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元向王蒙汇报了《鸭绿江》杂志改版的情况，说到刊物在全国省级文学刊物中发行量是挺好的。他诚恳地说，请王部长在方便的时候给写一个刊首语，随便写一点什么都行。王蒙翻看着永元赠给他的《鸭绿江》杂志，看到编辑部的电子邮箱，说，稿子发到这里就可以吧？永元说可以，请写上我的名字。王蒙又问，这样就能收到吗？永元说能。王蒙又翻看我请他看的我选编的《爱的月光——精美军旅爱情诗200首》，他见我没有签名，我说就请您在这儿翻翻，不必带回，知道您的存书太多，会增加负担，翻过随手送给服务员看就可以了。他忙说，别别，别别。他看得很仔细，看到有张志民的《没有女人的地方》，他说，他与张志民特别熟。看到有峭岩的诗，他说，峭岩在军艺（解放军艺术学院）待过。我说是，峭岩曾在解放军画报工作过，后来到解放军出版社任副社长。王蒙说，峭岩在军艺文学系当主任时曾请我去给学员们讲过课。王蒙问我们什么时候离开，我们说明后天吧。他说沈阳到这儿不是很远。北京到这儿3个半小时左右。我们说，有机会到沈阳去玩玩。王蒙说，沈阳去年9月去过。是沈阳市政协要求我给他们讲一课，讲传统文化还是讲什么我也忘了。他在沈阳看了沈阳市的文化建设，还看了“大帅府”，还有一个造币厂。我说前不久我还应邀去看沈阳造币厂，为他们厂写一首朗诵诗《我们为共和国印制名片》呢。王蒙说，这个“大帅府”是不是省作家协会办公的地方，是省作协的还是市作协的？永元回答，是省作协的，那个赵四小姐的楼原先给了市文联，也让了出来，保留文物，让人们参观。王蒙说现在都成了景点了。王蒙还说到沈阳故宫。永元介绍说，北陵是努尔哈赤儿子的陵墓，东陵是努尔哈赤的陵墓。永元说，还有一个永陵，在清原，很好，王部长有机会去看看。王蒙说沈阳故宫以前也看过，八十年代就去看过，现在修建了一下，环境弄得不错，包括参观路线也很科学。永元第二次向王蒙推荐永陵，他说永陵挺有意思，王部长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王蒙爽快地答应：好的，好的。王蒙说去年去沈阳，还去了抚顺和本溪，有一个挺好的岩洞。我说那是本溪水洞。永元问，抚顺战犯管理所去了吗？王蒙说没去，去了雷锋纪念馆。王蒙说，沈阳我去过多次，本溪是第一次去。曾在大连八七疗养院（即沈阳军区第一疗养院）疗养过，他说他在八七疗养院住的是都是别墅式的老房子，风一吹，呜呜叫，印象很深。永元第三次向王蒙推荐永陵，说永陵有12个山头，每一个山头代表清朝一个皇帝，努尔哈赤小一点，康煕就大一点，乾隆高一点，等到了溥仪就很小很小了。王蒙大笑道，这等于老天爷给清朝的历史都安排好了。
我说到我在《特别关注》上看到王蒙的两篇文章的感受，今年第7期《特别关注》上，转载了王蒙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王蒙评说不差钱》，是写小沈阳和赵本山现象的，他是完全站在赵本山这一边为其呼喊叫好的，他写得非常犀利和尖锐，会让那些道貎岸严者感到汗颜。王蒙说到赵本山的《卖拐》，说“赵本山所演角色的忽悠、暗示、欺骗过程，让你认定自身有病，再接受他的医疗的过程，荒唐离奇却又令人信服，天衣无缝，看后颇觉得头皮发紧，脊背冒凉气……谁敢说你就绝对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买过这样的‘拐’？谁敢肯定你就比范伟扮演的傻帽儿确定聪明？”