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有一些共生的、比较长久也比较强烈的一些办法，这是我们已经说过的。宗教仪式中的狂欢舞蹈，服用药品，狂乱性行为，或自行引发的催眠状态都可以达到这种狂欢。自我引发的催眠状态，最特殊的例子是巴里岛（瓜哇之东）居民的催眠仪式。这种仪式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它跟侵犯现象有关，因为在仪式舞蹈中，参加的人在催眠的最高峰时，用一把短剑来戳自己（有时互戳）。
另外还有一些狂欢状态，是以恨与破坏性为经验的中心。条顿民族的“发熊疯”便是一个例子。这是男孩子成年礼时举行的一种仪式，使他把自己认同为熊。这男孩要攻击别人，要去咬他们，不说话，却只发出熊的叫声。进入这种催眠似的状态，是成年礼的最高潮，自此这男孩就开始成为独立的男人了。“条顿式的疯狂”就是特指这种愤怒状态。这个仪式有几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一、它是为了愤怒而愤怒，不是向某个敌人发泄，或被任何伤害与侮辱所激发的。它旨在产生一种催眠似的状态，并且是以浸漫一切的愤怒为中心。这种催眠状态可能是借助药品引发的要达到狂欢，就需要这种绝对的愤恨来做统一的力量。二、它是一种大家共同的状态，有传统做基础，有巫师做指导，因大家共同参加而特别有效。三、它是一种退回动物存在状态的企图，使自己变成捕食动物。四、这种愤恨状态是暂时的，不是长期性的。
以愤怒与破坏性为中心，而引发的催眠状态，至今仍存在的，还有西班牙一个小镇中的一种仪式。每年到了固定日期，男人就聚集到镇中心广场上，每个人都带着一个或大或小的鼓。到了日正当中的时候，他们开始击鼓，一直打下去，打到20个小时以后才停。开始之后不久，他们进入一种狂乱状态，而在击鼓的进行中，就变成催眠状态。正好24小时以后完全停止。许多鼓都打破了，打鼓的人手都肿了，往往流着血。最特殊的是参加者的面部表情：那是进入催眠状态的面部，而他们的表情显示出狂恨。显然，这种击鼓表达了强烈的破坏。在一开始的时候，鼓的节奏或许有助于激起催眠似的状态，但一会儿之后，每个打鼓的人便完全被击鼓的激情所控制了。这种激情完全占据了他们，也只有这种强烈的力量才能使他们继续打24个钟头，而不顾手的伤痛和身体的疲劳。
狂欢式的破坏性是短暂的，另有一种长期性的破坏性；这样的人把他的一生奉献给恨与破坏，把整个生命统一在一起，用以崇拜一个目标：破坏。这是对破坏之神的长期偶像崇拜；崇拜者就似乎已把生命交付于它。
房·撒罗蒙写过一本自传性的小说，可以说是这种现象的一个最佳例证。撒罗蒙是1922年谋杀拉铁诺行动的从犯之一，拉铁诺是当时德国自由主义派有才华的外交部长。
撒罗蒙生于1902年，父亲是警官。1918年德国革命爆发的时候，正在军校当学生。他满腔愤恨革命分子，但同样愤恨布尔乔亚中产阶级，他觉得这些人满足于物质生活的享受，却失去了为国家献身的牺牲精神（他当时同情最左翼的极端革命分子，因为他们也想摧毁现存的秩序）。撒罗蒙结识看法相同的狂热退役军官，其中的克恩便是后来杀害拉铁诺的人。撒罗蒙后来因同谋而被判5年徒刑。他像他所崇拜的英雄克恩一样，可以说是纳粹的早期原型，但他们和大部分纳粹不同，因为他们没有投机心理，甚至没有要求生活享受的欲望。
在这本自传性的小说里，撒罗蒙形容自己说：“对于破坏，我一向有特别的乐趣，因此，在日常的痛苦中，当我看到观念与价值的包袱越来越小，理想主义的军械库从根炸得粉碎，只剩一束肉体带着粗硬的神经时，我感到迷人的快乐；是的，那种神经像拉紧的弦，在孤独的稀薄空气中，把每一个音符都弹得颤动而强烈。”
这段话把对破坏性的献身写得很透彻，但撒罗蒙不可能一向是这样具有对破坏性倾心的。他的朋友们一定对他有影响，尤其是克恩，给过他极深的印象。撒罗蒙与克恩的一段对话，显示出后者对绝对的恨与破坏是如何倾心。
这一段谈话由撒罗蒙开始，他说：“我要权力。要有一个目标，让它充满我的日子。我要求生命以及全世界都甜美，我要知道牺牲是否值得。”
克恩粗野的回答他说：“去你的蛋，把那些鬼问题给我住口。如果你知道就告诉我，还有什么快乐比我们用暴力所得到的更大，靠着暴力，我们像狗一样死掉。”
克恩说：“如果在现在的废墟里再生出伟大的东西来，我受不了。我们并不是为使国家快乐而战，我们战斗，是为了逼它走上它命运的道路。但是如果这个人（拉铁诺）要再给它一个面目，要把大战时已经死了的意志与形态复生，我是受不了的。”
克恩是一个帝国军官，在革命的时候为什么能够活下来？他答道：“我并没有活下来，我的荣誉感命令我在1918年11月19日，打了一发子弹在我头上；我已经死了，我里面活着的不是我。自从那天以后，我不再知道还有一个‘我’……我已经为国而死。因此，我生命里现在活着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如果不是这样，我怎么受得了！我做我必须做的事，因为我天天死。我做的一切，都交付给这一个力量，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个力量而来。这个力量要求破坏，我就破坏……我知道我会被碾为粉末，当这个力量一旦离开我，我会倒下去。”
