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七年（1891）徐绍烈应乡试，中辛卯科副贡生，多次聘任出仕，均以父母年老为辞，专心执教，受业者益增。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河州（今临夏）名流邓隆、张质生等均出其门下。徐绍烈不仅执教有方，深得家长、学生敬仰，而且热心公益事业，至今口碑不绝。光绪二十一年（1895）地方战乱迭起，为保护群众生命安全，徐绍烈衣不解带，昼夜严防。乱定，以护民有功得保教谕（州、县学官），亦坚辞不就，由是声望愈隆。地方军政官员，每有大事，辄就府第咨访，公坦陈己见，非公不言，从不及私。遇决大事，则毅然持正，威不能屈，利不能诱，深得乡人信赖。遇有纠纷，与喇世俊（回族）等同出协调，无不心悦诚服。
民国十七八年（1928—1929），“河湟事变”，四乡难民挤入城内，群集巷间，瘟疫流行，饿殍载道，惨不忍睹。徐绍烈与地方绅士施粥散药，不遗余力。并与在兰绅士邓隆、张质生等联名迭电省政当局，请求迅速施赈，以解民困。呼请新疆省主席金树仁、省政府秘书长鲁效祖、财政厅长徐益珊（徐绍烈长子）等各国各地同乡募捐救灾，获救灾巨款，放赈施药，救活灾民无数。
徐绍烈自青年时代就设馆授徒，致力教育二十余载，直到晚年仍非常关心地方教育。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极力赞助，光绪二十二年（1896）知州杨增新莅任，商于徐绍烈等，首先着手兴办教育，重兴义学，恢复凤林书院，不上十年，文风日盛。民国初年又创办初级中学，民国十五年（1926）倡议开办女子小学，经县署批准成立，并担任首届名誉校长，并带头将孙女送入女校，开女子教育之先河。
民国初年，鉴于社会上盲、聋、哑病残孤寡者生活无着，徐绍烈四方奔走，商请当局筹建救济院一所，收养无人赡养者及残废之人，月发口粮，年供衣着。民国六年（1917）倡办义仓，旨在储粮备荒，每发春荒，无息贷放籽种、口粮，贫困百姓颇受其惠。民国十六年（1927）建议县政府在大什字设立图书馆，购置图书，订购报刊杂志，供群众阅览，成为河州了解外界的窗口。
徐绍烈持诚方正，晚年声望愈高，地方官到任，军政大员、学者名流，途经临夏，莫不到府拜望。民国三十年（1941）邓宝珊将军去夏河途经导河（今临夏），专门到府看望，返兰后对人说：“到导河，问徐绍烈、徐钦岳人或不知，然一问徐老太爷则无人不晓，其名望可知。”民国十七八年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甘肃督办刘郁芬先后题赠“功在桑梓”及“年高德劭”匾额，以示褒奖，并聘任为省政府顾问，此后历任甘肃省主席皆以顾问续聘至殁。
徐绍烈能诗善吟，与同乡名士喇世俊、马炜、邓隆、张质生等多有唱和，著有《养心斋杂咏》、《静养轩诗草》等。徐绍烈之父迁居城北卫门街时，遂名其堂日“思勉”，取意为南北朝时梁朝徐勉：“人遗子孙以财，我遗子孙以清白。”徐绍烈谨记父训，以“忠、孝、节、义”教子，其五子均有建树。
长子名谦，字益珊，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举人，历任新疆内务司司长、财政厅厅长、阿克苏道尹、行政长等职，在新疆从政多年，政绩卓著，全国政协副主席鲍尔汗在其所著《新疆五十年》中，称其“为人正直，比较廉洁”。益珊能诗善文，著有《竹隐山房诗草》一卷。
次子名让，字廉泉，少秉庭训，聪颖好学，宣统元年（1909）考取拔贡，举孝廉方正，以州判赴陕。武昌起义参加同盟会。先后执教兰州西湖小学、兰州府中学堂、甘肃法政学校等。后任包头垦务局长、武川县长等职，解放后任甘肃省文史馆馆员。
三子名谟，字景禹，湖北陆军中学毕业后，历任新疆巡防骑兵分统等职。
