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役之后的赫尔曼，同无数渴望取得生存权利之后，更渴望获得更大的物质财富的犹太人一样，到了他们向往的大城市布拉格，将他们见惯了的破旧的乡村和小镇扔在了身后。这是一幅看起来相当不错的人生奋斗图景，大城市，毕竟才是获得财富的最重要的场所，乡村，似乎只能在开垦田地，获得微薄的收入，永远也无以发达和获得最终的幸福，或者只是那些养尊处优的人在闲暇时光来兜兜风，逍遥快活一般罢了，而对于犹太人来说，乡下，除了贫穷之外，就是不安的所在，生存的危险时时威胁这他们，而这些穷困的地域内，排挤和歧视犹太人的现象也非常严重。这些彻底洞察了生活的犹太人便将生存的指望放在了大城市，甚至把脱离迫害和打击的希望都放在了布拉格，但生活和命运又一次和他们开了巨大的玩笑，大城市迅速而无情地吞噬了它们，他们成了城市汪洋中的一滴水，一粒灰尘，一丝风，变得更加微不足道，他们不仅没得到梦想中的财富和身心的解脱，而且处于比以前更危险的境地，而且还多了令他们终生惶惑的孤独和寂寞。
赫尔曼在布拉格打拼了八年之后，即在他三十岁的时候才结婚，妻子是一个名叫尤莉·洛维的犹太女子，时年二十六岁。其父亲是一个家境殷实的犹太酿造商。那是在易北河边一座叫波德布拉特的捷克城市，居住着很多犹太人，他们成分复杂地相处，既不愿意与他人做过多的交往，交流，却又彼此杂居，有着很深的联系，既能体谅别人的生活处境，又对别人的生活不屑一顾，性格古怪，行为乖张。洛维家族就处于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群之中，过着属于犹太人的独特生活。洛维家族的外曾祖父是一个知识分子，不仅在家庭，而且在地方上都是一个很有影响的饱学之士，尤其在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信众眼中，这个老人极有威望。这个老人生育了三个儿子，其中两个英年早逝，剩下那个做哥哥的活了下来，他就是尤莉的外祖父。这个外祖父与其兄弟不同的就是，他身体很好，冬天也能在冰冷的易北河里游泳，即使河水结冰，他也会将冰层砸个窟窿，跳进冰洞中游泳。另外一个区别就是，他比两个兄弟更多地继承了父亲酷爱读书的习惯，也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好读之士，家中藏书也非常丰富，是一个高雅的人。而且他对犹太教也非常忠诚，而他的一个兄弟在后来却改信了基督教。他同很多精于买卖的犹太人不一样，从事着商业活动，但是，虽然他开了一间店铺，常年做着生意，但买卖做得不怎么样，甚至经常亏本。他生育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就是尤莉的母亲，儿子则天生头脑有病，在疯癫中过着日子，给了他极为沉重的打击。而那个没有疯癫病症的女人则生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就是卡夫卡的母亲：尤莉·洛维。尽管没有疯癫病，但这个女人的景况并不好于他的疯癫兄弟，没多久，即，在她二十九岁那年死于伤寒，这一变故的直接打击，就是使尤莉的外祖母因为过于的悲痛和绝望而自杀身亡。可以说，洛维家族对于死亡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因缘”，尽管这种死亡并非都是自杀，他们主观上也不渴望死亡，但它确实像一道阴影，横亘在洛维家族每个成员的心上，挥之不去。这显然是由于洛维家族成员长期的心理积淀造成的。而这道阴影也通过尤莉传递到了她的儿子弗兰茨·卡夫卡身上，虽然我们并不能找到直接的证据，靠的往往也仅仅是推测，但综观卡夫卡四十多年的人生轨迹，死亡，连同恐惧，同样是他心灵世界中的一道无法抹掉的阴影。卡夫卡本人在极度的局促不安和思考中，希望将啊所在的那个世界重新审察一番，而他审察的一个重要元素，也是死亡。
在《乡村医生及其他遗作》中，卡夫卡写道：“开始认识的第一个迹象是死的愿望。这种生活看来是不可忍受的，另一种生活则又达不到。人们就不再忌讳想死了。”
对于善感的洛维家族成员来说，死亡尽管像一道阴影伴随着他们，但它并不就是一件必须避讳和可怕的事情。在人类共同的生命历程之中，死亡仅仅是一个过程，或一个结果，而且，应当是人类的一个愿望。但不管怎么说，死亡本身并不是温和的，阳光的，积极的，尽管死亡本身就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命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当身在生活中的人面临死亡，或在思考死亡的时候，内心涌动的自然是冰冷的潮流，眼前闪动的依然是一道阴影，当然，那也是整个犹太人内心的阴霾。
后来，尤莉的父亲有了续弦，并为尤莉生下了三个弟弟。尤莉的这位后母是洛维家族的一个远房亲戚，尽管是远房的亲戚，但洛维家族的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相处也算和睦。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出现了，卡夫卡有了五个舅舅。这五个舅舅各自的性格，品行，嗜好，追求，从事的事业等，都衍生了卡夫卡式命运的基本形态：多愁善感，嗜好商业，性格乖僻，寡言少语，神经紧张。五个舅舅中，一个是独身主义者，后来成了西班牙铁道部的总经理，另两个舅舅则成了富有的商人，而那个叫鲁道夫的舅舅则是一个极为孤僻、内向和怪异的人，在卡夫卡家族中显得最难以琢磨，几乎是一个极端的孤独者，在他改信天主教之后，他的性情到了变本加厉、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甚至能在他身上和卡夫卡身上找到彼此的影子，我本人觉得，这个叫鲁道夫的男人身上所具备的元素，与卡夫卡最为接近。