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刑场的路上，有一个声音，在赵一曼的心里，盖过了、压倒了马蹄声、车轮声和军警的吼叫声，这就是雄壮的《国际歌》的歌声！
曾在什么时候充分抒情地哼过这支歌子呢？对了，是在一条轮船上，那是一条远洋轮船，是1927年9月的一天的黎明时分，从上海黄浦江口开往海参崴的一条苏联的货船。
扶在船舷的铁链子上，一曼回头望了望惭惭被黑暗吞没了的祖国陆地上的灯火，倾听着船头劈开墨黑色波浪发出的有节奏的“啪”、“啪”的声响，一个旋律，一个亲切的、庄重的、熟悉的旋律在她心底升起，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左右看看没有什么人，便轻声地唱起来，声音轻得只有她一个人能够听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作一最后的战争！
旧世界破坏一个彻底，
奴隶们起来！起来！
莫道我们一钱不值，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
“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
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
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
全靠自己救自己！
要扫尽那万重的压迫，
就要有牺牲精神，
快快当着炉火通红，
趁红打铁才能够成功！
……
“谁是世界上的创造者？
只有我们劳苦的工农，
一切只归生产者所有，
哪里容得寄生虫！
我们的热血流了多少，
只为杀那残酷恶兽，
有朝一日杀灭尽了，
一轮红日照遍五大洲！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尔纳雄纳尔
就一定要实现！”
这条船正在开往苏维埃联邦共和国。
国内革命陷入了低谷，党为了保存和培养干部，派一些骨干秘密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赵一曼是其中的一个。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是列宁的故乡，莫斯科则是全世界无产者向往的革命圣地。能在克里姆林宫的红灯照射下学习革命的本领该是多么幸运啊！一曼还想起小时候，侄儿侄女们善意地嘲笑她“游洋生”的事，如今却真的来“游洋”了！有时候，人们的梦想也会变成现实。不过，一曼明白到莫斯科来，可不是观光游览来了，身上的革命担子重着呢！
货船行驶到茫茫大海里，突然巨浪排空，狂风大作，船体左摇右晃，方才还兴致勃勃的一曼，这时候感到了极大的不适，她体质虚弱，又刚刚病了一场，此刻她眩晕不止，接连地呕吐，与她同行的陈达邦对她非常关照，给她送水送药送饭菜，劝她多吃东西以增强自己的抵抗能力。出发前，组织上把这批学员分了组，十人一组，陈达邦是一曼这个组的组长，他是湖南长沙人，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员，身材魁梧，很有军人气质。
中山大学是非常有名的呀！这个在异国开办的冠以中华民国国父之名的学校，曾聚集一大批中国青年的精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许多风云人物都是在这座学校里走出来的，如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邓小平、杨尚昆、乌兰夫、左权、伍修权、蒋经国、谷正刚……
经过了海上五六天的颠簸，一曼及同行的40多位学员到达了苏联远东第二大城市海参崴。这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他们休息了几天，便乘火车前往渴慕已久的莫斯科。
初来莫斯科的一曼，在宽阔的红场上感受到祥和自由的气息，顿觉周身热血沸腾，她暗下决心，要刻苦学习，把这里自由的空气，带回自己的祖国！
根据学业基础，她被分到第6班，校徽编号是807。
在这所革命学校毕业的学生，仍然要回国从事革命活动，所以他们都暂时地隐蔽了真实的姓名，赵一曼本人也拥有一个苏联姑娘的名字：“科斯玛秋娃”，而同学们却都喜欢叫她“毛栗子”，因为她的头发总是竖竖着，蓬蓬乱乱的，像个毛栗子似的。
一曼在学习期间恋爱了，并且很快就结婚了。她的爱人在来苏联的轮船上认识的，她的班长陈达邦，比她大5岁。
紧张的学习生活，特别是对她来说十分复杂的俄语课，加上莫斯科冬季出奇的寒冷，加上婚后增添了许多事情，再加上她的要强，把她那本来就不壮实的身体压垮了。她又吐血了！
一曼被送进苏联位于黑海边的克里米亚海滨疗养院。
这是一座依山傍海、景色秀丽的疗养院。
没有了繁重的功课，没有了琐碎的家务，也没有了学校集体生活整齐的快节奏，一曼绷得紧紧的精神的弦，一下子放松了。
每天有医生护士查房、治疗，每天有可口的饭食，又能悠闲地到海边拣拣贝壳、彩斑鹅卵石，散散步，采采野花，划划船……很短的时间里，一曼就恢复了健康，甚至比在国内时还要好些。
听惯了激昂的交响乐的人，对舒缓的小夜曲有点不适应。安静舒适的生活，反倒给一贯在紧张艰苦岁月里走过来的一曼增加了说不清的烦恼。
开学之前，她说什么也不想再疗养下去了，在她强烈的要求下，终于回到了莫斯科。
不料，又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降临到她头上：她怀孕了，肺病也犯了。苏联医生也说，莫斯科严冷的气候对她的健康很不利。这可要了命！学不能上了，丈夫还得陪她。当时国内革命形势处在发展时期，特别是白区工作需要很多干部。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少数学员需要很快回国去参加革命工作，一曼属于可以回国也可以不回国的。
夫妻俩在商量这件事时，达邦说：
“你怀孕已经四五个月了，就等孩子生下来再走吧，我们一路回家，也好照应。”
一曼摇了摇头：
“还是我一个人回去吧。国内工作需要我。孩子可以回国生。”接着她又说：“我是半途而废了，我不能叫你也半途而废。”“我不学损失小，你不学损失大，只要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的心是一致的，见不见面没关系。”“我们分别是有痛苦的。当前的情况是没有车炮两前的。有困难，克服吧！”车炮两前，是下象棋的术语，下棋的一方，出车有利，出炮也有利时，只能出车，或了炮，不可能车和炮都一块出。一曼这样说，是为了革命工作，不能再考虑夫妻暂时的分离的事儿。
达邦把自己的戒指和一块银壳怀表给了一曼。一曼拒收，因为她知道这是丈夫唯一的财产，而且那枚戒指是达邦的母亲郑重地交给他，说是当他找到了称心如意的生活伴侣的时候就拿出来送给这位女伴。达邦一意让她收下，说：“将来也许会有用的。”一曼双手接过这两件东西，深情地说：“好。我看到它如见到你！”
第二天，乘丈夫去上课之机，一曼提着行囊，还是她来苏联时从国内带来的那只藤箱，悄悄地走了。
她又一次来到庄严的红场，这是1928年冬季的一天。在列宁墓前，她站了许久许久，那雄壮的《国际歌》的旋律，和着当时翻译的汉语歌词，又一次在她心底响起来，她的眼里流出了热泪，这眼泪里包容的内涵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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