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的，不只是一曼一个人，有好几个伴儿呢！从莫斯科坐火车到海参崴，折腾了几天几宿。暴风雪把铁轨掩埋了，火车不能开了，只好徒步行进。一曼在同伴们的搀扶下，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一曼尽量不把自己的艰难让同伴们看出来，她咬紧牙关坚持着，走啊走，走了两天才到海参崴。
快到国境线时，为了避免敌人盘查，虽有火车但不能坐。一曼与同行者打扮成被驱逐出苏联的华侨，分别用绳索捆绑起来，被人推出国境。
厚厚的雪下面是坚冰。凛冽的狂风把地上的雪吹卷起来，四处扬散。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一曼和她的同伴徒步在冰天雪地里走呵走，走呵走……他们终于越过了国境线，回到了祖国，险些在路上被冻死！别人还好说，一曼怀着的孩子都好几个月了，一个孕妇也经历了这样艰苦的磨难，她是以怎样惊人的毅力和决心挺过来的啊！
1928年冬，一曼回到党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
当时，国内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一曼看到其他同志回国后都及时分配了工作，只有她因身体状况还没有做出安排。一曼急了，她急切地要求工作，她说：“是祖国需要我才回来的，希望安排我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她坚决和强烈的要求下，党组织派她去湖北宜昌建立地下交通站，转运文件，迎送过路的干部。这是在上海的党中央与四川和大西南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联络点，这个交道站只有她一个人，加上即将降生的孩子。她深知自己是一个怀着身孕的人，不是万不得已，组织上是不会把她放到这样一个处境险恶、位置重要的点上的。
这年12月末，一曼来到了宜昌。她通过熟人在这个小城镇的狭窄巷道里租了一间板棚。她开了个小铺子，说自己的丈夫在外面跑买卖，她只好一个女人家支撑门户。这个地点在在码头工人住宅区内，按理说是很隐蔽的。她也像当地穷苦人家的妇女一样：洗衣、做饭、提水、买菜，过着一个寡居女人的日常生活。她和邻居处得都很好，常常还腾出手帮人家一点忙。
这个住宅区是一个人多而杂的小社会。她从这里不仅了解了许多党所需要的情报，还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社会阅历。正是从这里，她看到她所寄身的社会面临的深刻危机及其必然毁灭的趋势。她也更加深刻地感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多么的有意义啊！
她本来可以在邻里的照应下，把孩子生在租来的这个小板棚里的，可是极为不妙，这个交通站暴露了。幸好，她机警地逃了出来。在一条很偏僻、很狭窄的小巷子里，她扣开一家房门。开门的是个上了岁数的贫苦的老太太。一曼假说自己投亲不遇，孩子就要生了，恳求租个地方，让孩子生下来。老太太一听就拒绝了。走了几家都是同样的结果。原来当地风俗是；孩子在哪儿怀的，就该在哪儿生，不是在她们这里怀的，不能在她们这里生。一曼凭一张嘴苦苦地说理求情；“我们都是穷苦人家，该互相帮助才是，人在难中好救人嘛！”说来说去，说转了个一个好心肠的媳妇，把她家的半间房子租给了一曼，这个好心肠的媳妇还替她接了生。一曼记得特别清楚，这一天是1929年1月21日是。这一天也是列宁逝世五周年的日子。孩子孕育在列宁的故乡，一曼原来的名字淑宁里也有一个宁字，她与达邦也商量过，如果生了孩子叫什么，这个男孩的乳名就叫了“宁儿”。
房东大嫂给她端来一碗热乎乎的汤面，一曼十分感动，她动情地说：“真该好好感谢大嫂的救命之恩，如果不是大嫂收留我，我真的要把孩子生到街头上了。”过后，一曼才知道，大嫂是把自己留着过年包饺子的面给她做了汤面啊。这位热心的大嫂还帮她照看孩子，教她怎么样带孩子。
