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走上革命的道路，要感激一个人，一个启蒙人，一个领路人。这个人就是她的大姐夫、她的老师郑佑之。
郑佑之念书学的是实业，完全可以在衙门里找个能赚钱的差事，但他看到这个社会太黑暗、太腐败，毅然地离开了城市，立志献身平民教育，来改造农村。他卖掉了家产，帮助穷苦学生读书，自己粗衣素食，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他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川南特别委员会委员、合川县委书记、四川省委委员。直到赵一曼1936年8月2日戴着手铐、脚镣，被捆绑着用马车押赴刑场时，也不知道她的大姐夫、她的老师郑佑之，已经先她5年于1931年末，在重庆被捕并英勇就义了！
在一曼心中，大姐夫既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又是一个值得崇拜的偶像。大姐夫怎么懂得那么多的事情哟！从刮风下雨、日出日落这些有趣的自然常识，从中国几千年，到近百年屈辱的历史，腐败的现实，俄国的十月革命，北平发生的“五四”运动，整个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他给讲述得那么清爽、那么明白，使一曼在漫天的沉沉黑暗中看到一线曙光，在她那个腐朽、没落、消沉的封建家庭里呼吸到一缕新鲜空气，使她看到了人类社会美好的前景，带给了她追求新生活的勇气。
有一回，一曼为家务事气得吐了血，病倒在床上，时而发烧，时而出冷汗。她翻来覆去地睡不实，为自己的命运发愁，生为女人真是太不幸了！她想到可怜的母亲，那裹着的一双小脚，走路都走不稳，风大一点都能吹倒，父亲一生气，就要用菜刀砍母亲，追得母亲满院子爬。那个凄惨劲儿，一曼想起来心就酸疼，她想到她的姐姐们，大姐、二姐都受公婆的虐待，不得不跟丈夫逃了出来，三姐出嫁不到一年就悒郁而死了，四姐嫁给了一个谁都不敢挨近的疯子……一曼在床上长吁短叹，流着泪，百思不得其解。这时大姐夫来了，他头戴斗笠，脚踏油鞋，裤腿上都沾上了泥巴。
“听说你吐血了？”大姐夫关切地问。
一曼吐血连妈妈都瞒过去了，大姐夫刚回来，他怎么知道的？
“我听幺弟说的啊！，”大姐夫解释说。“幺妹呀，你为家务事气得吐血可不值得啊！你看我就不吐血！我卖了田产来办学，人家还说我徇私，到城里去告我！生气有什么用？我还是得干下去！”
原来大姐夫是刚刚从城里过堂回来的。有人想谋他校长的位置，诬告他霸占校产，县里不问青红皂白，就下了传票叫他去过堂。
“如今的社会真是太腐败了。这个县城就是一个缩影。”大姐夫继续说：“国家打了胜仗要割地赔款，在乡下办些实在事情也要坐牢！光生气不行，得反抗它，改造它！不是它气死我，是我要给这个腐败的社会送终！”
大姐夫兴奋的脸上没有一丝愁苦和失望。
“这个世界正在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谁还有心思去生闷气。你看，俄国的革命成功了，北京的学生把卖国贼也打了！早晚他们也逃不掉！”
一曼听得振奋起来，虽然她还不懂大姐夫说的这个“他们”是谁，她想那定是反对大姐夫的人。大姐夫真行，那么多人反对他，他都不害怕。不像自己，为了一点小事就气得吐了血！
令一曼最难忘的就是大姐夫给她讲的“鉴湖女侠”秋瑾的故事。秋瑾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女英雄。她1875年出生在绍兴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903年在京城联合组织“天足会”，宣传女子不缠足，放大脚。1904年离夫别子，只身东渡日本求学，发起共爱会，创办《白话报》，号召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提倡男女平权。1905年，秋瑾回国参加光复会。同年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选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1906年，她因抗议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而回国。