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始终记得自己正式穿上军装，成为一名革命军人的日子：1926年11年25日。
这一天，200多个姑娘汇集到武昌两湖书院来了，她们从四面八方来，有穿花旗袍的，有着短棉袄的，有梳大辫子的，有剪短发的……一个个都兴高采烈的样子，彼此又像是熟悉，又确是很陌生的。她们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入伍生总队政治女生大队的学员。
一曼是坐船来的。她坐的那条船是“其春号”客轮。她和同学们都是从宜春码头上船的，满怀着革命救国的热望，顺长江而下。热情爽朗的赵一曼在同学们中间性格很鲜明，大家都很喜欢她。女同学里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名叫游曦。那个叫陈德芸是家里的独生女，她离开家时没有告诉父母，担心不让她走，可是她的父母还是到涪陵码头上送她来了，可是这条船没有在这个码停留……在这条船上，还有罗瑞卿、陈伯钧等一批优秀的男生。罗瑞卿被指定为这条船上的队长。这条船上的同学们都很团结。他们见陈德芸一路无精打彩的，知道她在想家里为这事都闹心呢。一曼对她说：“我与你不同，我的父母都不在了，我是宁做他乡鬼，不做家庭奴。”其他的同学也劝说着：“家国之间，不能两顾。当今之际，还是以国为重吧！没有国哪儿来的家啊？”船经云阳时靠岸，大家游览了张飞庙，庙里有相传出自诸葛亮手笔的石刻的《出师表》，罗卿瑞同学还给大家介绍这篇不凡的作品，大家放声吟诵着这篇千古闻名的大作，也都壮怀激烈地要为北伐胜利，为民族大业而献出自己的一切！
船出三峡，一曼的目光更加远大，她望着汹涌的江水由然而升一种奔放豪迈的情感。
一曼考入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改名的。黄埔军校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所革命的军事学校，它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产物。这座学校培育了大量的革命尖兵。这座学校，在革命形势大发展的年代曾创办了“潮州分校”、“南宁分校”、“长沙分校”和“武汉分校”。武汉分校基本上是掌握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手里，郭沫若、周恩来、李富春、张国焘、项英等都是其中的政治教官，恽代英为政治总教官，陈毅为中共军校党委书记。在革命军校里设女生队就是从武汉分校开始的。
无论是国共两党要员写条子介绍来的，还是被地方党团组织选送来的，所有的学生都要经过严格的复试。这群热血青年，天不怕，地不怕，他们向校方提出质疑：我们是来干革命来了，革命队伍难道还害怕人多吗？他们坚决反对复试，不允许有淘汰现象发生！他们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搞请愿活动，还派出10名代表想与校方“谈判”。他们哪里知道这是革命的学校，有军队严格的铁的纪律。学校立即开除了那10名学生代表。他们想参加复试都不允许。这10个人就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谢冰莹，她在任要职的亲属帮助下，更名改籍贯参加了复试被录取了。
四川来的30名女生只有两个未被录取，其中有一位叫柯银珠的没考取，竟又急又气而死去了！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1927年2月6日这一天正式开学了。一曼与她的女同学们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女兵。
这时，一曼刚过21岁生日不久，她在这群姑娘当中，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小的。
与一曼同在武汉分校学习的女生中，曹杰后来成了徐向前的夫人，张瑞华成了聂荣臻的夫人。
从这一天开始，姑娘们统统换上灰色的棉军装，登上棉鞋，还统一了发式，不准擦脂抹粉，不准描眉，更不准抹口红，连军装里面的花衬衣也一律不准穿。
她们的队长是一个威武的军官，打着黄呢子绑腿，背着驳壳枪，很严厉的样子，讲话，喊口令，干脆利落，一丝不苟。
队长领来了理发师，把女生们的头发剪得像男人一样短。有的女生手捧着被剪下来的大辫子心疼地哭了。队长大声训斥：“哭什么？你们从今天起，就许身国家了，生命都将为国牺牲，怎么不能舍得这一条辫子？”一曼在一旁劝说道：“我们今天来到革命阵营就是革命人了，就得像个革命军人的样子，只有剪掉头发，穿上军装，才能上战场啊！”她说：“别看剪发，这也是对我们革命意志的考验啊！”
在1927年2月12日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宋庆龄、何香凝、孙科、谭平山、苏兆征、邓演达、郭沫若、恽代英、施存统等都在主席台上就坐。宋庆龄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她对中国第一代女兵的殷切期望令一曼特别感动。她对陈德芸说：“孙夫人的革命气质和讲演水平尤为令人钦佩。”
到了军校，一切都听从军号。该起床的时候不起来不行，起得晚一点也不行，该熄灯时不熄灯也不行，熄了灯，两个人小声说话也不行．军号声就是命令。执行命令不准打折扣。
大家对这种生活都不习惯，可又都觉得新鲜。一曼也如此。这和在白杨嘴，在郑家大院，在宜宾女中，在中山中学，全不一样啊！
晚上睡觉睡得正香，突然搞起紧急集合，还不许开灯，不许说话，一个个手忙脚乱的，各种洋相都出来了。