还有一个舅舅叫西格弗里德，也是一个独身主义者，终身孤独一人，但他的性情却与其他几个弟兄大相径庭，是属于外冷内热型的人，而且极有幽默才能，性格直率，待人真诚。在他身上，继承了其父亲和祖父喜欢运动的禀赋，经常参与户外活动，身体比较好。同时，他还继承了洛维家嗜好读书，藏书的习性，有丰富的藏书，学识渊博，修养很深，卡夫卡最喜欢的舅舅就是他。这个后来当了乡村医生的舅舅，在风景优美的乡下过着孤独但也惬意的日子，卡夫卡也经常去看他。卡夫卡喜欢他，恐怕最多的还是在于性格气质互补，或者说，生性神经质的，看起来健谈实则忧郁的卡夫卡，在有意和无意中，希望从西格弗里德舅舅的幽默气质和坦率的性情中，获取某种补偿吧。
无疑，卡夫卡身上表现出来的气质和性格因素，无法摆脱父系家族和母系家族的双重影响，作为延续了血统的后代，他成了这种父辈文化的实验者。这是人类共同的命运，自然也是正常，无可厚非的。我们在研究人类性格变化的过程中，自然了无法避开父辈文化。这种文化有着明显的多重性，一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它蕴涵着的消极的、倒退的、腐朽的、陈旧的、不入伍的元素会在“大浪淘沙”中被淘汰，而其中积极的、健全的、新鲜的和极有生命力的那些元素，则被后代继承，然后再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当然，在这个继承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后代继承了那些堕落的、腐朽的东西，而好的东西也许会被有意无意地抛弃，这在人性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是经常出现的。而事实也是这样，我们甚至还发现，在新旧时代的转换过程中，那些腐朽肮脏和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往往长期存在，在人们的思想处于麻钝，时代处于惯性死亡的包围之中，历史也被惰性所掩盖，社会被一时的物质至上金钱至上的风尚所左右的时候，它们比正义、健全的、有生命力的东西还要强大，很多时候，这是由不得我们身处“现场”中的人的意志去转移的。虽然时代的更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在文化代谢和人类性格的演绎、传统文化强大的理想冲击下，往往又造成了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严峻现实，于是，就有了继承中的批评，有了延续中的反叛。这在卡夫卡家族的身上自然也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这种家族文化的传承促使后来的卡夫卡们不停地思索。在一九一四年一月八日的日记中，卡夫卡写道：
“我与犹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我几乎与我自己都没有共同之处，而应该静悄悄地把我放到一个角落里去，能够呼吸就心满意足了。”（《卡夫卡集》 第535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
卡夫卡如此思考自己与犹太人之间的差别，与自己本身就是犹太人这个极具矛盾的问题，依旧显示了他从父辈文化和性格中继承下来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折磨着他，甚至连亲情，爱情等，使他极为敏感：
“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些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近年来我和我的母亲平均每天说不上二十句话，和我的父亲除了有时彼此寒暄几句就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和我的已婚的妹妹和妹夫们除了跟他们生气我压根儿就不说话。理由很简单：我和他们没有任何一丁点儿的事情要说。一切不是文学的事情都使我无聊，叫我憎恨，因为它们打扰了我，或者说它阻挠我，尽管这只是假定的。”（《卡夫卡集》 第534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
这种性情的人，确实是很神经质。我们单从洛维家族的性情上来看，卡夫卡身上表现出来的性格气质，来自于洛维家族的大抵要多于父系家族，即，卡夫卡家族。他自己也说过，在他身上，继承了洛维家族中神经极度的过敏和时时刻刻的局促不安。它们在卡夫卡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异常敏感，腼腆害羞，局促焦躁，懦弱胆怯，异想天开和忧郁多愁。综观这种深远的影响，不仅仅来自于卡夫卡的父辈，也来自于他的舅舅，乃至他的母亲——尤莉·洛维。有的评论者认为，卡夫卡成人后性格特征的形成，不是笼统地来自于洛维家族，而是来自于他的母亲尤莉。我并不这么看，一个人性格的形成是多方面的，既不是单一地来自于某个个体，也不可能只来自于“父辈文化”中的一个支系，比如，只来自于母系。另外，一个人早年的生活环境和人事，尤其是童年生活是否幸福，也是影响一个人性格的重要因素，而这一点，在卡夫卡和他的母亲身上，也得到了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