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就说儿童诗，我们都熟读过“我家有个小弟弟，聪明又淘气。每天爬高又爬低，满头满脸都是泥……”我的儿女小时候背诵过，我的小外孙又来背诵。许多家也是一辈辈地熟读并背诵过柯岩对孩子心理精准把握的优秀的儿童诗。就说新诗，她的一首《雷锋》鼓舞了多少青年奋进的心灵？她的一首《周总理，你在哪里》催落了多少人如雨的眼泪？就说报告文学，柯岩的《船长》、《特邀代表》等，都在全国产生极大的影响，获首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就说柯岩的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以及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获得了飞天奖、金鹰奖、国家科委特别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和金盾长篇小说奖；另一部长篇小说《他乡明月》及据此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也拥有大量的读者和观众。而我提到的这些作品，只是柯岩全部作品中的一小部分，我无法列清她作品的明细。一个作家拥有如此丰硕的创作成果，还不够强悍吗？
22年前，我第一次应邀到柯岩家做客，我永远难忘那次造访后留在我脑海中的深深的印迹。她的居室，那窄窄的书房，一面是窗，三面是巨大的书橱。她说她父亲常讲的一句古诗是：“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她和她的家是沉醉图书、崇尚知识的。或许这就是她强悍的一个根源吧。
柯岩的强悍，还体现在她的人生态度上。“文革”风暴中，她的爱人贺敬之被打成“黑帮”，在贺敬之被揪斗最厉害的时候，她带着孩子张贴出《贺敬之不是反革命》、《贺敬之是好同志》的大字报。一般的人谁敢啊？这不是太“胆大妄为”了吗？柯岩就是这样一个性情如火的人。据我所知，很长时间以来，她的身体一直是虚弱的。病魔缠身，让她不得不长年住院，不得不连续接受大手术。可是，很少有人能像她那样与病魔顽强地作战，她在患了“癌疑”后，从不垂头丧气，她访问了那么多与癌症抗争的病友，写下了鼓舞人斗志的报告文学《癌症不等于（此处应为数学不等于号，我未找到，请编辑和校对帮助处理一下）死亡》。她乐观的人生态度，仿佛与生俱来。她对我说过：“一个人见人就诉苦，不是骗子就是懦夫。”
一个人的强悍，不为世风所染，有一个必备的因素就是具有童心。柯岩说：“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么？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的复活着么？”
童心，童心，更高的阶梯上，真实地再现自己！这就是柯岩强悍的理由，这就是柯岩强悍的根源，这就是柯岩强悍的标志啊！
永生的魏巍
我历来认为，对一位已故作家的最好纪念方式，是读他的作品。作品，是一个作家赖以存在于世的资本，也是人虽已逝，却获得了永生的象征。
从闻知魏巍去世的那一刻起，在我心中浮现出了一幕幕我与之交往的情景，包括三十年前陪他去沈阳六中、去沈阳玉器厂的情形，去看望他的老领导、老战友的情景，包括以后陪他去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观的情景，陪他在沈阳会他亲家的情景。就在他生前不久的四月二十二号，我还收到魏巍从解放军总医院寄给我的信，他说他正在康复中。这才几个月呀，他已离开人世了！
在魏巍去世后的那几天，一早一晚，我在院子里散步的时候，总是默默地或高声地朗诵魏巍的诗，这些诗都是我在学校读书时就喜欢读并背诵下来的。有一首《登雅典卫城》，我小时候，听家乡朗诵大家牟崇民在全市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诗歌朗诵会上朗诵过，印象极深，我找到了这首诗，自己也把它背诵下来了，几十年没有忘记。还有我喜欢的《最美好的晚餐》、《高粱长起来吧》、《好夫妻歌》、《抗美援朝街头诗》……
魏巍是一个细心的人。2005年中秋他寄给我一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人民作家人民爱——魏巍的故事及对他的评说》一书，37万字。我回信告诉他，我写的两篇并没收入。他不信，一翻，真的漏掉了。立即嘱三位主编，把我写的《大时代的“司号员”》和《属于人民的魏巍》收入进来，再版了这本书，而且很快把重印的书给我寄了来。这让我非常感动。
我床头放着魏巍寄赠我的他的两部新著《新语丝》、《四行日记》，这两部书是作为十卷本的《魏巍文集》的续集出版的。厚厚的《四行日记》，收入了作者1952年二次赴朝鲜战场、1965年赴越南战场、1983年和1984年重走长征路及1990年深入石油战线采访的日记。魏巍在朝鲜战场写出了感动全国人民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待他二次赴朝时，已是一位名声大震的作家了，我读他二次赴朝的日记，他是那样谦逊、朴实，他是那样细致地深入地采访，让人觉得他写出反映时代、撼动人心的作品是理所当然的。任何一个成功的作家，没有哪一个不是勤勉的。魏巍的三部革命战争长篇小说，以反映的时代背景先后排列为《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东方》（三卷），魏巍赠我的这几部长篇和《魏巍诗选》就放在我的枕边，我时而读这一本，时而翻那一本，特别是读我喜爱的《东方》，记得当年读完《东方》，曾一口气写了首长诗发表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春风》丛刊上，那是因为太激动了，写评论已觉得不足以表现我澎湃的激情，才写了诗。