四子名谔，字季直，清末监生，历任临夏女子中学校长，建国后任临夏师范学校校长，临夏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五子名谅，字友生，甘肃第一中学毕业后，历任永昌、鼎新等县县长。
杨增新
杨增新（1864—1929），字鼎臣，云南蒙自人。光绪十四年（1888）中举，翌年登进士及第，授任甘肃中卫（现宁夏中卫）知县，有政声。光绪二十二年（1896）擢升河州（今临夏）知州。到任时河州方经兵燹，连年天旱，十室九空，民不聊生。杨增新采取应急措施，约请大户人家紧急放赈施粥，招难民上庄恢复农业生产，发放赈灾款，贷给籽种，维持治安，民心渐定。河州（今临夏）以旧赋税2700文折银1两完纳，杨增新体恤民苦，申报得准免400文。为渡灾荒，在城西北建社仓，从军粮中年年拨付，春贷秋收，加息一分，每遇灾荒，亲自督赈，州境内不见饿殍。东北乡不产青禾，而旧赋税只征青禾，百姓纳粮造成额外负担，杨增新请改以小麦5升抵交青禾1斗，巡抚不允，杨增新毅然改之。以往官用柴米油盐等费用，均向当地商号摊收，杨增新全部蠲免。过去交纳赋税时，除官府所定赋税外，地方官吏加收正赋十分之三，中饱私囊，杨增新严令督查，革除积弊。百姓一有诉讼，立即审理，秉公断案，当地常有违法者贿赂有权者，转向说情，杨增新断然拒绝，不徇私情。公务闲暇，时常单骑下乡，访问民苦，遇横行乡里者，严惩不贷。流亡难民，听说杨公清廉，地方安靖，陆续回乡。时值天花流行，杨增新捐款设牛痘局，救治患者，后又在莲花堡、太子寺、循化设点推广，防治结合，控制天花蔓延。动员民工，修桥补路，方便交通。
杨增新极重教育，见河州除几个私塾外，教育几乎被废，光绪二十四年（1898）力主重修河州（今临夏）凤林书院，从董福祥办理河州善后时所拨白银、田地、房产中，拨银5500两，自捐500两，拨东川水地27石，北塬旱地5石5斗，并在大什字修楼房铺面6间，文庙街口修铺面2间，均作校产，用于书院用度。奖励优等生，酌发麦杂粮以助学生。每逢课试，亲往书院阅卷，抽空授课，师生叹服。后又创设宁河（今和政）龙泉书院，捐俸银1000两，发商生息，支付先生工资。购置旱地17石，年收租粮4石（约3200斤），补助师生伙食。在莲花创办爱莲书院，购置旱地123石，折合年收租银123两，自捐银1100两，发商生息，用于书院用度。州内兴办义学28所，州署拨款兴建24所，河州教育日兴。杨增新还选优等生邓隆、张质生等到署衙读书，亲自教授，庚子（1900）、辛丑（1901）恩、正科考中举人9人，两榜解元均出河州，为全省之冠，时人有“王公（全臣）活我，杨公（增新）教我”之誉。杨增新署理河州五年，百姓感德，宦绩显著。光绪二十七年（1901）杨增新升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离任河州时百姓夹道欢送，立德政碑，记其功。1915年又在凤林书院东北隅为杨增新建生祠，称“杨公祠”。 杨增新在新疆任迪化提法使、新疆都督等职，兴学校、办工矿、裁冗员、有政声。1928年7月7日，杨增新率军政要员及苏联领事夫妇参加新疆省立俄文法政学校毕业典礼，被早有预谋的部属樊耀南枪杀。灵柩由苏联军警护送，转道西伯利亚运送云南蒙自安葬。
鲁效孔
鲁效孔（1864—1946），临夏县三角乡大鲁家村人，早年就读王朝弼私塾，后又考入甘肃师范，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赴新疆阿尔泰教学。民国五年（1916）返乡后在刷达小学任教。民国十一年（1922）任凤林小学校长，民国十二年（1923）担任导河县（今临夏）立初级中学教师，民国十四年（1925）担任导河县立初级中学校长，后又调任导河县女子小学校长，民国十六年（1927）任县教育局局长。民国十九（1930）年任民众教育馆馆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任建国小学校长。他一生致力于地方教育，多方筹集资金，聘请教师，修缮校舍，任职校长，治学严谨，管理有方，每到一校，校风必振，授课生动，训导有法，得师生拥戴。
