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主人公叫弗兰茨·卡夫卡，在论及他之前，我们得先将精力花一些到他的家族系列中去。弗兰茨·卡夫卡的祖父叫雅各布·卡夫卡，是一个体格健壮，精力充沛，力大无比，脾气暴躁，粗鲁武断的一个屠夫，他不仅能轻而易举地用粗壮的手臂举起很重的东西，而且他的牙齿也结实无比，据说他仅靠牙齿就能轻易衔起满满一口袋的土豆，令人称奇。这个魁梧的屠夫出生于一八一四年，其同样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父母亲给了他三个姐妹和五个弟兄，他排列老二，性格较为内向。尽管在之前的十八世纪下半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全家人的生活仍不乐观，贫穷像阴影一样紧随着一家十一口人。他们居住在一座叫沃塞克的村庄。在那个年代的捷克国家里，像这样居住着大量人丁兴旺的大家庭的村子很多，而那些家庭大多生活拮据，一贫如洗。雅各布·卡夫卡和他的弟兄姐妹们就拥挤在这样狭小阴暗的空间里，在饥饿、贫穷、焦虑、无奈与局促不安中从童年捱到少年，再慢慢长大成人。
卡夫卡家族的犹太人血统使他们的祖祖辈辈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殴打、歧视和排挤，尽管王室改革中的某些措施使犹太人的命运有了些许的改善，但随着犹太人口的急剧增长，使王室逐渐感到了不安，在他们眼里，犹太人始终都是异端，从来都是社会潜在的危险因子，而长期对犹太人的限制和歧视又使整个王室顺理成章地又颁布了一个法令：但凡是犹太人，其子女中，只有长子可以结婚生子。换句话说，繁衍后代的任务，也就只有犹太人家中老大才有资格和义务了，其他子女，甚至连结婚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从某种角度来理解，作为奥地利王室统治下的犹太人，很多人到了恋爱都成为奢望的地步。这是当时整个欧洲犹太人整体命运的真实写照之一，是一个巨大的缩影。从现在的角度看来，这项法令不仅极为严苛，而且十分滑稽可笑，如此将一个民族大部分人繁衍后代的权利都剥夺的做法，无疑是对真正的法律的践踏和嘲弄，而更加不幸的是，雅各布·卡夫卡上头正好是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作为次子，他不得不面对整个犹太人都必须面对的荒唐的法令和残酷的命运。
众所周知，古犹太民族是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是一个永世流浪不息迁徙的群体。他们虽然对西方文明贡献巨大，比如著名的《圣经·旧约全书》，已及难以计数的古往今来的商业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等大人物，但他们始终生活在主流社会的边缘，处于被欺凌被任意宰割的境地。实际上，犹太人的命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盖棺论定”了，他们失去了国家，失去了作为一个政治国家公民应有的名份和权利，失去了家园。
弗兰茨·卡夫卡在他的《致密伦娜书简》中这样写道：“……你有你的祖国，因此你甚至可以抛弃它……可是他（指卡夫卡自己）没有祖国，因此他什么也不能抛弃，而必须经常想着如何去寻找一个祖国，或者创造一个祖国。”
当公元七0年罗马人以绝对的军事势力攻陷耶路撒冷，占领巴勒斯坦，企图将罗马文明撒播在中东地区之时，犹太人就刻骨铭心地意识到，他们在这个围绕太阳运行的时冷时热的地球上，已经没有安宁的栖身之地，他们这个生生不息的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唯一的命运就是迁徙，不停地迁徙，流浪，永远地流浪……在古代，奥地利是古罗马帝国的属国，强大的罗马帝国的版图内自然也有众多的犹太人。犹太人虽然没有祖国，属于没有“根”的民族，但他们有悠久的文明史，文化底蕴几乎可以与古埃及人相提并论，而且他们还有一个让全世界的人都侧目的元素：宗教！可以说，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具有强大的宗教势力的民族之一，宗教的深邃和强大同时也赋予了他们强大的心灵力量，因而就形成了犹太人坚忍不拔的生命力，独一无二的宗教色彩、民族习性、语言文字传统、文化体系。因此，他们虽然失去了家园和祖国，但他们的人格和精神却是独立的。但精神和人格的独立最终无法全然解决生存的问题，生活中的他们是极为敏感的，长期压抑在内心的痛苦折磨着他们的神经，而天生聪慧的头脑又一刻不停地对现实人生进行着积极或消极的思考，使他们彻头彻尾地有别于古罗马帝国的公民，而那些骄傲自大的公民自然与“流浪”的他们就有着诸多无法调和的矛盾。于是，官方、宗教的排斥、歧视和迫害就不必说了，即使在民间，即使是一般的老百姓都对犹太人表示了极大的不友好，用各种方式排斥和打击犹太人，这是从古到今世人皆知的事实。而这种排斥和打击演绎为血腥的大屠杀的最大最好的例子，无外就是二十世界中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在欧洲，在波希米亚有一座影响了卡夫卡一生的城市，那就是布拉格，它是波希米亚的首府，当时的绝大部分犹太人也只能在这个被卡夫卡称为“带爪子的小母亲”的阴暗城市里痛苦地挣扎着，绝望地嚎叫着。