在克恩的话中，我们看到强烈的被虐待症，他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一个比他高的力量；但在这一段里最让人注意的是恨与破坏性联合在一起，“破坏”是克恩所崇拜的偶像，他可以向它心甘情愿地献出生命，毫不犹豫。
撒罗蒙渴望的权力与权力的甜美，后来却变成了绝对的恨与苦涩；这是否由克恩在被捕前自杀身死所致，或由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失败所致，不得而知。在监狱中，撒罗蒙觉得如此孤独，以致典狱长带着“人性的关怀”来接近他时，他便不能忍受。在第一个春天温暖的气候里，当其他的囚犯向他问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无法忍受。“我爬回那对我充满敌意的牢房里去——我恨那把门打开的狱卒，把汤端进来的人，和窗子外面玩耍的狗。我惧怕欢乐。”接着他描述道，当他看到院子里的树开始开花时，他如何愤怒。当他在监狱里度过，典狱长想办法让囚犯们在这一天过得快乐，以便使他们忘记：
但是我，我不要忘记。如果我忘记，我就完了。我要清清楚楚看到过去的每一天每一个时辰。这让我产生有力的恨意。我不要忘记任何屈辱，轻蔑，任何骄横的姿态，我要记得每一件对我卑下的行为，每一句使我痛苦的话。我要记住每一张脸谱，每一个经验和每一个敌人。要把我的生命填满那可恶的秽物，那累积起来的可憎的记忆。不要忘记；但是，我曾遇到的那些小小的让我快乐的事，我却要忘掉。
在某种意义上说，撒罗蒙，克恩和他们那一小圈子的人可以说是革命分子；他们要把现存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全部毁灭，用国家主义的、军事主义的秩序来取代它——不过对后面这种秩序他们却没有任何具体的观念。但是，从性格结构上来看，革命分子却并不只是希望毁坏旧秩序；他们必须以对生命、对自由的爱为动力，否则便只是破坏性的叛徒（有些参加真正革命运动的人，动机却是破坏，这种人就不是革命分子。）。如果我们把这些人的心理情况做分析，会发现他们只是破坏者，而不是革命者。他们不仅恨他们的敌人，也恨生命。克恩的话，和撒罗蒙对监狱里的人、树木、狗的反应，便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对任何活的人、活的东西，他完全不能感觉到关连和共鸣。
许多真正的革命者，生活的态度——尤其是在狱中的生活态度——和撒罗蒙等人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会想到罗莎·卢森堡，想到她在狱中有名的书信，在狱中她用诗样的温柔描绘从牢房里看到外面的鸟雀，在这些信里没有一丝苦涩的痕迹。但不止罗莎·卢森堡这样特异的人物如此，全世界成千上万的革命者，他们在狱里的时候，对生命的爱未减分毫。
要想了解克恩与撒罗蒙这一些人为什么在恨与破坏中寻求满足，需对他们的生活史有更多的了解，可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但有一件事是知道的，那就是，不论从精神上还是社会上来说，他们的世界都破灭了，这使他们崇拜起恨来。由于君主政体被推翻，他们国家主义的价值观，他们封建制度的荣誉概念与服从概念，都失去了根基（其实，分析到最后，摧毁他们半封建世界的，并不是同盟国的军事胜利，而是德国自己资本主义的胜利。）。他们以前所学习的东西是为了做军官用的，现在都变成了无用的东西（14年以后又有很好的机会派上用场，可是当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复仇的欲望、现存状态的没有意义和社会地位的连根动摇，是他们崇拜恨的原因。但是在第一次大战前，他们的性格结构如何形成，我们却不得而知，可是他们的破坏性却与他们的性格结构有密切关系。克恩的性格结构尤其是显然具有破坏性（撒罗蒙却很可能是受着克恩深刻的影响，他自己的破坏性倒看似比较暂时性的）。克恩实际上属于恋尸症的性格，我把他包括在这一节，是因为对恨的偶像崇拜方面，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另外还有一点是跟破坏行为有关的，即是破坏行为的“触发点”。一个人开始时可能只是对某种威胁做防卫性的侵犯；由于这种行为，他却把侵犯行为解禁了。这使他再做其他侵犯行为时就比较容易，他做破坏和残忍行为时不会像原先那么困难。这会导致连锁反应，终致他的破坏性就会变得如此之强，当“关键量”累积成功之后，他会在破坏行为中感到狂欢——这种情形在群体行为中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