鲁效祖
鲁效祖，字绳伯，临夏县北塬大鲁家村人，甘肃文高等学堂毕业，与金树仁在甘肃政法学堂同学。民国四年（1915）杨增新从河州知州升任新疆都督，鲁效祖随杨增新去新疆，任希尔津河县县长，阿尔泰道尹等职。民国十七年（1928）杨增新被刺，金树仁任新疆省主席兼总督，鲁效祖任省政府秘书长，后任高等法院院长及驻苏公使等职。民国二十年（1931）金树仁委派鲁效祖任混成旅旅长兼新疆东路“剿匪”司令，驻扎在七角井，率部堵截马仲英。盛世才推翻金树仁后，逮捕鲁效祖，囚禁7年，在狱中著有《羑里日记》。
喇世俊
喇世俊（1865—1946），字秀珊，回族，祖籍西安市喇家村，清同治间迁居河州（今临夏），所居街巷因其名望称喇家巷。喇世俊自幼聪慧好学，师出名师王朝弼，光绪十九年（1893）中恩科举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喇世俊入京应试，正值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全国各省到京应试举人603人，联名上书抗议，史称“公车上书”，喇世俊积极署名参与，甘肃籍61名举子除在请愿书署名外，又写《请废马关条约呈文》送都察院，名重一时。
喇世俊中举后任董福祥部军务秘书，因其熟理文案，办事机敏练达，深得董福祥器重。后清廷任命喇世俊为四川东乡县知事，又任灌县知事。在任期间关心百姓疾苦，廉洁奉公，政绩颇著，又调任成都造币厂总监，仍不失清白，因政绩升任知府。辛亥革命爆发后，形势逼迫清朝官吏纷纷下台，喇世俊顺应潮流，辞官回家。因兵荒马乱，道路不靖，遂轻装简从，从川北经草地回乡，安然隐居，不问政事。
清帝溥仪退位，共和成立，社会局势也趋平静，喇世俊应聘出任甘肃省临时议会议员。民国三年（1914）张广建督甘时，任命喇世俊为甘肃实业公司司长，在任期间部下送来10个银鞘，约合银500两，其数不少，当喇世俊问及此款来源时，称为公款存息收入，年终分给大家过年，喇世俊听后严词拒绝，并令上交国库。1915年喇世俊调任省财政厅司长，民国十七年（1928）8月9，孙连仲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任命喇世俊为建设厅厅长。民国十九年（1930）4月，王祯代理省主席，他继任建设厅厅长兼印花处处长。民国二十年（1931）1月，甘肃农工银行改名富陇银行，调喇世俊任董事长，同年8月，马文车任省主席，喇世俊又任建设厅厅长。喇世俊制定崇俭条例，提倡节俭，反对浪费，带头力行，他家办喜事时，在大门口贴出“谨辞贺仪”纸条，拒绝收礼。主持甘肃实业及建设厅工作多年，对地方工业、农业、水利等方面，建树颇多，与同乡邓隆等倡办火柴公司、建水车、兴修水利。
喇世俊始终关心桑梓教育，早年在家中设私塾，请蒋益三执教，并建议大拱北开办私塾，请马绍彦为师，招收学生数十人。教读“四书”、“五经”。大拱北内附设小学一所，马兹廓任校长，入学儿童百余人。并倡导八坊回族青少年进城内拜师求学，在喇世俊的影响下，八坊绅士以子弟读书求仕途为荣。清末民初，一批秀才、监生、贡生、大专生脱颖而出。喇世俊常言：“读书明理是根治落后的要诀。”民国十七年（1928）由于兵燹天灾，百姓陷于困境，喇世俊积极参与救灾，募款捐资，自捐白银400两，购粮施粥，灾民感德。
同年3月，马仲英起事三围河州（今临夏），省垣震动。国民军刘郁芬部为驰援河州，采用剿抚并用的办法，派戴靖宇、马国栋为正副司令，分两路驰援。并请喇世俊、马国礼、马绍先等为战地委员，随军做宣抚工作。5月23日抵河州，城围遂解。马仲英撤到西乡，刘郁芬即派参谋长俞嘉培主持军务，俞不明情况，掉以轻心，带480余人并喇世俊等战地委员驻南关大公馆。6月27日马仲英再围河州，切断城内与大公馆的联系，佯攻城，集中火力猛攻大公馆，俞部无法坚持，下令挖洞潜逃，损伤官兵300余人。喇世俊等最后逃出，至石桥巷口，被马仲英部下劫持。危急关头，喇世俊毫不畏惧，沉着应变，婉言相劝马仲英要考虑百姓灾难，并承诺到兰州后谋求正当解决办法，马仲英听完劝告，即将他们释放。