孩子还没满月，这个好心肠媳妇的丈夫、一个码头工人就被警察抓走了，原因是赌博输钱打架，必须交上一定数额的罚款才放人。而这位大嫂和两个幼儿根本就无力把人赎回来呀！一曼想以好心肠对好心肠，便毅然决然地把达邦给她的那只金戒指卖了，把房东大哥赎了回来。这件善心好事悄悄传开去，竟引起了警察的疑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她怎么这样好心？她怎么可以把自己的金戒指卖了，为赎回非亲非故的人？会不会是个共产党啊？他们对一曼已经进行了一番盘查，觉得这个女人来路和表现都有疑点，决定在一天晚上采取行动。但当他们采取行动时却扑了个空。一曼事先得到了消息，抱着未满月的孩子逃了出来。
一曼和孩子隐蔽地去了上海。
她每月从党组织那里领取最低的生活费，化装成一个缫丝女工，在女工们中间做着艰苦的革命发动工作。旅馆里闷热的小屋，苍蝇成群乱飞，孩子瘦得皮包骨，她又一次病倒了。
当时郑秀石也已成为职业革命者，住在上海法租界菜市路附近一栋楼房的二楼亭子间。一天，她正打算点炉子烧晚饭，雕满冰花的窗子外面一团团雪花在飞舞，刺耳的西北风在呼啸。忽然房东在楼下叫：
“二楼亭子间的接电话！”
秀石很诧异．住在这儿从没有人给她打电话呀，也许是叫三楼亭子间杨闇公的侄女杨少兰吧！可当她拿起耳机一听，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这是淑宁的声音啊！一曼在电话里带着颤抖的声音说：
“我又回上海了，现在病着，又被盗，孩子和我的衣服都丢光了。请你把你们多余的衣服拣几件给我，我在‘长沙湘记’等你。”
电话搭断了。秀石又兴奋又紧张，她筹措出一条驼绒袍子，一条宽大的围巾，又用旧料给孩子缝了件棉袄……
一曼回国有一年了，艰苦的斗争已经把她锻炼得更加坚强。凭她的英勇和机智，多次在极端的艰险中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次大概又是脱险回来了。秀石还记得一年前，一曼从苏联回来她们的那次重逢。秀石借住阳翰笙同志的房子。一天，秀石的哥哥把一曼领来了。这样广阔的世界，这样大的上海，突然密友相逢，真是高兴万分！她们两个人抱在一起打滚，有彻夜说不完的悄悄话。
天黑了，外面风雪交加，给孩子缝制的棉袄还差几针，但不能再拖延，必须当晚把这包衣物送到“长沙湘记”旅馆。匆匆赶到那儿时已是下夜一点多钟了。一曼正哄孩子睡觉，一见秀石便紧紧地抱住了她。秀石凝视着一曼，冻得发紫的瘦削的脸，声音仍那样热情坚毅。
一曼开始叙述她这一次遇险和脱险的过程：
“那天我正在家做饭等接头的人，等到夜深还不见人。我心里正在着急，心想该不是发生什么问题了吧？忽听急促的敲打大门夹杂着拉枪栓的声音，还有乱七八糟的脚步声。我赶紧把收好的文件烧了，披上一件破烂的衣服，抱上孩子，从房东家伙房的窗子跳了出去，躲过了敌人的视线，顺着小巷拐了几个弯便向江边跑去。
“我打听哪条船开往上海，终于问准了一只装载江西山货和茶叶的木船，天明就要开船，船家看我不像出门人。我就向他们说我是如何和丈夫一道去上海投亲，谁知半路上被士匪抢了，丈夫又被拉了兵。船老板听了我的话半信半疑。疑的怕是红军探子。我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不帮我，你眼看我娘儿俩流落江边饿死不成？
“船家终于答应搭他的船，一路上雨雪纷飞，寒风刺骨，幸亏船上老板娘给我一块破被子，我们娘俩裹着御寒，就这样来到上海。上岸时船上还派了一个小伙计，跟我去要船钱。我想我不能把他带到我所知道的任何地方去。我假装向着一个街堂去探问，当然什么结果也没有。小伙计仍紧紧跟着我。风雪越来越大，彻骨的寒冷使我难以支持。我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让孩子暖一暖。我过去看过‘扯谎坝’里告地状的，现在也来摆一摆‘扯谎坝’。我坐在马路边，把我脚上的草绳解下来，给孩子插上一个草圈。我向路人说自己探亲不遇，家遇抢劫，出卖亲生儿子，一百块大洋。一时就围了一大群人。巡捕过来把我赶走了。我走到另一条路上又摆起‘扯谎坝’来……那时真怕有人出钱把孩子买走啊。就这样，跟我上岸讨船钱的那个小伙计看着确实是探亲不遇的可怜人，就回船去了。我这才赶到‘长沙湘记’找原来常住的旅馆给你打电话。
两个人亲姐妹一般唠到快天亮了，秀石就住在一曼的旅馆里了。第二天，秀石抱走了孩子，把一曼送进了医院。
一曼知道她住院的花销要给组织增加很大的负担，也许正有支部里的同志在这医院里卖血给她垫支住院费呢！身体刚刚好一点，她就主动出了院，投入到革命斗争的漩涡中去了。