为了应付紧急集合，一曼和同寝室的伙伴夜里摸黑练习穿衣，打绑腿，捆背包……本来是积极的行动，被队长发现了，不仅当场训了一顿，第二天早会上还在全队狠狠批评了一番。
开始，一曼想不通。后来慢慢明白了，军人啊，就是要令行禁止，统一行动。
慢慢就有了经验了：睡前，脱了鞋子放在自己床下，鞋尖冲前；脱了衣服，先看袖子有没有反过去的，把它弄顺，盖在自己被子上端，领子朝脚那头，两个袖子向两边平铺开，这样穿起来快多了，绑腿带和腰带叠好，顺放在枕头底下……
都是一回生、两回熟的事情，什么也难不住这些有心计的姑娘，特别是一曼。
在寒冷的冬季，她们接受一个战士应该掌握的基本动作训练：队列，射击、投弹、土工作业，打班进攻，排进攻，匍匐前进……室内课程也很繁重：世界革命史、经济学、《共产党宣言》……一曼虽然入军校前已经零散地读了不少革命理论书和一些进步书刊，但没有这么有板有眼地系统地学习过。可她比起那些从来没接触过革命理论的姑娘来，接受这些课程，要顺当得多了。
一直关心中国革命的斯大林听说黄埔军校招收了女兵队，他很是兴奋，要求拍张照片给他看看。1927年3月5日，一曼所在的女生大队全体成员在军校院里大礼堂前拍了一张合影，展现的是中国第一代女兵的飒爽英姿。
学校里的阅览室里有各种马列主义的书籍，墙上贴着反帝反封建的标语。茅盾当时任政治教官和政治部指导员。他给学员们讲国民革命的目的，讲妇女解放运动。
一曼不仅努力学习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她还努力学习军事，研究战术、兵器、地形及做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必备的军事课程。在操场上摸爬滚打，演练队列知识。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一曼还参加了布置会场工作，担负警卫的任务。
四月里，野外演习开始了。一曼和另外几个姑娘担任尖兵，她们提着枪，由队长带领，在一片柳林里向前搜索。一会儿“卧倒”，一会儿“前进”，就像前面真有敌情一样。
卧倒在一块坟地里的时候，一曼看见前面不远处有几只小羊在静静地吃草，她觉得特别好玩，想起在家时，自己也喂养过一只可爱的小羊，那是她用压岁钱买来的，后来因为功课紧张，交给别人喂去了……想着想着，她忘了这是在演习，忘了自己是个战士，竟然站起身跑了几步去吆喝吓唬小羊们。
“你干什么！”队长吼了起来，“你这是破坏战场纪律，你懂不懂？你要被处罚的！”
回到学校，她在区队面前受到了更严厉的申斥，并被罚站10分钟。
罚站结束回到寝室，一曼难过得直想哭，她不是觉得委屈，而是觉得自己真不该做错这样一件事。
有个胖姑娘过来安慰她：“又不是真的。队长也太不近人情了！”
一曼忙说：“我错就错在没把演习当成真的。我该受罚。老是原谅自己，就永远成不了好战士！”
一曼在家时就有肺病，在闹学潮的时候犯过，这回由于过度劳累，又吐血了。大家把她送进了医院。
她在病床上躺了十多天。这期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了武汉革命政府，向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国共合作被破坏了。驻守宜昌的夏斗寅部队和由四川出来的杨森部队汇合起来也通电反共了，革命形势极其险峻。
一曼所在军校的学生编成了独立师，由叶挺带领，就要开赴前线了。一曼顾不得肺病不肺病，保卫革命要紧。她换上军衣就回到学校，和队伍一起出发了。
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校园的平静生活完全打破了。许多人徬徨、徘徊，还有的共产党员宣布退党。一个独立师政治部主任也在报纸上发表宣言脱党。一个同一曼一块从宜宾来到军校的姑娘，深深感到形势不妙，动员一曼和她再一起回到家乡去。一曼坚决不肯，她认为；作为一个革命战士，不能在革命顺利发展的时候就参加进来，而在革命危急关头就退出去。她说：“革命战士要用生命来保卫不倒的红旗！”
那个老乡独自走了。一曼跟随着学生兵团开向了即将发生惊天动地的重大事变的南昌。在路上，一曼忽然病情加剧，不得不在组织安排下脱了军装，化妆成逃难的农妇，转移去了上海。
当时的上海，是反动派的大本营。每天都有共产党员、革命志士和无辜群众在流血。反动派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网一个。”一曼在一个四川老乡的家里打工，处境危险，经受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搜捕的考验。她却意志无比坚定。
如果一曼不是重病，她一定参加了那个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打响了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第一枪！
周恩来、朱德、贺龙领导的“八一”起义举世震惊。
就在这个月份，一曼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一曼的军校生涯匆匆地开始，又匆匆地结束了。尽管这段生活十分短暂，可它在一曼心中是不可磨灭的，它以铁和血的事实昭告一曼：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是极为残酷的，是你死我活、惊心动魄的。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战士，随时都该准备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殉自己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