王蒙称《不差钱》的潜台词更丰富，姥爷——老爷，也姓毕（枪毙的毙，和关闭的闭的谐音）王蒙说，“这是事实，这是人生。没有才艺不行，没有传媒的承认与提携也不行，这不但是两位小字辈的命运，也是赵本山的‘秘密’。这当中的酸甜苦辣，外人能够知道多少？”王蒙说，“赵本山在主流媒体上争到了农民文化的地位和尊严。夸大一点说，他悄悄地进行了一点农民文化革命，使得我们的主流文艺更加宽敞自然开放亲民。”在王蒙另一篇《老鼠文化了不得》中，他写老鼠用尽各种办法改变社会上对它的称谓和看法，它成为语言学家后，首先在语言上改变对自己不利的习惯说法，比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类，都改成“老鼠过街，人人喝彩”等等，“鼠目寸光”改成“貓目寸光”，“胆小如鼠”改成“胆小如虎”……这样一改，它们自己也觉得全变了，它们可以不必潜伏于洞，不必昼藏夜行，而是大模大样地登堂入室、吃香喝辣了，可是结果呢？它们自己是以为没事了，它们生活在自已营造的新的氛围中了，它们仍没有逃脱覆灭的下场。他写的这个类似寓言的故事，令人深省。世界上确有这样的人，是一群人，或一类人，或一族人。
我说我读这样的文章深受震撼。王蒙谦虚地说：“一家之言”。
永元问到王蒙的身体状况。王蒙说，我75岁了。我说看你打太极拳打得有模有样的。因为这两天早上创作之家请来一位太极拳老师授课，王蒙也按时来打，我有幸就在他的身边一米多点的距离学。一早上做一小时。我说，您肯定不是第一次打。他说，是的，我学过。我笨，相当笨。按老师的要求差得远。这个老师非常严格，他是在大学里教太极的。上期我就跟着做，跟着学，我是“留级生”。
在与王蒙合影时，我心里在复述着他的格言：“自己丰富才能感知世界的丰富；自己善良才能感知世界的美好；自己坦荡才能逍遥地生活在天地之间。”“过于 伟大或者过于卑微，过于高明或者过愚蠢，过于奇特或者过于陈旧的话语，都值得怀疑。”“戴上桂冠的也可能是狗屎，扣上尿盆子的也可能是冤枉……”太经典了！
就要到吃晚饭的时候了，我们告辞。王蒙欣然与我们合影。永元太敬业了，又一次说出了向王蒙约稿的请求。
垂钓的邓友梅
没有想到2009年夏天在北戴河又一次见到邓友梅！
1981年7月，我参加春风文艺出版社在大连大长山岛举办的笔会，那次笔会来的作家比较多，分别住在海岛别墅样的小洋楼里：林斤澜、浩然、张长弓、程树臻、顾骧、张笑天、彭荆风、叶辛、单超、祝兴义、金河、王栋、吴文泮……在笔会作家队伍里就有高个子、精明的邓友梅。我们在一起待了一些天。有一次大家去游泳，我出现了险情，差一点把命丢在大海里。当晚，浩然拿出他从北京带来的顺义县的酒为我压惊庆幸，笔会的作家兄弟们纷纷与我碰杯。过了两天，因我们部队机关有事，我要提前离岛，大家备酒加菜为我送别。邓友梅举杯站起说：“为世宗老弟完完整整地回沈阳干杯！”想起前两天遇到的险情，友梅兄的话令我感到十分温暖。
1999年6月，我们沈阳军区为了提高长篇小说创作质量，从京城请来了徐怀中、邓友梅、陈忠实、朱亚南、王宗仁等多位作家及出版社、刊物的编辑，帮助我们指点迷津、出谋划策。那天在某师打靶，邓友梅这个老兵举枪10枪打了65环，我与穿着迷彩服的他曾合影留念。
记得邓友梅说，自己作了10年外事工作，比文学创作更难。
友梅身体状况很好。他告诉我，打了几十年的太极拳，岁数大了，就做更简便的功操了。他身上有明显的兵味，也是因为健康，所以走路很快，办事很麻利。他来沈阳那天，我去接站。从火车下来都快走进贵宾室的大门了，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帽子丢在车上了，便跑回去取，我跟着他跑，等我跑到车厢门口，他已从车上下来了，手里拿着他那顶浅色的凉帽。他一再和我说：我和你19年没见了！再过19年，我就85岁了！他的时间概念十分精确、严谨。
