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来北戴河休假的还有天津著名女作家航鹰，我知道航鹰当年以《明姑娘》和《启明星》等作品在文坛产生巨大影响。航鹰属猴，1944年生，她和她的老伴带着聪明可爱的小孙女出现在大家面前。航鹰优雅而文静，聊起来却不让须眉。邓友梅每次开口都尊称她“航鹰老师”，这里有亲切和戏谑成分。航鹰从天津来，邓友梅在天津生活多年，有时他们还在饭桌上比着说起天津话来。航鹰说她女儿听说来休假的还有邓友梅，很是惊喜，说与邓友梅见过面。邓友梅说我多少年没去天津了，怎么可能见过面？航鹰说她女儿在德国。邓友梅说这有可能，他多次去德国，在那访问，讲学，与华人见面。
邓友梅说到73年前他在天津上学，学了一段很长的顺口溜：“直隶省，天津卫，督察衙门保安队，有水局，有火会，急忙快跑消防队。高台阶，华家门，丁教胡同许善人……”他还说：“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此处“阁”字发音为“高”。这炮台打过八国联军呢！邓友梅说，他虚岁6岁就上学了，念的是私塾，每个胡同都有老师教，一个私塾没有多少人，不像现在学校的班级。邓友梅的底子就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文化。
我说，童年和少年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到了部队文工团好多了吧？邓友梅说，在战争中，人人都很勇敢，仗一打起来，与大家一起往前冲，打死你还是打死他是说不准的，枪子儿没长眼睛。战争年代经常吃不饱饭，我走不动时，指导员背着我，我才13岁、14岁，每天要走七八十里路，多时要走120里路，那时我学会了坚持，咬牙也要坚持。所以以后打成“右派”，包括“文革”，都挺得住，顶得住。这与我在战争年代里的磨练绝对有关。战争年代有时几天几夜不睡觉，有时吃路边老百姓地里的萝卜、白薯，洗都不洗，擦一擦，边走边充饥，还边打嗑睡。
在邓友梅的生活经历里，曾在鞍山文联工作14年。这次从鞍山来北戴河的作家董俊生与他聊起了熟悉的鞍山的文畅邓洪文等老熟人的情况，他很感兴趣。董俊生还把自己主编的《诗友》拿给他看。
我问邓友梅：现在写些什么呢？他回答：写点随笔。
我说，小说不写了？他说，不写了。
我问，随笔的题材主要是哪些方面的？他说，没有固定的题材，一时兴之所至，想到了就写。
我问，千把字的？他回答：一、两千字。看见一个事，引起一些联想，就把它写出来。
我问，还有精力看什么东西吗？他说，兴之所至，翻一翻。
我问，上网吗？他说，在网上看新闻，比报纸快，比报纸丰富。在网上，能看见海内外的新闻。接着他笑了，说：我是按毛主席的教导，关心国家大事。说完自己先自哈哈笑起来了。
我问，都去过哪些国家？
邓友梅说，访问过的国家太多了，记不清了，几十个吧。非洲以外的亚洲、欧洲、美洲……许多国家都去过了。因我在作协外联部工作（他这个作协副主席分管外事工作），到一个国家访问，其他成员都去游览观光了，我们要去谈事，民间外交，国家不好交涉的，通过民间沟通，我们要与被访问国家的有关领导交谈。有的谈得好，有的就谈得差，也有拍桌子瞪眼睛的时候。外联部的资金不是作协给的，是外交部对外文委给的，有时作协机关经费不够，还从我们这儿报一点儿旅差费什么的。
我问，最后一次出访是什么时候，到哪个国家？
邓友梅说，是前年去印度，与他们作家交流。一般惯例是我们邀请他们一个团来，他们邀请我们一个团去。
说到印度，我想到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曾来旧中国访问，我问那时是怎么接待的？
邓友梅说，国民党不花这个钱，也不限制。咱们现在是国家管理，谁来谁去，国家批准，纳入国家工作。
我问，负责作协外联工作，遇到过最头疼的事儿吗？
邓友梅说，有啊。最头疼的事儿有的能跟你说，有的不能说，说了也不能向外界披露，不能发表。有的是官方与官方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一个国家与我们签约互相翻译出版对方诗人的诗集，中国的诗集交给他们了，他不到一年就给印出来了。可是他给我们的诗集咱们虽然翻译出来了，却不能出，因为他们的一位首要诗人被另一个国家也看作是第一诗人，如果我们出版这部诗集，另一个国家会向我们抗议，国家间要发生纠纷。为此，邓友梅带一个团访问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人士对他说，你要不承认这位诗人是我们的人，将来发生战争你要负责。邓友梅说，我不怕这个，中国人就是靠打仗起家的。我不管这位诗人是哪一个国家的，关于他的诗集我们不能出，另一个国家要出，我们也一样对待，坚决不出。这个国家的副总理都出面接见了。别人都游山玩水去了，邓友梅要谈这些事情。