喇世俊为人正直，在官场无帮派体系，处事不偏不倚，讲道德重礼貌，平易近人，谦恭和蔼，乡里之事，与乡绅徐绍烈等出面调解，莫不化解。青、宁两省马步芳、马鸿逵等政要，都想在家乡扩展势力，但喇世俊始终坚持个人立场，从不轻易附和别人的势力和威逼利诱。1943年抗战后期，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视察西北各地到临夏，与喇世俊数次畅谈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宗教、群众生活等问题，白崇禧赞许他是西北回族中难得的人才，到重庆后白崇禧推荐喇世俊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他以年老未到任。后任省政府委员，但以年高、行动不便为由多不参加政务。如遇兵祸、灾荒等，他义无反顾地向省政府呼吁，因其资望，无有不准。
喇世俊一生注重民族团结，他与城内名士徐绍烈等交往甚密，凡遇纠葛，均秉公执言，凡事皆以民族团结为重。八坊河流纵横，惟城内缺水，喇世俊将自家一溪曲流，协同几家从西城墙穿洞引入城内，用以浇灌兴华校园，被人们称为“团结水”。喇世俊以诗书礼仪治家，长子喇承谟，字文丞，次子喇承德，字筱珊，均承父训，卓有成就。喇世俊学优工诗，一生著述有《榆泉书屋日记》、《榆泉书屋诗集》等手本，均散失无存，现仅存《马星桓将军墓志铭》一文。
1946年3月23日，喇世俊病逝于家中，享年81岁。时南京国民党中央报社报道了他去世消息，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特电吊唁，派当地专员李学谟到府致祭，并汇葬仪费5000元（白洋）。因其一生对兴办地方实业，发展文化教育，注重民族团结多有建树，省政府呈请国民党中央明令“褒扬”。马国珍
马国珍（1870—1963），字席儒，回族，临夏市八坊人，人称“五十哈智”。少入清真寺学经，25岁“穿衣”。清光绪二十三年（1887）被马福禄聘为随军阿訇，同年赴麦加朝觐。回国后仍为随军阿訇，马福禄率部赴京抗击八国联军，马国珍鼓励军士奋勇杀敌报国。马福禄正阳门阵亡，马国珍随马福祥至银川。民国七年（1918）受聘在银川开学，后回乡。民国十七年（1928）马国珍联系各地绅老，调解马仲英和国民军以免地方战乱，百姓遭难。因调解无效，赴循化避难。同年10月，受马鸿宾之托，到临夏双城、麻尼寺沟一带慰问，动员难民上庄。他十分重视民族团结，经常教育子孙“先辈来临夏数百年，始终与汉族兄弟和睦相处亲同骨肉，我们继续要代代友好下去”。光绪二十一年（1895）汉族邻居陈永德离家避难时，托存在他家的两石白豆被土匪抢走，事后他以钱还粮。每遇纠纷，他挺身排解。1949年8月临夏解放前夕，他深夜冒雨到张乐山家，共商迎接解放军事宜。22日他同各界人士前往大夏河桥头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并积极为解放军筹集粮草，宣传党的政策，动员难民返乡，恢复农业生产。
解放后马国珍历任临夏专署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抗美援朝临夏分会委员、州政协委员、临夏市政协副主席、甘肃省伊协副主任。他处事公正，爱国爱教，1956年11月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他将祖传文物——宋代长颈瓷瓶捐献给自治州领导，请求转献国务院。
杨世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