这时，一曼在上海中央机关遇到了陈琮英。陈琮英是一曼丈夫陈达邦的亲妹妹。达邦与一曼在莫斯科分手时曾嘱咐她，如果孩子生下来给工作带来不便，可把孩子送到武汉请堂兄陈岳云代为抚养，如果要送孩子可以找琮英帮忙。陈琮英1902年1月出生于湖南长沙新桥。1926年，她到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同年3月，与时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的任弼时同志结为革命伴侣。4月，经任弼时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先后在上海、汉口、香港、汕头、潮州等地从事秘密交通、机要和油印文件等工作，并兼管一部分中央经费。1932年，陈琮英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至19 36年，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8年，陈琮英伴随和协助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的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工作。回国后，1941年，组织决定陈琮英任任弼时同志处机要秘书，1950年任中央机要局机要处处长。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离职休养。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5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百零一岁。一曼比这位小姑子小3岁。这次她们相遇时，一曼24岁，琮英27岁。她们有一见如故之感。一曼很直截了当地说出把孩子送到陈家抚养的想法，琮英也热情爽快地答应帮办。当两岁的宁儿真的要被送走的时候，一曼想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自己的骨肉，还能不能相见？她难以抑制地哭泣起来，但她还是坚决地不改变决定。因为她知道，这幼小的孩子留在她身边，她总是动荡不安，凶吉未卜，对孩子成长是不利的。孩子不在她身边，她一个人可以毫无牵挂地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为了日后想起孩子的时候能看到他，一曼抱着孩子到照相馆去照了一张相，她抱着宁儿坐在高背藤椅上，她的温柔与慈爱，宁儿的安宁与好奇，留住了那个永恒的瞬间……这张照片，一曼寄给远在异国的丈夫一张，有一张托人转给她的二姐坤杰，她自己保留了一张。
1930年4月，一曼和琮英一起到武汉送孩子，达邦的堂兄岳云是一个大商人，家境很好，只是并不欢迎这个孩子的到来，尤其是陈夫人没有思想准备，当面就表示了不愿接收这个孩子。一曼当时曾想把孩子再抱回上海，把孩子留在这里不会幸福的。但她想到了艰险的斗争环境，想到了自己的肩上承担的责任，还是要坚持把孩子留在这里。最后她表示这个孩子就是堂兄嫂的儿子了！这就等于把孩子送了人，而不是托养。做为母亲的一曼此时心如刀绞，但她还是在宁儿“我要妈妈”的哭喊声中离开了陈家，她的心里蓄满了苦咸的泪水……
送走宁儿的第二个月即1930年5月，一曼在上海与李一氓等人组织临时家庭，她和赵毅敏分别冒充李一氓的妹妹和弟弟，加上李一氓的妻子和两个男孩，结合在一块像一家人一样。就是在他们这个“家”里，秘密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家”里人在楼下打麻将，把留声机的声音开得大大的，以掩护楼上近50人的大会，与会的有滕代远、何长工、向忠发、李立三等人，会议挂了党旗，唱了国际歌，李立三做了政治报告。这个会议一结束，临时家庭就解散了。
转年，一曼离开了上海，离开前，她与好朋友郑秀石、郑奂如告别。她对两位朋友说：“没想到吧？我又要开旅馆去了！”这是隐语，表明她的工作要有变动。但是去什么地方，去多久，都是不便交谈的。只感觉要走很远。两位朋友拿出她最爱吃的盐花生米和咸鱼还有半瓶五加啤酒款待她，也是给她饯行。席间说到一曼的那位达邦，一直没有音讯，这让一曼十分牵挂，无限怅惘。她们在一起感慨着，是啊，为了换取革命事业的胜利，为了后代的幸福，我们这一辈必须做出牺牲啊！在上海街头昏暗的路灯下，她们依依地惜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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