卡夫卡曾这样写道：“……这城外是美的，只是偶然也会有个消息穿过城市来到这儿，会有某种恐惧一直传到我这儿，于是我就不得不与之斗争。但布拉格的情况难道不是这样的吗？那边每天有多少危险威胁着那些惶恐的心灵！”
可笑可悲的是，当局不仅加剧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打击，而对待说德语的犹太人尤其残忍，可以这么说，当时整个的捷克民族主义分子都极力排斥和迫害犹太教教民，将说德语的犹太人视为最大的另类，后来，基督教也参与进来，与当局一起，共同对付犹太人。整个古罗马帝国，整个欧洲，在所有犹太人的眼里，几乎世界上所有的非犹太人，都鄙视、厌恶、痛恨、干预、排斥和迫害犹太人。尽管从古到今，战争，瘟疫等各类天灾人祸使这个本身就不太平的世界始终在遭受生死的考验和折磨，无数民族都经历了这样那样的痛苦和动乱，每个人都在生存的罅隙里恐惧不安地瞅着外面的世界，但几乎没有哪个民族能像整个犹太人那样遭受到如此长久，如此持续不断，如此残酷无义的沉重打击和迫害。无疑，这种严酷的现实，并由此带来的强大的心理打击，也深深地影响了卡夫卡们。
“……我已经走过了怎样的三十八年的人生旅程啊，因为我是犹太人，这旅程实际上还要长得多。”
“……这种欲望有点永恒的犹太人的性质，他们被莫名其妙地拖着、拽着，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
正当雅各布·卡夫卡为自己无法生育后代而忧心忡忡的时候，社会局势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那就是十九世纪中期的欧洲爆发了大革命，奥地利新即位的皇帝授予了在奥地利境内的几十万犹太人以公民权。既然获得了公民权利，那雅各布至少可以结婚生育后代了，这对卡夫卡家族来说，绝对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同时，雅各布的其他弟兄也享有了这个权利。另外，奥地利皇帝还宣布，所有犹太人可以在城市里居住，可以进行贸易活动。尽管这个新皇帝并不完全是一个真正革命的、开明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皇帝，因而他的一系列政策和法令，自然就有着极为隐秘的政治目的，又可以说是充分利用和制服犹太民族，为一个工业化还处于相对落后的欧洲腹地的奥地利劳作，牺牲其利益，但他的这些措施毕竟还是有较为开放和得人心的一面，对当时奥地利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成效也较为明显。而犹太人在长期的漂泊和奔波生涯中所积累的强大的民族创造力，尤其是在手工业、商业和科学领域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已经在欧洲得到普遍的承认，在很多欧洲人的眼中，精明能干的犹太人就是“商人”“生意人”的代名词。莎士比亚在其著名的戏剧《威尼斯商人》中塑造的商人夏洛克，可以说是欧洲人心目中犹太商人的典型代表，换句话说，夏洛克这个艺术形象从不仅生动地刻画出了犹太商人的特征，而且其命运也可看着是整个犹太商人，乃至整个犹太人命运的浓缩。即使，到了今天，某些国家某个区域的经济飞速发展，人们富得流油，他们自称或被别人称着“某某地方的犹太人”，足见犹太人在商业领域超越大洲、国家和民族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们继续来看卡夫卡家庭。嫁给雅各布·卡夫卡的女人叫弗朗西斯·普娜托维斯基，雅各布邻居家的女儿。这是一个能干，豁达，乐观，热情，诚实的女人，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是她的主要特点。她不仅与自己的男人撑起了家庭，而且为卡夫卡家族又增添了六个孩子，而这六个孩子中，排行老二的赫尔曼·卡夫卡后来就成了弗兰茨·卡夫卡的父亲。但生活仍然没得到本质上的改善，一家八口依旧拥挤在卡夫卡们多少年来都挤在一起的、拘谨而无奈地度过了无数日月的那间狭窄的独屋里，食物以土豆为主。在美洲，土豆被视着上帝赐予人间最好的礼物，但在卡夫卡家族的生活里，这种食物只能说是维系他们的生命，使他们不至于轻易就死去的再平常不多的东西。生活的残酷和不幸既让做父母的意识到了必须坚持不懈地劳作下去，怨言和逃避不仅无法养活六个后代，而且也不是两个早已习惯清苦生活的当家人的习性，同时，这种生活也极大地锻炼了六个孩子，他们手上腿上刚刚有了一点力气，就不得不卷进生存的漩涡，为生活赚取基本的保障。这些孩子遭受了人生最初的磨砺，也形成了他们敢于与生活搏斗，不屈服于多舛的命运的精神气质。这也可以说是卡夫卡家族必有的性格、气质和精神，并且延续到了弗兰茨·卡夫卡的身上，尽管这个后来在文学的世界里尽情行走的男人，没有成为其父亲理想中的人物，也不可能完全承袭祖上的全部性格和气质，而且无数次地遭到了父亲的责骂、教训、数落和怨恨，甚至是嘲笑，但他毕竟是，而且永远是卡夫卡家族中的重要一员。