出国访问，让邓友梅的视野异常开阔，他看到了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瑰宝美不胜收。他在《柏林归来》中曾这样有趣地写到：“在民主德国，走路要格外小心，稍一疏忽就会漏掉一个文化圣地或历史遗迹。在柏林我上菩提树下大街散步，看到了马克思当学生、黑格尔、爱因斯坦等人教过书的洪堡大学；看到了希特勒焚烧书籍的广场；看到了列宁读过书的图书馆，看到了季米特洛夫、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活动过的场所，满以为无所遗憾了。回来后人们问我对海涅的故居有什么印象，我却茫然，再问我别的几个地方，我更傻了。从此就特别紧张而小心。到魏玛的时候，看到一块石头我也要问一下是否贝多芬或歌德在这儿坐下来沉思过、休息过，哪怕是系一下鞋带。后来进了植物园，我才松弛下来，心想在这些棕榈树、龙舌兰之间总不会有什么历史遗物了。恰在这时，一个中年人就过来问我有没有时间看一点他负责保存的‘有趣的东西’。我当然要看。他领我进了一个较大的房间，我竟在那里看到了拿破仑从莫斯科城下逃跑后一路所乘的那辆马车。我还看到了另一辆马车，是嫁到魏玛来的俄罗斯公主乘的。我从没想到马车会造得这么精美，甚至带有厕所！还有一次，主人请我吃饭，我无意朝窗外一瞥，主人立刻对我说：‘对面这个小楼安徒生居住过……’”
继《我们的军长》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话说陶然亭》获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追赶队伍的女兵》获首届全国中篇小说奖，《那五》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烟壶》获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邓友梅喷发性的底蕴深厚的激情创作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令人瞩目，令人仰视。
说到《那五》，我问其在国外翻译出版的情况，邓友梅说，法、德、英、意等国都翻译过，我怀疑这种翻译。这几个国家的文字我看不懂，可我稍懂日文。我看过日文版的《那五》，事件、故事都行，但韵味不行了，生活中的语言是很有魅力的，这恰恰是很难翻译出来的。
说到《那五》被改编拍成影视剧，我问能打多少分？邓友梅说，打不了多少分。他说，咱们文学创作的原则是能写五千字，决不写六千字；搞电视连续剧，他们是能拍30集，决不拍20集，是尽力扩张，剧本里要注水。我问，这剧本不是自己改编的吗？他说，不是，我与他们签了协议，允许他们改编。
邓友梅还是中华名人垂钓俱乐部的副主席呢，他介绍作家赵大年入这个会，说钓鱼可以磨练性情。赵大年说，他钓鱼的技艺实在没有恭维，经常坐在池边看别人的鱼儿上钩，自己的浮漂一动不动，空竿而归。
可是，邓友梅人生的竿、文学的竿却是不空的，他总是满载而归！
写大字的浩然
浩然离开我们两年多了。这位写出过《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等80多部书的著名作家，与我有30几年的交情。他是我的良师、益友和亲爱的兄长，我对他的忆念太深了！
浩然尽管是很有名的作家，字写得很好看，但因为他文化底子薄，没很好地练过写毛笔字，所以很少给人写大字。许多人包括报刊向他求字，他一般都是婉言谢绝，有一次是例外。那是1982年3月，他过五十岁生日。他虽然任职单位在北京市里，可他却很少住在北京，大都市的嘈杂让他静不下心写作，他常常跑到通州女儿春水家去住，女儿在通州一所中学教书。浩然的五十岁生日就是在通州过的。我从沈阳赶到北京通州。通州是一座县城，春三月是最好的季节。我和几个与浩然要好的文友与浩然一起在他住的那座楼的楼下栽了九棵杨树苗，浇了水。浩然用家宴请我们，我还记得喝的是通州大曲。客人都散了，我和浩然两个人在他书房说话。我看到他墙上挂着张长弓给他写的条幅，我想请浩然给我写一幅字，浩然连连摆手，他说我的字可不好看，使不得、使不得。我说你的钢笔字写得很好看，字架好，毛笔字一定错不了。他说，我从小没念几天书，没有功底，写毛笔字可是要功底的啊。可他架不住我软磨硬泡，我主要说只是朋友间留个纪念，写好写歹能怎么的？这样他说答应了，可他写得太认真了，写了许多张，写一张不满意，再写一张还不满意，直到他自己认为可以了，才交给我，其余的他都亲手撕掉了。这幅字写的是他自己为五十岁生日作的一首诗，表达的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情愫，我特别珍惜，回到家找人裱好挂在家的墙壁上，每天看到它，都会想到浩然温暖的友情。条幅上写的诗是：
“自识东西走南北，
喝遍乡土万井水。
处处有情处处爱，
苦酿人间美中美。
不觉艰险临高境，
回首畅观浪花飞。
天无尽期志未了，
愿将心身化纸灰。”
下面落款是“五十生日录自题小诗赠世宗”，再下面是他的名字和纂印。
不懈的晓凡
