响大的作家？北京名作家云集，随便谈点什么，就会受到很大的启发，有时起关键性的作用。我请浩然给王素英回封信，他说一定写，或者到大连好好谈一次。
昨天，浩然回到黎明公司招待所，草成了一万来字的东西《书迷》，是《两个小蝌蚪》的姊妹篇，今天抄出了三千字。
吃饭的时候，浩然详细地给我讲了《书迷》的三个部分：一、谈女人夹剪鞋样的书，有的是唱本，有的是小说，有的是外国文学作品，浩然小时候津津有味地把全村的夹鞋样的书全读遍了，又读了外村的。二、到赌场去读，有灯光。有一天直读到人全散了，满屋子烟雾，老太太撵。三、过年，与姐姐争论买二斤还是买三斤猪肉，坚持要买三斤，其中有一斤馅儿。到了年集最后一天，一进去先看到了书摊儿，一下子迷住了，先买了几本，约摸花一斤肉钱了，手按住《水浒》，别人要拿去看看，一下子买下了；买了之后高兴地往回走，快到家时才想起买肉的事。姐姐哭了，杀了一只鸡炖了，过了年。从书迷到写书迷，很有意思。
浩然高兴地谈着，把他一个秘密告诉给我，说在文学界只有两个人知道：杨啸和李学鳌。浩然五六岁娶了童养媳，比他大三四岁，三角眼，特别厉害，往回跑，跑了几次。多少人给浩然保媒。浩然说，如果说真正的爱情，他有一次，就是媒人的女儿，也比他大，两个人特别好，心照不宣，这是他迟迟不答应和老杨结婚的原因。老杨的父亲是村支部书记，浩然是儿童团长，十四五岁。老杨的父亲不等回答，说了两三句话就定了，走了。结婚那天，正打着仗，把他俩锁在屋里，“谁先说话谁先死”，不准说话，后来还是老杨先说的。
当时浩然最大的愿望是参军，到部队文工团当个演员。过路的部队都看上了他，后来没走成。他当儿童团长时干过蠢事，关于吴希颜当兵，至今是好朋友。
浩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凡是当代中国农村干的事情，他大都经历了，这是别人无法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