在《致父亲中》，弗兰茨写道：“你一直这样指责我（有时面对我一人，有时当着其他人的面，你对后一种场面的侮辱性压力毫无感觉，你的孩子们的事从来就是公开的事），说我由于你的劳作而得以杂充满安宁、温暖、应有尽有的环境里生活。”这样的言辞在这封著名的长信中能找到很多。这无疑让一个渴望独立和有自己声音的年青人一时难以接受，即使在社会中滚打摸爬了的其他子女，也不能完全接受父亲的这种絮叨、责难和数落，在他们看来，尤其是在年青的、未来的文学家的弗兰茨看来，这个过于强大的父亲，就是一个巨大的生存阴影，时不时地横亘在自己面前，“扩大了我的负罪意识。”（卡夫卡《致父亲》，《卡夫卡集》，上海远东出版社）
赫尔曼·卡夫卡是一个极具独立性和闯荡意识，尤其是个个人中心主义者，果敢，坚强，有着超常的忍受力。在他十四岁那年，他便只身进入社会，开始一点一点地经受他最早也是最为深刻的人生课程的教育。卡夫卡家族既勤劳，又聪慧、能干的特性再次在这个还没成人，看起来却非常壮实的男子身上体现出来，并很快就通过做小买卖在社会上初步站稳了脚跟。这段艰辛却也珍贵之极的闯荡经历，也成了后来他极为严苛地教育或呵斥子女时炫耀的资本之一，也可以说，在他的子女的耳朵里，早就灌满了这个被生活折磨得几乎走形但依旧坚挺的男人的絮叨和得意，而敏感的弗兰茨则领教得最多。但这并不是作为父亲的老家伙故意让子女们难堪，也不是夸大自己艰辛的奋斗历程而拒绝把爱和财富给予后代，他那样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是因为生活，永远是为着生存本身的艰难而来的。我们不妨来看看当时的欧洲，工业革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市场经济飞速发展，没有足够的资本和门路的犹太小商贩们，一方面也抓住了时代所给予的宝贵机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方面的赐予，全身心地投入到城市或农村的商品贸易之中，为后代和未来的生存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激烈的竞争，迫使这些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不得不放弃不切实际的梦想，拿出面对残酷现实的勇气，彻彻底底地务实起来，以勤劳的双手，以旺盛的精力和出色的状态参与社会竞争，顺应时代潮流。这既符合时代与社会现实对于每个身处其中的人的基本要求，也适合卡夫卡家族的性格特征。
在《致父亲》中，弗兰茨·卡夫卡写道：“……我还记得你的一些话，它们显然在我大脑中刻下了沟纹，如：‘我7岁时就不得不拽着小车走村串户了’；‘我们大家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睡觉’；‘有山芋吃我们就高兴死了’；‘多少年我因为冬装单薄，腿上的伤口裸露在外’；‘我还很小的时候就不得不到皮谢克的商店里去做事了”；‘家里没有我任何东西，就连当兵时也不例外，可我还得寄钱回家’；‘但尽管如此，尽管如此，父亲对我来说总是父亲。今天有谁知道这一点！孩子们知道什么！谁都没受过这份罪！今天有哪个孩子懂得这些吗？’……”（同上）
是的，赫尔曼确实尝遍生活百味，并通过顽强的奋斗拥有了一定的资产，他似乎有理由和资本在子女们面前这般说来道去。值得提一下的是，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往返于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之间，起早贪黑，披星戴月，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为卡夫卡家族的生存积蓄足够的能量，个中甘苦他自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后来，也就是在上面引用的那些对着子女们唠叨中提到的当兵时他仍然得给家里寄钱的事，他确实当兵了，时间是在一八七二年，他应征进入奥地利军队，服役两年，是一个能干的中士。因此，即使在当兵期间，不可能继续从事买卖的赫尔曼仍然是家庭的顶梁柱，是卡夫卡家族中“父辈荣耀”的集中体现。但这种由父辈创造荣耀和财富的模式，并不可能完全由后代承袭，自然也不大可能完全由后代无条件地享受，这和中国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财富承袭模式不同。造成这种模式的主要原因就是犹太人的失落了身份的命运和残酷的市场经济竞争，这种竞争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几乎所有的犹太人，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赫尔曼对子女不满的主要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