没等到19年，可是也已过去10年了，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是参加2009年中国作家协会北戴河创作之家的休假活动。报到的当天我就见到了依然神采奕奕的邓友梅，他的穿着是时尚休闲的，深色的圆领衬衫，浅色的短裤，一双运动鞋。他走起来很轻便。只是他的头发全白了，右手上还有一只小拐杖，说它是小拐杖是因为它不粗不大，且有一个套坏连着手和拐杖，友梅说这样就不必因掉在地上弯腰去拣了。
友梅仍说到注意饮食的事，他一日三餐只在早餐吃主食，午餐和晚餐都不吃主食，主要吃蔬菜。他不喜欢吃水果。烟仍未戒掉。他说他在全国政协开会的时候，一位专家说，希望年轻人不会吸烟的不要学，年纪大、烟史较长的不必戒，但要减少。因此他仍吸烟，只是烟瘾不重，而且不讲究牌子，对于他来说抽什么牌子的都差不多。
那天下午没安排集体活动，我和田永元跑到邓友梅的房间聊天，他很高兴地放下手头的活儿，与我们攀谈起来。他的电脑还开着，满篇的小5号字密密麻麻，他怎么可以看这样小的字？为什么不把字搞大一点？我坐下很久仍盯着那台电脑的显示屏，想着这样一个让我费解的问题。
记得1999年那次，邓友梅说到他小时候的事情。他说喉上过三年小学，第四年失学了，后来参加了新四军。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能认多少字？正好新四军文工团要演《李闯王》，缺少个演放牛娃的小演员，从部队小兵中挑，要会说国语，还要脸皮胆子，不怯场。他应试被选中。他出生在天津，能冒充说几普通话，大城市生活过，又去日本当过劳工，不怯场。他就这样进了剧团，除了演小孩儿。还点汽灯，管小道具，给台上演员提词。那时是演秧歌剧，他提三遍词自己就背一个剧本了。在新四军文工团，白文是戏剧股股长，郑重、丁峤是是副股长，这些人演戏时他给提词。事先要把他不认识的字教给他认。这样他等于学了一回文化。
1950年他从抗美援朝慰问团回来，写了个小说给《北京文艺》，赵树理看了说行，但是要他把有些字写清楚。他连写几篇小说，赵树理都给发了。因此1953年被送到文学讲习所学习。有一次请曹禺先生上课，课后曹禺先生碰到他，就问：“小邓，你匀对我讲得反映怎么样？”他回答：“好，都没打盹儿。可是大家说，听着很好，可写作时用不上。”他请曹禺先生告诉他点写作窍门。曹禺先生说：“你要听真话还是听假话？”他说：“当然是真话了。”曹禺说：“有用的就几句，说实在的就一句，如果你想写剧本，背下莎士比亚三本书，你就会写了。要写小说就背你喜欢的小说。为什么背了别人的自己就会了，我也不知道。”由此邓友梅发愤读了很多书，背了很多书。
邓友梅26岁时写了《在悬崖上》，因此被打成“右派”，一次听广播，听到陈毅同志逝世了，他非常悲痛。他从小在新四军军部文工团，与陈毅有接触、有感情，就写下些回忆性的文字，作为感情发泄。小平同志领导拨乱反正后，他在文工团时的老班长、写出著名小说《百合花》的作家茹志鹃来他，看了他写的这些素材，很受感动，让他改成小说，改好后发表在茹志鹃任副主编的《上海文学》上，题名为《我们的军长》。这篇小说获得了1978年中国作协举办的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作品发表时，邓友梅本人还没得到“落实政策”呢。