在上海组织锐进学社，创办《中国女报》，宣传妇女解放，为中国妇女解放吹响了第一声号角。1907年，秋瑾回绍光主持大通学堂，任督办，联络金华、兰溪等地会党成员，组织光复军，与徐锡麟分头准备皖浙两省同时起义。当年7月，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捕牺牲。随之，清军包围大通学堂，在这危难之时，秋瑾决心做中国妇女界为革命牺牲第一人，她不顾个人安危坚决留在大通学堂，与前来包围的清军作殊死战斗，被捕后，于1907年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
自此，秋瑾的形象，成为矗立在一曼心中一座高大的人生丰碑。
大姐夫临走，给她留下了全套教科书，还有字典。嘱咐她在家自修，说，“要改革社会，就得练好本领！”
从此，一曼的生活有了条理。爸爸去世时遗留下的一只破旧的怀表，一曼可派上了用场，每天对着它，按钟点分科看不同的书，遇到了自己看不懂的地方，就用笔画个问号，或记在小本子上，然后写信向大姐夫求教。她还把自己做的习题、写的作文、日记捎给大姐夫，请他给批改。大姐夫依旧是她的“百事问”，是她的好老师，有时为要给她解释清一个词句，甚至要写满两三篇儿纸呢！
那时连乡村学校里都不学外语课，可一曼的自修课里却有英语这一门，大姐夫把一个个字母都用汉语发音注上符号，还教给她拼音的方法。就这样，一曼自己读完了第一册英文课本。大姐夫还在上海函授学社替她报了名，学社按期给她寄讲义，她学得更用功了。
一曼家院子后面有一片青翠的竹林，竹林后面有一块突出的大石头，环境十分幽静。一曼经常背着别人到这里来读书看报。除了那些到处玩耍的侄儿们在竹林深处遇见过她，别的人都不知道这里还有个一曼读书的地方。
读书求学问为什么还避着人呢？因为一曼读的不光是国文、算学和英语，还有在当时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的一些禁书。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更迅速地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传播开来。一曼的大姐夫郑佑之是一个进步的知识青年，他接受了革命思想，并认识了四川党地下组织的共产党员何珌辉、刘亚雄等人。郑佑之除了热心辅导一曼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之外，还特别注重用革命的、进步的思想理论武装她的头脑，常借给她一些革命书籍看，还帮她订了宣传进步思想的《新青年》、《觉悟》、《妇女周刊》、《向导周报》、《民国日报》等报刊。
虽然置身在偏僻乡村一个封建家庭的禁锢之中，一曼仍觉得自己的生活特别充实，特别有意义。她曾在私塾读了几年书，又有大姐夫用新的课本教了一段时间，她已经有了较好的阅读能力，一接触到这些新的书刊，她的整颗心立即被吸引住了。她觉得自己过去许许多多想不通的事，书报上的文章都给说透亮了；自己想做的事，书报上的文章也告诉自己该如何去做，真解渴呀！
每回读这些书报刊物时，一曼都格外加小心，她不敢在家里读，怕被念过书的大哥发现，她装做去外面玩耍的样子，走啊走，看没有人注意，就钻进那片小竹林，垫点东西坐到那块突出的大石头下面，一读就是半天。
瞒过初一，瞒不过十五。一曼秘密读革命进步书刊的事终于被她的大哥李席儒发现了。
“这还了得？”
“简直是中邪了！”
“胡思乱想！”
李席儒不听一曼一句分辩，便把那些书刊报纸搜出来，通通扔到火膛里。一曼气得直跺脚，扑上去抢没烧完的纸片，手都被火烧起了泡。
李席儒威吓她说：
“你再看这些邪书，我就打死你！”
一曼不服：
“你就是把我打成肉酱，我还是要看的！”
火，烧毁了书报的纸页，却烧不掉书报给一曼带来的金子般闪闪发光的真理。
在以后的日子里，一曼读革命进步书刊就更隐蔽了。
一向温和的妈妈也在焦虑。
“淑宁慢慢就要长大成人了，整天只知道翻一些啥子书，可怎么得了！”
二姐坤杰听到妈妈这样叹息地说，就宽慰她：
“妈，幺妹还小，等她长大些自然会听话的。”
妈妈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她心想，女孩子家，做做针线活儿，也许会收收心的。于是买了块白布让一曼学挑花。一曼在小心眼儿里核计了一下，就乖乖地顺从了妈妈的安排，妈妈心里很是高兴。
