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揣着我喜爱的许多诗集走进军营大门的。1963年4月中旬，我们部队在吉林省永吉县的大山里进行国防施工，我从连首长订阅的一份《中国青年报》上读到贺敬之的长诗《雷锋之歌》，喜欢的不得了，我反复地读呵、背呵，没有几天，这几百行长诗便无一漏句地让我背诵下来了。我心里感激着一个写出这么好诗的诗人名字：贺敬之！
第一次见到贺敬之是1965年11月23日，那一年我22岁，我因在连队坚持业余写诗，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一天晚上，《人民日报》文学艺术和副刊部邀请出席会议的部分部队代表到人民日报社作客，贺敬之等6位编辑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贺敬之还讲了话，他主要讲部队的小剧创作，并未谈诗。他是著名的歌剧《白毛女》的主要编剧啊！
1972年，我在北京为人民日报赶写一篇稿子，所住总参四所在煤渣胡同，离贺敬之的住处仅几步之遥。那一年的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他的《放歌集》，书店早已售光，我很想得到一本，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心情；没有想到第二天他就派人把书送到了我住的房间，还附了一封信。这是我获得的第一本贺敬之亲自赠阅的诗集，成为我珍贵的收藏。
1975至1976两年间，我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帮助工作，报到的头一天，我惊喜地发现，分配给我的办公桌左上角一个废置的装稿件和函件的铁丝编的文件筐里，全是贺敬之批阅过的稿件和信件，这个办公桌就是他的啊！3年后的1979年1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作协委托诗刊社召开了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在那个会上，我又一次见到贺敬之，他在会上发了言，他说：“《天安门诗抄》的作者们是真正的勇士，他们用政治、艺术的大无畏精神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坚持真理要勇于承担风险。”他讲到艺术修养时，强调营养要丰富，不要偏食，他说：“我自己如果没有‘五四’以来前辈诗人之作，没有抗战中我喜爱的诗人之作，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田间、艾青，特别是艾青，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作品我都能背得出来，开朗诵会，不用拿稿子。”他的话让我巩固了“学诗必背诗”这样一条体验。
1982年，我随军区话剧团《彭大将军》剧组进京演出，我非常想让敬之看到这出戏，便托人代我请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敬之同志和他的夫人、诗人柯岩大姐，他们如约来观看了演出，看完戏，敬之还上台接见了演职人员，给予很高的评价。
1999年9月，敬之率一行人到辽宁朝阳地区考察之后，要经沈阳回北京，他打电话给刘文玉，并请文玉转告我。我们如期接到了他。在沈阳的两天里，文玉和我陪着他细致地参观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和沈阳邮政局百年文史馆，看了怪坡，会见了诗友。一天下午，我们陪他去看望老作家马加。马加重病在身，有些脱相，说话木讷，毕竟九十高龄了呀！在分手时，在那个离客厅几步远的楼梯口，马加突然背诵了敬之的诗：“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这情景令所有在场的人异常惊喜！马加和敬之一同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敬之的人和诗磁性的强度，真的无法测量啊！
贺敬之优美的诗篇早已融入了我的生活和我的创作。那年重走长征路到了陕北，我大声背诵着《回延安》、《又回南泥湾》，高唱着敬之作词的《南泥湾》和《翻身道情》；2000年，我走近向往已久的的桂林山水，我高声吟诵着：“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在伏波山，在老人山……我都吟诵敬之经典的诗节，在开往阳朔的游船上，午餐有三花酒，我似醉非醉地呼喊着：“三分酒掺一分漓江的水，/祖国啊，对你的爱情百年醉！”敬之的诗句伴我走向名山大川。
2006年我出版积累了大半生的八卷本《胡世宗日记》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我最尊崇的诗人贺敬之，我请他题写了书名，每当我看到庄重的深蓝封面上那潇洒的烫银题字时，内心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景仰、骄傲和满足。
赶路的袁鹰