这几天，放在床头的还有我的诗友、战友峭岩写的一本书《走向燃烧的土地——魏巍》，这是1988年出版的一部魏巍的传记。这也是我熟读的一本书，它不仅写出了魏巍的生平经历，更写出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它的卷头语是四句诗：
“他不是伟人，
他是黄河的一粒元素；
他的歌唱红了东方，
他是一个无愧的‘我’。”
峭岩兄的“后记”的一段话很是精辟，正是我此时此刻想说的：“一个人沿路撒下的种子，也许本人并不留意，可是，它在后来人的身上生根、开花、结果了，正如他的前人影响他一样，鲁迅、郭沫若、托尔斯泰、普希金……，如今，他的影响也同前人一样，在下一代人身上萌生着这样那样的希望，成熟着大大小小的果实。”
稳健的光未然
每临黄河，我都会很自然地想到光未然，想到这位中国文坛的长者，想到这位写出了铭刻于史册的《黄河大合唱》那样激情澎湃歌词的大诗人。
与光未然相识，是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我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帮助工作，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诗人袁鹰同志向光未然约稿，光未然写来了一首抒情长诗《大游行抒怀》，为了这首诗几处商酌，袁鹰派我到光未然家去征询意见。光未然在写文艺评论和从事文化行政领导时署名“张光年”。那时，光年同志住在北京东城东总部胡同一个很不规整的大杂院里，我找到他那个构筑陈旧、光线暗淡的房子。那时他刚从“干校”回来，担任国家出版局顾问和《人民文学》主编。光年很认真地对改稿进行了斟酌。等我第二次带着大样到他家里请他审阅时，冯牧同志正在他家商谈什么事，等冯牧告辞后，光年给我沏了茶水，与我亲切地聊起来。我问他写出《黄河大合唱》时是多大年纪，他回答：“25岁。”我惊讶地脱口而出：“25岁？”他平静地补充道：“那个年代民族灾难深重，斗争如火如荼，年轻人成长得快些。”他还与我唠家常，问我爱人在哪儿工作，我说在沈阳机车车辆工厂。
光年这首诗发表当日是星期天，我从报社印刷厂取了一叠子报纸及时送到光年家。光年很重视“文革”10年后首次发表的作品，他说这首诗发表，会使国内外很多朋友知道他的近况了。
1977年我读到一本小册子上有光未然写的怀念周恩来总理的诗《伟大的人民勤务员》，倾述了对总理的敬仰和爱戴，在反复诵读中，我发觉有两处比拟泰山不妥，一是人民必胜，不惧泰山压顶；一是比喻周总理像泰山那样坚定。在同一首诗中，两处相同的比喻一褒一贬，似不很合适。我冒昧地写信给光年同志，说了我的意见，请他考虑。我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说：“你看得对，那首诗，两处泰山的比喻确实发生矛盾。”他说也有其他同志指出来，在《人民文学》发表时已经改正过来了。他还翻找出这首诗的清样，寄给了我。他在信中说：“如果还有别的地方念起来不舒服，请随时函告，千万不要客气。”在以后多次接触中，他给了我博学而谦逊的深刻印象。
1979年1月，中国作协委托诗刊社召开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首次的全国诗歌盛会。到会的百余人，齐聚一堂，尽情畅叙。那天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到会给大家讲话，讲了两个多小时，临到中午吃饭时，耀邦走了。光年及贺敬之等人挨桌敬酒，光年走到我身边时与我碰杯问我一句：“你爱人还有车辆厂吗？”当年我非常感动，时过两年，随便聊天时的一句本是无足轻重的问话，过了两年，他何以能记得这样清楚？
我在沈阳第二师范学校读书时，班级合唱队曾演唱过很多光未然作词的歌曲，如《五月的鲜花》和《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更不必说他那影响深远的《黄河大合唱》了。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一位优秀的诗人，用饱满的激情写出了民族和人民解放的呐喊。很少有人知道他丰富的革命经历和长期从事文化行政领导工作、从事文艺评论工作所做出的贡献。1938年，他与冼星海就曾在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厅长是郭沫若。诗人李瑛曾怀着感激的心情向我叙述当年张光年为他1963年出版的《红柳集》作序予以扶植和褒奖的经过。光年在古典文论《文心雕龙》的研究上也是颇具水平的。2001年他把他的一本《骈体语译文心雕龙》寄赠与我，而我至今仍有诸多要点没有读懂。