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象，台湾同胞回归大陆的预言：在《通俗推背图传本》中是第四十三象，而其它传本则是第六十四象或第四十四象。关于这个部分，中野教授说："预言清宣统帝会在一九一二年退位。"一九八七年台湾解除戒严令，能够由台湾自由往返于大陆之后，证明了这个预言的确没有错。但是中野教授认为："宣统帝退位"的预言在第四十三象，其它传本却摆在第六十四象，间隔未免太远，不禁令人感觉疑惑。
通过以上中野教授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推背图》在流传的过程中，各象的顺序有许多改变和差异，尤其是关于近现代史预言的部分更为混乱，这也是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本奇书时必须注意的问题。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作出相应的预测，而究竟怎样的解释才是正确的，也只能等历史"用事实说话"了。但是，我想如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自己的《推背图》，也未尝不是一件新奇的事。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对《推背图》的解释非常准确系统的话，恐怕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恐慌，这样看来，宁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8、《推背图》背后的传统文化底蕴：是术数还是迷信
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认为，人类的思想与行为，乃形成文化的主体。到目前为止，人类的文化汇成东西两大系统。但这两大文化系统，除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种种，无论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都有一种不可知的神秘之感存于幕后。例如宇宙与一切生物的奥秘，人生的命运和生存的意义等问题，仍然是茫然不可解的一大疑团，还有待于科学去寻探究竟的答案。将来科学的答案究竟如何，现在不敢预料。但在东西双方文化的幕后始终存在着一个阴影，有形或无形地参加文化历史的发展，隐隐约约地作为导演的主角。无论学问、知识有何等高深造诣的人，当他遭遇到一件事物，实在难以知其究竟，或进退两难而不可解决的时候，便本能地爆发而变成依赖于他力的求知心，较之愚夫愚妇，并无两样。
在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幕后，除了儒、佛、道三家主流学说外，最为流行的要算是"术数"了。由于"术数"的发展而演变成为各式各样求预知的方法，推寻个人的、家庭的、国家的、宇宙的生命之谜，可谓迷离莫测，玄虚高深。世界上拥有学识的人虽然很多，但对于"术数"之道不熟悉者，由于自我心理抗拒"无知"的作祟，便自然地生起"强不知以为知"的潜在意识，冒然斥拒其为"迷信"。其实，迷信的定义，应指对某一些事物迷惘而不知其究竟，但又盲目地相信其说，才名为"迷信"。如果自己还未曾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便冒昧地指责其为迷信，这种观点和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迷信。
但中国过去三千年来的帝王、将相、才子、布衣等，沉醉于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里，以致埋葬了一生，错乱了事业作为的现象，真是不胜枚举，数不胜数。那么，这一类的"术数"学问，究竟有没有现实意义？有没有学术价值？能不能进入正规的学问殿堂？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要加以慎思明辨了。
现在美国的一些大学流行一种"算命"的学科，大体是起源于大西洋学系和埃及学系的"星相学"，与中国文化的渊源不深。像美国这样年轻的国家，在世界上崛起的时间也不长，却能以大胆的创见，开发自己文化的新机运，先不管有无科学依据，等加以研究以后再作结论。但我们中国人，本身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却对自己祖先留下来的经典着作漠视不顾或自加鄙弃，一定要等到外人来开采时才自吹自擂自己的伟大，这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和遗憾。
在古代中国，有关"术数"的学识，共有五个主干交织联系而成：1、"阴阳""五行"；2、八卦""九宫"；3、"天干"和"地支"；4、天文星象；5、依托于神抵鬼怪的神秘。这五种学说随着时代的推进而互相结合，便产生了商、周之际的"占卜"学说。周武王时代的"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之说，就是后世出现为国家推算命运之学的源头。
春秋时期，"占卜"之风更是弥漫在各诸侯国的政坛上，出现了专门从事此行业的方外之士，简称方士。战国之际，齐国人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更是盛行一时，尽管那些卿士大夫对这些特异的学问极为排驳，但像孟子、荀子这样的大圣贤，也曾经受五行学说的影响，而参杂于其学问思想之间，在史书上也是可以找到根据的。
秦、汉之间，五行气运与帝王政治的"五德相替"之说开始流行，并左右了两汉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尤其自秦汉以来，"占卜"、"星相"、"阴阳"、"择日"、"堪舆"（地理）、"谶纬"（预言）等学问也勃然兴起，并迅速演化为社会的风气。在这期间，佛学传入中国，又带来了印度神奇的"星象"学说。
从汉末魏、晋到南北朝的数百年间，佛学中无限扩充的宇宙"时""空"观进入中国以后，便使中国文化中的宇宙观，跃进到新的境界。但这时期传统文化的触角，始终徘徊在高谈形而上的玄学之中，并没有重视这种珍奇的宇宙观，更没有想到去进一步探索宇宙物理的变化与人事演变的微妙关系。
到了隋、唐之际，中国的术数之学，又加入了阿拉伯的天文观念，因此参差融会而形成了唐代的"星命"之学，产生了李虚中的"四柱八字"之说和徐子平的"星命"规例等。自从有了"星命"之学以后，人们对它的重视和信仰逐渐升温并且渗透进日常的生活思想中。徐子平"星命"之学的内容，一半是根据实际天文的"星象"之学，一半又参杂有京房等易象数的"卦气"之说，如果精于此术的推算方法，大致可以"象其物宜"，推算的准确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北宋时期，著名卜士邵康节开始撮取佛家关于形成世界"成、住、坏、空"劫数之说的观念，将其融入《易》理"盈、虚、消、长""穷、通、变、化"的思想中，构成了《皇极经世》的"历史哲学"和"易学史观"。其实，邵康节创立《皇极经世》的本意也是寓繁于简，希望人人都能懂得大自然的奥妙，因此而"知天""知命"，并非是要故弄玄虚。
从隋唐、五代到北宋，有关"占卜"的方法，有《火珠林》等粗浅的书籍留传，它所用"占卜"的方式，大体脱胎于西汉易学大家京房的卜算，但又不够完备。而有关国家历史命运的预言，脱胎于两汉的"谶纬"之说的，最著名的便是李淳风的《推背图》，风行朝野，而后又受到禁止，暗地留传在历史文化的幕后。
在这一时期，"相人"之术也集合秦、汉以来的经验，配上"五行"、"八卦"等抽象的观念，逐渐形成为专门的学识，我们熟悉的《麻衣神相》，就是由北宋时一位相术大师麻衣道人所撰。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关于"术数""星象""风水""命相"等学术之所以非常盛行，与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理特征是分不开的。处于人类社会发展初中级阶段的封建社会，人们对整个宇宙自然的整体概念还处于比较茫然的状态里，对日常生活出现的许多怪异的现象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于是，他们对自然和生命的神秘性有一种畏惧的心理，不得不借助这些学问来为自己找一个生存的依靠和借口。
尤其是，当人处于衰乱之世，或遭遇了艰难困苦的境遇，对于生命的悲观情绪便油然而生，对自己生存前途的意义和价值产生怀疑，急于想求知未来的命运，俗语所谓："心思不定，看相算命"，便是这个道理。也正因为此，才有李淳风和袁天罡的《推背图》的产生，从其本质上说，它是人类好奇心的产物，唐太宗本来是要李淳风预测大唐的运数，但李淳风一时忘形便预测到很多年之后，这也是一种好奇探索之心的推动。
而对于这些学问，究竟应不应该相信，我们不能作出断然的结论，因为他们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许多方面也有一定的道理，只是我们还不能透彻的进行判断。如果用民间流行的一句话来对待，那就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总之，像术数这一类的文化都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产物，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不可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