最难忘35年前，与袁鹰走过的一段不平凡的旅程。那是1975年小平复出后提出恢复革命老传统，人民日报派出袁鹰和我去云贵川重走红军走过的长征路，撰写长篇通讯《长征路上新的长征》。记得去金沙江的路上，为我们做向导的当地人武部的杨参谋砍了一根青竹，并截成两段，分别给我俩做赶路的拐杖。我们攀梯露宿在彝族老乡家牛圈的棚顶上，仰望满天繁星，像是面对万千红军战士的眼睛。一路上，我们拄杖赶路，常常汗洗衣裤，口焦难耐，我很想找片树荫歇歇脚，找个老乡家讨口水，但年长我近20岁的袁鹰却依旧精神抖擞，锲而不舍地追赶着那远去的历史、那稍纵即逝的时光……
长征路上赶路这一记忆简直是太深了，它于我，具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多少年过去了，仍让我怀想，让我感动，给我鞭策，给我力量。
袁鹰1924年10月出生在江苏北部的古城淮安，与周恩来总理同一故乡。他本名田锺洛，几十年来，他用过的笔名有20多个，而他15岁在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处女作《师母》时用的笔名“袁鹰”，却一直沿用到今天，用得最多。知道他原名的人不多，他给我写信或寄贺卡时用的都是“锺洛”，熟识的人也从不称呼他的笔名，都是称他“锺洛”，或“老田”。我见到叶剑英、胡乔木、沈雁冰、叶圣陶、夏衍等人给他的信件，款头写的都是“锺洛同志”或“锺洛先生”。我曾问过他为什么用了“袁鹰”这样一个笔名，他说没有特别的寓意，是学鲁迅用了母亲的姓氏，他母亲姓袁，用“鹰”字，主要是因为那时在上海孤岛生活，向往远走高飞，奔向广阔的外部世界。
袁鹰创作的道路是漫长的。他一直在赶写作的路，大半生写了40几部书，主要以儿童诗和散文名世，很少人知道他十几岁就在一个学生刊物上连载发表过两万多字的中篇小说《掘墓的人》。我们在学校念书时，都在课本上读过他的著名散文《井冈翠竹》（曾名《青山翠竹》）。他曾多次与我说过，他生平最难忘的经历有两次，一次是访问井冈山，一次是与我重走长征路。人们赞美他的散文创作：题材广泛，感情激越，思想深邃，作品中描述一人一事、一景一物，都反映了社会的人情风貌，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在艺术方面，他的散文深含着诗的因子，具有诗的联想、诗的意境、诗的语言，充溢着诗情画意。
袁鹰编辑的道路是漫长的。1949年他25岁就在上海《解放日报》当记者和编辑，1952年调北京《人民日报》社工作直到退休。编辑生涯超过半个世纪。他有过编辑领袖的诗和文坛巨匠们的作品的非凡经历。1957年，《诗刊》发表了毛泽东主席18首诗词，《人民日报》副刊转载7首，就是经当时主持文艺部工作的林淡秋、袁水拍和分工副刊的他三人之手发表出来的。毛主席的诗发表在第8版副刊上，而不发表在头版上，理由是领袖的诗也是诗。叶帅出访波兰及在国内巡行海南岛的诗，还有董必武、陈毅等人的诗，也是经他之手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经他之手编发过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夏衍、赵朴初众多文坛大手笔的诗文，袁鹰与他们结下深厚的友情。袁鹰曾写过多篇回忆夏衍的文章，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写夏衍广泛的生活情趣，夏公收藏书画，喜爱集邮，他藏有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50多枚。袁鹰给我讲过夏衍喜欢小动物，酷爱养猫，有一年他把自已获得的一本猫图年历送给了夏公。多年前，夏公养了一只黄猫，取名博博。“文革”中，夏公失去自由，被关进监狱8年，这只博博失去老主人后四处流浪，8年后的1975年，夏公被释放回家，博博竟奇迹般找回他家里来，径直走到主人身边，绕了几圈，叫了几声，像是问安，也像是诉苦，而实是告别。然后悄悄蜷伏到墙角，第二天就停止了呼吸。这真是神而又神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袁鹰感慨地说：“这只通人性有灵气的老黄猫，同那些绝灭人性的上起林彪、江青之流下至一般暴徒打手的‘文革’好汉们相比，伟大崇高不知多少倍！”
袁鹰曾赠送给我他编的《华夏二十世纪散文精编》一套八大卷精装本，洋洋近500万字，那是我常放枕边的书，100年的散文精选，荟萃了多少作家的情思和文采啊！
年年收到袁鹰的贺卡，上面都有他与夫人、儿童文学编辑家吴芸红的彩照，袁鹰在贺卡上写的一首诗引我共鸣：“如水韶光去，匆匆又一春。相看都康健，告慰故人情。长有丹心在，何愁白发增。明年花更好，珍重待芳辰。”这首诗表现了这位86岁高龄的老作家不泯的童心和在生命旅途、创作旅途上不断跋涉驱前的意志和信念。
儒雅的李瑛
李瑛始终是儒雅的。这是多少年来他给我的最主要的印象。
我与李瑛相识40多年了，1965年我还在当战士的时候，在北京一次小型的部队诗歌作者座谈会上，第一次听他发言。他当时讲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很清楚了，但他那儒雅的神态却在我的记忆中永不磨灭。
李瑛曾多年编《解放军文艺》这本刊物，我是他编辑室的常客。每次在他的编辑室里听他谈诗，对于我都是难得的享受。有一年我去《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帮助工作，本来是去评论组的，李瑛把我要到他的诗歌散文组，他是这个组的组长。他说胡世宗是写诗的，应该到我这儿。这样我每天就坐在他的对面看稿子，在他的对面整整坐了一年。他随时儒雅地与我谈起诗稿的事，当然也谈诗稿以外的事。