近日，我连续读他1998年寄赠我的上、下两卷《文坛回春纪事》，这是他1977年至1985年8年间的日记，这珍贵的文献性文字，记述了中国文坛，从“文革”桎梏中复苏到繁荣的进程，从这两卷书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了巴金、夏衍、刘白羽、周扬、冰心、陈荒煤……众多作家和诗人的身影，更看到光年同志的操劳与贡献，他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重建和中国作协所属几本刊物复刊中所做的琐细的繁杂的工作；他在领导的岗位上，力排众议，坚持发表刘心武的《班主任》、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作品，全力扶植陈祖芬、陈建功、谌容、张洁等新出现的有作为的作家，并为这些作品、这些作家鼓与呼，由此开启了新时期文学春天的帷幕。是他，提议创办了后来影响巨大的《小说选刊》，倡议并主持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
如今，光年已去世多年，可是他谦和的面影、稳健的神态、儒雅的谈吐，仍时不时地闪现于我的心中脑海。如王蒙所说：“光年生活在中华民族大革命大翻身大开拓大解放的时代，他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这个时代的歌者、这个时代的清道夫与建筑工，他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为这个时代付出了自己的一切。”我想，历史会铭记这一切的。
时尚的王蒙
2009年夏，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北戴河休假活动，我与田永元相约，我们去看望也在北戴河休假的王蒙。
我们对王蒙的作品非常熟悉，他19岁就写出轰动文坛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22岁写出《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由此被错划为右派。他经历过长期的生活磨难，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工作，曾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国家文化部长等职。王蒙在北戴河住的房屋前的草坪里有一块王蒙题字的石头，那石头上是“自然”二字。我在这块石头前沉思半晌，他为什么要题写这两个字？有何深刻的寓意？王蒙游泳归来，刚冲洗完毕。我们坐在他房前小桌边的椅子上，他出来与我们见面、攀谈。
谈到《鸭绿江》杂志，他说有许多熟悉的人，他记得编辑部主任单复。田永元说主编是范程，后来是迟松年，阿红任过副主编。王蒙还清楚地记得五、六十年代特别有名的辽宁的“蔡文姬”，蔡是蔡天心，文是文菲，姬是用这个字的谐音思基。说到马加，王蒙说，马加若活着年纪很大了。永元说马加去世多年了。我说，他是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作家。王蒙说，韶华也在辽宁，还在吗？我说还在，仍很活跃，写很多东西。王蒙说韶华来过这儿。王蒙指的是北戴河创作之家。我说，对。在走廊里挂的合影照片中看到了他。我还说，在作家圈里，韶华用电脑写作是最早的。王蒙说，是的，是的。王蒙说，韶华还当过一届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王蒙说，辽宁还有诗人方冰。我说《二小放牛郎》的作者。永元说，前几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还为方冰举办了一个纪念会。
我说到在央视看到的马东对王蒙同志的文化访谈，在那个访谈中，王蒙说到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历史一直有一种信念，就是在灾难面前，在考验面前，有道德勇气，有奋斗精神。王蒙说到家贫出孝子，国乱现忠臣。说到多难兴邦，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特别是王蒙说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有新的解释，他说，你要把这人上人解释成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这就糟了，可是我们可以把它从下面理解，就是你的人格，你的境界，你的这个志向，你的精神高度，你高于一般的人。就是这样好的精神境界是在逆境中形成的。这让我想起1986年在北京出席诗刊社的端午联谊会，王蒙对文学的新释，他说：“小说是文学的身体，诗是文学的灵魂，杂文是文学的牙齿，散文是文学的笑容……”他总是有自己区别于人的独到的见解。王蒙在回答马东的提问时还说到在抗震救灾中看到的以人为本的力量，他说以人为本有最大的凝聚力，以人为本有最大的动员力，以人为本，我们对于国际社会也有很大的说服力。他把这看成是精神上的一个收获，他说，这种精神成果会长久地保存在我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