邓友梅善于思考，他想要取得好的创作成绩，必须有自己的特色。他说，王蒙是聪明的，写新疆风情，很有特色。刘绍棠就写乡土。从维熙就写《大墙下的红玉兰》，都各有所长。搞文字创作要找一点长处是别人没有的。他说，1949年我18岁，大刘绍棠6岁。我参加了三年解放战争，北京刚解放我进城还看见了旗人最后的生活情形。我去看赵树理，他两个沙发上全是书。他给我一本言情小说，一本武侠小说，他叫我找老百姓爱看的样式去写。我吃完饭就到天桥，听评书，一年365天，从不误。文学艺术要求同存异，失去个性的追求不可能出色。通俗小说和纯文学小说各有特点，金庸可以提高，不是提高到鲁迅，而是更高的金庸。就像通俗唱法提高，不是提高到美声唱法一样。
邓友梅祖藉山东平原县邓村，1931年3月1日出生在天津。对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我早有所知，这次在他的房间里听他说得更细致入微。他说他有两次入伍的经历。12岁时在山东家乡就参加了八路军，年纪小，做交通员。那时日本鬼子和伪军站岗，对小孩子防范不严，他可以串来串去，把情报带出去。有时还在夜里给自己人带路，他很熟悉道路。后来部队精兵简政，15岁以下的全复员，他当了一年兵，13岁复员回家。那时家乡被日伪占据，部队叫他复员后要远离自己家，以防鬼子扫荡时被敌人抓去。因为村里都知道他当过八路。他就到了天津姥姥家。姥姥家穷，他得自找活儿干，找到一家招工去报名，人家说你可别后悔，他说我不后悔。当时给了一顿饭吃：大馒头，豆腐脑。门口有把门的，只能进不能出。他万没想到被招工者用船给运到日本山口县当了劳工。每天干12小时的活儿，每顿饭一个小饭盒，有点大米饭，菜主要是萝卜干，吃不饱。恰巧赶上了美国轰炸日本。邓友梅所在的工厂也被炸了，不能开工了。他们这批劳力被运送回国。他们乘船从日本到韩国釜山，然后从韩国乘拉货的闷罐车到中国山东，中间在天津换乘一下车。到了中国地界儿他们熟悉路，年纪大些的工人带头逃跑，他也就跟着跑出来了，翻过山找到游击队，又一次参军了。这是1945年夏天。当了一段通讯员后就进了新四军军部文工团。
邓友梅说，不幸的年代年轻人没有赶上，我赶上了。幸运的是我赶上了时代的变迁，见识多，锻炼大。现在上学的孩子，麦当劳，肯德基，什么都不缺，就是不懂得生活，不懂得奋斗。有的上了高中、上了大学还要家长接送，我们那时候十几岁就在外面闯荡了。
田永元问，在作家圈里，老一辈早年参加革命的中间，你是不是健在的年纪最大的？他说还有一位曾克大姐，今年90几岁了。
说到出文集的事，邓友梅说，80年代作协给我出过一回，这就是5卷本的《邓友梅自选集》。后来又写了许多作品。中宣部领导拜年时对出版社说过要给我出选集。现在有两家出版社约。年纪大了，没兴致，更没精力。想不起来在哪儿发过什么小说，收集不全。从新华社退下来的夫人倒是说给我当助手，帮我做这件事，可什么都得我来想啊，包括发表在香港、上海、杭州、天津报纸上的，根本想不全。这时，我看到友梅眼神里有一丝无奈。但我还是劝他自己下力气编好文集，这是后人根本无法代替的。
永元和我无拘束地与他聊着，他聊起来很有精神，我发觉他那双眼睛是那么的年轻！如果你没有见过他，或见过他没有注意他的眼睛，你一定不会知道他的眼睛是那样灵动，那样有生气，那么有魅力。
邓友梅打了几十年的太极拳，我发现每天早上我们包括王蒙都在学打太极拳时，他却不打，他在一边站着或坐着观看，或自己走出大院去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