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艳春
陇剧是甘肃的独有剧种。50年代末搬上舞台，在全国产生过很大影响，它的代表剧作《枫洛池》参加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人亲切接见和文艺界知名人士田汉、梅兰芳、马少波、盖叫天等艺术大师的好评，认为陇剧“是在百花齐放中新放出的一朵花，它的前途必然是一天比一天蓬勃的”。[1]
40年过去了，陇剧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继承创新、丰富发展，既演出传统剧目又演出现代戏，已积累了100多个剧目，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然而每当人们谈到陇剧的风格特点时，总有一个思维定势，即陇剧就是道情，陇剧风格就是道情的风格。
几十年来，对陇剧的艺术风格没有一个科学的界定，对陇剧风格的优缺点没有进行理论上的系统的总结，致使这一新兴剧种至今仍存在一些理论上的问题和分歧。本文想就陇剧的渊源、风格特点、问题与发展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以企抛砖引玉。
一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剧种风格的形成，乃是剧种历史的积淀，它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陇剧由陇东道情发展而来，回顾陇剧发展的历程，也可发现它的变化之轨迹。“道情”在北方民间演唱形式中由来已久，它“源出于唐代道教在道观内所唱的经韵，文体为诗赞体，后吸收词调、曲牌，演变为在民间布道时演唱的‘新经韵’，也称‘道歌”’。[2]唐代南卓《羯鼓录》里就记载了《九仙道曲》，段安节的《东府杂录》也有“道调子”的记载；宋代《宣政杂录》记述了渔鼓的创制；元代燕南芝庵《唱论》也曾提到道家唱情；清代徐灵昭认为：“道情之唱由来已古，其声则飞驭天表，游览太虚，府视八弘槽；志在冲漠之上，寄傲宇宙之间，既古感今，有乐道徜徉之情，故曰‘道情’。”[3]“道情流传的范围较广，分诗赞体、曲牌体两支，诗赞体一支主要流布于南方，仍多为说唱道情”。“四川竹琴唱三国故事，也用渔鼓、简板为主要乐器”。[4]还有人说黄梅戏的来源也是道情。曲牌体的一支主要流布于北方，并在陕西、山西、甘肃、河南、山东等地发展为戏曲道情。陕西道情有陕北道情、关中道情、陕南道情，并在乾醴兴武一带流行有道情灯影；山西道情有晋北道情、洪洞道情、临县道情、永济道情。据此，可以认为陇东道情是道情的分支，它与道情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又受制于地域人文环境和地域传统文化的影响。据记载，陇东道情流传于甘肃东部的环县及曲子镇一带，也产生于唐代。唐时，陇东地区的观、院盛传《九真》、《承天》等道曲，用以传播道教。南宋时开始用渔鼓和简板伴奏，明清时增加二股弦和锣鼓等器乐和打击乐。清同治后，环县北部出现了以解长春、徐元璋、魏元寿、梁世仓等为代表的道情艺人，唱腔高亢激越，朴质沉厚，长于叙事；环县南部出现了以史学杰、敬延玺、敬乃良、马召川等为代表的道情艺人，他们的唱腔清新顺畅，细腻委婉，长于抒情。陇东道情作为“土窑里的皮影亮子”，与其他戏曲形式一样，早期虽很简单，但却依然体现了戏曲的原始本性。
第一，演剧的娱乐性。陇东道情是民间戏曲，差不多环县曲子一带的放羊娃人人会唱，常在山上吹“咪咪”[5]。每逢农闲时，男女老少聚集在一起，支起皮影窗子，锣鼓一响开始演唱，演员手中撑起几个影人，生末净丑，唱念做打，得心应手。皮影亮子栩栩如生，唱腔优美抒情，观众面对道情艺人娴熟的皮影挑技，悠扬的嘛簧，如痴如醉，心旷神怡。
第二，演剧的教育性。陇东道情在它的原始形态（即皮影）时，剧目大都是升仙道化、修贤劝善、传奇公案戏，主要传统剧目有：《九华山》、《孙悟空反天宫》、《九连珠》、《黑刀记》、《蛟龙驹》、《天台山》、《忠孝图》、《苦节图》、《双峰塔》等，戏中人物在自然灾害面前所表现出的巨大力量，在强敌面前的从容制胜，在命运乖蹇时的勇往直前，都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战胜自然、战胜自我的美好感情。
第三，演剧的审美性。陇东地区以其特有的文化氛围培育了陇东道情，陇东道情以其独有的艺术韵味回报了陇东人民。陇东道情的发展是土生土长而又生机勃勃的，陇东人民的文化心态决定了陇东道情艺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行为方式，蕴育了陇东道情的艺术风格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泥土气息。它的人物造型极富装饰性，摄取人物正侧面进行夸张，着重突出一眉、一目、半张嘴、半个鼻、半个下巴，它的唱腔节奏灵活，无板眼限制，以字求音，以音行腔，地方语言特点浓郁，曲调高亢质朴欢快明朗。
二
进入50年代，陇东道情从皮影窗子里走了出来，走上了舞台，走出了乡村，走进了城市，经过艺术家们的再创造，已成为一种新的舞台剧种。尽管在许多方面已经“舞台化”了，但保留着浓郁的陇东道情的艺术特色。如表演中的侧像、左右手上下翻动、演唱中的嘛簧等，并且逐步形成了陇剧区别于其他剧种的艺术风格。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界定：陇东道情是用渔鼓和简板演唱的皮影艺术；而陇剧则是在陇东道情基础上发展而来并吸收姊妹剧种的表演手段、唱腔等而形成的舞台剧种。它的成熟以《枫洛池》为标志。
陇剧风格的丰满得益于时代氛围。1954年的戏曲革命，决定了陇剧从皮影窗子里一走出来便不同于传统戏曲的表现形式，60年代的现代戏革命，更使陇剧在剧目积累、表演程式、唱腔革新、舞台美术等方面受益匪浅，它还吸收了话剧、电影等表现手法。新老陇剧艺术家们通力合作，使陇剧有了全方位的改进，特别是成就卓然的现代戏创作，使陇剧风格发生了变化，升腾着一片清新。
陇剧的剧目创作始终坚持改编、移植、创作三并举，而且在改编、移植、创作中，剧作家们“欲为此剧，先问古今剧本中曾有此等情节与否，如其未有，则急急传之，否则枉费辛勤，徒作效颦之妇”。[6]这种求新的精神，使陇剧剧目成为众多剧作中的“这一个”。40年来，陇剧积累了100多个剧目，其中现代戏就有60多个，产生了改编剧目《枫洛池》，移植剧目《旌表记》、《石龙湾》，新刨剧目《状元与乞丐》、《异域知音》、《莫高圣士》、《燕河风波》、《卧牛奔月》、《天下第一鼓》等一批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剧目。特别是《天下第一鼓》，参加了第三届中国艺术节，获得文化部“文华新剧目奖”和“文华导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