一曼整天关上门，一个人呆在屋子里，谁去打门，她就在里边喊：“我在挑花哩！”也不去开门。晚上灯一直亮到深夜。妈妈看着那灯光，欣慰地笑了。
谁知几个月过去了，这块白布上的花，一曼仍未挑出来。原来她是借挑花的名义，继续在屋里读她的书刊。这时她阅读的范围更加扩大了，革命理论，哲学，历史，还有“五四”以后的诗歌、小说等等。有时她自己心血来潮，还写一些诗和杂文、小说呢。这些诗、杂文和小说，她也请大姐夫帮助看一看。有一次，大姐夫看了她的作品以后写信给她说：“你写的文章和诗歌我都看了，很有意思，我准备给你改一下，不过这是个人的意见，你不必拘于体裁。”
读书成了她比吃饭还重要的事情，一天不读都不行。她读书已经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她边读边思考，她感到眼前的天地宽了，她感到心里豁亮了。她一次又一次给大姐夫写信，表示要到外面世界去闯一闯的愿望，她说如果出不去，非憋闷死不可！
1923年冬，郑佑之同何珌珲以通信方式介绍具备团员条件的赵一曼和李绍唐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郑佑之一方面为一曼的进步而高兴，一方面又为她烦乱的心绪而不安。他写信给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好朋友何珌辉，说了一超的近况，想让何珌辉给出点主意。
何珌辉在给郑佑之的信中说：
“一超既处此困境，你当不必避嫌疑，尽你的力量，以友谊的热情去帮助伊。不过我于此也有两个问题，即是：一超假如不能遂其志，未必就只有自杀一条路么？一超因各方面的帮助得出外读书，得着毕业文凭又将如何？我以为女子要有真觉悟，第一须去除虚荣心，女子出外求学，那是我们十二分同情的，然若不能出去，也不必就短气。中国女子锢蔽在黑暗势力里多着呢！一般女子认为大解放的女学校，那就是一个黑暗势力圈，女子一进了女学校，虚荣心自然提高，奢侈欲自然扩大，实在本领，不能说个个都好。社会制度又不许她有经济独立享有权。到了逼得人进退无路时，志行薄弱者，更不堪言状了。报载（合力周报转载）近有新式女子请愿与英雄结婚者。佑之，你说痛心不痛心呢？《新青年》上有句话，社会革命一日不成功，女子解放一日说不上。固然社会制度，经济权独操于男子，女子之经济权不能独立，经济权一不能独立，哪怕你顶天立地的女子，亦只有俯首屈人下了。故今日女子欲谋自身之解放，当先与革命党人联合，谋社会之大革命，社会革命成功，女子自有相当的地位了。社会革命，从最低人入手，要不着博士学士头衔的，至于个人幸福之牺牲，那更是革命党人之真精神，一超与我未直接通过信，话只能说到此，至于同志之介绍，我当为尽力……”
郑佑之把何珌辉的信转给了一曼，并写信对一曼说：
“男女平等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见效的，等待众人信服你了（受苦的人容易劝醒，享福的人便说不进油盐），你可认真地对她们说，这些发财人，男子官僚们的横暴不法，使她们个个都恨这些压迫人的人、发财人、男子官僚们，那时我们乘机响应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把这些害人的东西一齐除了，实行我们的社会革命，待社会革命成功，那时才是你们自由自在的日子，才有男女平等的法律来保护你们的自由……此时你就读书，不读书都是要忍气吃亏的，你能催促社会革命早日成功，你们便能早日享福。现今的世道，除了革命，莫得第二条路走了。你反抗你哥哥，便是家庭革命，你终身不出阁，也算伦理革命。但这些革命都是小革命，不彻底的革命。如果社会大革奋成了功，这些小革命也就跟着成功了。所以我望你听何先生的话，与革命党人联合起来，催促社会革命早日成功……”
何珌辉和郑佑之的信，让一曼眼界顿时开阔了很多，心里也亮堂了很多。这样深的革命道理与她自身的处境紧紧联系到一起，使她忽然如憋闷的屋子打开了窗子……
1924年上半年，一曼经郑佑之联系，经共产党员何珌辉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从此，她的学习和斗争生活更加丰富多采，更加充实健康，她由原来只关心个人的命运，开始对国家和世界大事发生了兴趣。
知识的火种，革命的火种，在她年轻的心中熊熊燃烧，她要把这火种播撒到更多的人的心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