说起来，李瑛与我们辽宁有着不可分割的渊缘。他1926年出生在锦州一个铁路职工家庭。他在中学时代开始学习写作。18岁那年与同学自费印行诗集《石城的青苗》，19岁考入北大中文系。1949年毕业即参加人民解放军，随军南下，任新华社部队总分社记者。1950年底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一直在总政治部工作，先是给文化部长陈沂当秘书，后来到隶属总政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任编辑、编辑组组长、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又到总政文化部任副部长、部长。
入伍前，我就读李瑛的诗。他的《红柳集》是我非常爱读的一本诗集。入伍后，特别喜读他军旅题材的诗。当战士的时候，我很长一段时间写诗就是模仿李瑛。1965年我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组诗《北国兵歌》就是李瑛编发的，至今我保存着李瑛批阅时用铅笔在我稿面上留下的文字。他曾在我们东北边防线写出一本《北疆红似火》，那里面很多诗还有《红花满山》里的诗，我都能背诵。他的诗，清新、真纯而又有一种儒雅的气味。
李瑛儒雅的诗名有着广阔和深远的影响。温家宝总理在第七次全国文代会上做报告一开始就谈到他与文艺家的交往，他说曾有一首诗向诗人李瑛同志请教。还问：“李瑛先生今天到会了吗？”李瑛连忙站起身来向总理招手，总理在台上也起立致意，会场上为这场面热烈鼓掌。温总理说，有一次，我写了一首诗，通过范敬宜求教李瑛老师，请他不吝赐教。当时，他问范敬宜：“总理还知道我？”范敬宜告诉我后，我立即给他回了一封信，说：“先生的诗作和为人，我早已景仰，今日相识，引以为豪。”前年有一回，在李瑛家，我同他说起温总理讲的这件事，李瑛笑笑说：“总理谦虚。”
前几日，我整理家中的存书，找出了李瑛签名赠给给我的厚薄不等的39本诗集和1本评论《对诗的思考》。我捧起来，一本一本翻读，立即沉浸在那纯美的诗的意境之中……
如今，李瑛已是84岁的老人了，可是他的诗心依然年轻。去年读到他两首令我感动的长诗，一是发表在《诗刊》上《等待》，这是写给他刚刚离世的爱妻的，他写道：“我无法寻到你/但我还是坚信/你定会回来/从我闪着泪光的/诗的后面回来……”那深深的情意缠绵而委婉；一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花开中国》，他写道：“今天，我们的共和国/就像一部大机器/万千大小的齿轮/日日夜夜准确地咬在一起/在和谐的旋转中/唱着歌前进……”这是写给祖国60年华誔的，那广阔的胸怀坦荡而豪放。
数十年来，李瑛始终追赶着生活的大潮，他说：“一个落后于生活的人，犹如一名掉队落伍的士兵。”岁月可以让人前行的年纪渐行渐老，可是诗人的诗心却应该永葆青春。李瑛说：“我不大顺从岁月的冲刷，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一片童心。”
诗人的童心不是拘守的。一次李瑛问我，知道“诗人”这个词儿在希腊文中是什么含义吗？我说不知道。李瑛说：“‘诗人’这个词儿在希腊文中是‘创造者’的含义。”接着，李瑛感叹道：“今天，我们的诗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配享受这种崇高的荣誉呢？”这确是我们所有写诗的人，都该常常自问的一个问题啊！
强悍的柯岩
写下这个标题，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女诗人柯岩，强悍的？怎么会用这样一个状语？可以说“机敏的柯岩”、“聪慧的柯岩”、“温柔的柯岩”、“勤奋的柯岩”……强悍？想了又想，这个状语用到柯岩身上，是那么合适，那么准确，甚至是最合适、最准确不过的了。
前不久，沈阳市举办全民读书月活动，一家报纸让我向市民推荐书目，我推荐了两本，其中一本就是柯岩和胡笳主编的《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新诗选》，这是我喜爱的一部书，书中许多作品我不仅阅读而且背诵过。柯岩在她写的序中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一个不了解历史的人，就绝不可能正确地认识现在和把握未来。”这是她一贯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又一次体现。
从1949年开始，20岁的柯岩就走上专业创作的道路，至今竟有60多年了。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对于熟读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读者来说，不会对柯岩感到陌生。因为无论你读诗，读散文，读小说，读报告文学，读评论，读影视戏剧文学，你都会碰到她。有时候你想躲都躲不及。这位作家不是专门经营哪一个品种，她涉猎的文学体裁太多了，而且在哪一个体裁上都有令人羡慕的成就。这就像体育比赛中那种‘全能冠军’，参加比赛的任何一项都拿到令人满意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