时间能够验证一切。我和晓凡的友情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洗礼。一个人，对最初影响他的文学作品，对他小时崇敬过的诗人、作家，是轻易不会改变、不会淡忘的。我在学生时代，是一个诗歌爱好者，那时我阅读的图书和报刊很有限，在全国，我喜欢的诗人是贺敬之和郭小川，在沈阳，在辽宁，我喜欢的诗人是晓凡和刘镇。刘镇也是铁西区值得骄傲的一位工人诗人。我清楚地记得，我在沈阳二师读书时，曾参加过市、区组织的晓凡、刘镇的诗歌座谈会；1962年6月，我在被批准入伍、走向军营的前夕，收到晓凡寄自沈阳重型机器工厂二车间的热情洋溢的信，他在信里说： “希望你在部队里坚持业余创作，‘成就’是从不使‘勤奋’失望的！”他的话对我在军营锻炼成长并坚持业余创作是莫大的鞭策。他还写道：“希望我们不要失掉联系，直到永远。”多少年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探讨诗，探讨人生，缅怀和延续友情。至今，我们仍经常互发电子邮件，偶尔也见上一面，对彼此的近况都非常熟悉和了解，就这样联系48年了，不知这算不算“永远”？
稍微上了点岁数的读者都会知道晓凡的大名。晓凡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活跃于沈阳和辽宁文苑、影响于全国诗坛的著名工人诗人。略举一例，在2006年沈阳市铁西区文联成立大会上，中共沈阳市委常委、铁西区委书记李继安激情地讲述了当他还是中学生时，曾因爱好诗歌慕名叩开诗人晓凡的家门，晓凡与他一席人生和创作谈，对他后来的成长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知道晓凡大名，但很少人知道，晓凡原藉所写“山东乐陵”，其实他出生在沈阳。他的命很苦，出生刚刚半年，父亲就去世了，随后是家庭破产，母亲改嫁，生活无靠，只好随8岁的姐姐和9岁的哥哥返回乐陵老家，开始寄人篱下的生活。他从7岁起，就承担了沉重的苦役，推磨、牧羊、挑水、拾柴……虽然他已到入学年龄，却因家境贫寒而难入校门。村政权办妇女识字班，他常站在外圈跟着学，后来被好心的小学校长发现，经与本家叔叔和村长商量，才使他得以跨进学校的门槛儿，他边干活，边读书，读完了高小一年级的课程。这段生活教会了他珍惜学习机会，珍惜光阴。1952年初，刚满15岁的他千里迢迢来到东北，虚报岁数考进现在的沈阳重型机器厂学徒，他当过装配钳工，做过职员，当过厂党委宣传部和党委办公室的干部，还当过厂报编辑。在这座工厂火热的车间里，在铁西区这个大工业的空间，晓凡走上了文学之路。晓凡原名范长钰，车间的师傅都叫他“小范”、“小范”，叫长了，干脆笔名就叫了“小范”的谐音：“晓凡”。他当技工的时候，在单身宿舍里，最多一个房间要住上20多人，根本没有铺纸写字的地方，他买来一个一尺见方的小桌子放在自己的床边。当时是双层铺，他在下铺，他在上铺床板底下贴上自己手书的“睁眼就起”四个大字，用这很“憨”很“土”的座右铭来激励自己比别人多用功。“汗水会溅出飞花”，这就是他的信仰和他的实践。
诗人晓凡的处女作并不是诗。有一回，东北作协主办的《文学月刊》给他寄来一篇小说的清样，请他写一篇读后感，晓凡写出了约稿的同时，给编辑部写了一封短信，他说：“那篇小说不错，可我听哥哥讲的战斗故事，比那小说更精彩，我也要写那样的小说，你们要不要？……”这就是1955年经资深编辑肖贲之手发表在《文学月刊》上的短篇小说《熊掌印》，那一年他18岁。紧接着晓凡又在创刊不久的《芒种》杂志发表了散文《风雨夜》。厂区铿锵豪迈的音响，炉前绚丽耀眼的火花，时刻激发着这位工人作者创作的灵感。他为我们忠实地记录了那个年代工友们齐心合力的精神面貌：“你将图纸铺开，他去装上齿轮，我把螺丝拧紧，她又推上电门……”晓凡注意在日常劳动生活中寻觅和表现诗意的美，他善于把车间里挥钢钎、握焊钳、抡锤把的平凡劳动与整个世界的前进联系起来，借以抒发工人兄弟的豪迈情怀。他的组诗《车间风雷》引起强烈反响，老诗人臧克家撰文《略谈晓凡的诗》称赞：“他身子工作在车间里，他的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整个世界。工具在手，他是一个工人；拿起笔来，他是一个诗人。他生产机器，也生产诗。他明白工作的意义，他也明白为什么要写诗。他的诗，洋溢着工人阶级的豪情，闪耀着劳动、斗争的光芒。”
1960年8月，做为在阳光下成长的工人诗人，他曾应约为人民日报撰文《在党的哺育下成长》。他像一株发育良好的幼树，得到了充足的阳光雨露。1961年1月的某一天，他正在编厂报，突然接到从北京来沈阳的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著名诗人郭小川的电话，邀他一块到钢都鞍山、煤都抚顺看看，并给他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后来郭小川出版了影响巨大的诗集《两都颂》，那里面每首诗，晓凡都知道是怎么生成的。他这次意义非凡的见习，甚至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他牢记郭小川对他说的话：“没有特色，诗就不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