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的、暂时的破坏现象，面目繁杂，必须更进一步的研究，才能有清楚的认识。但是以性格结构为根源的破坏性，资料却比较丰富，也比较确定。这主要是长期心理分析的观察，和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使然，再者，这种性格的产生，它的条件也比较确定，而且是比较长期性的。
关于虐待症的性质，历来有两种概念，有时是分开的，有时则两种概念混合在一起。
其中一种，是由痛苦与欲望表示的，这是本世纪初，房。席兰克一诺金创始的。他把这种“痛苦欲”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虐待症），一种是消极的（被虐待症）。在这种概念中，虐待症本质上是一种致人痛苦的欲望，并不特别涉及性的问题。
另一种概念则认为虐待症本质上是一种性欲现象——以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是欲力的一种偏执的驱使力——而如果虐待欲表面上跟性欲没有关系，这种概念也认为它是在无意识间被性欲所驱使。心理分析学家们不晓得用了多少巧思、发了多少妙论，来证明欲力就是残暴行为的动力；只是他们忘了，我们把眼睛睁亮也是可以看事物的，而察看的结果，是残忍行为里面没有性的动机。
这并不是说，性虐待症和性被虐待症不是最常见的性倒错。患了这种倒错症的人，非得性虐待或被虐待才能产生性兴奋和满足。它包括的范围很广，使女人受到肉体上的痛苦——比如说，打她、侮辱她，把她绑起来，或者用种种其他方法强迫她完全屈服。虐待症患者有的必需使对方产生强烈的痛苦，才能够性勃起，有的却只少量即可。许多时候，只要虐待性的幻想，即足以引起性兴奋；许多人同妻子行正常性交的时候，却暗自需要靠这种虐待性的幻想才能兴奋起来。性被虐待症的情形正好相反：兴奋起于被打，被侮辱，被伤害。不论是虐待症还是被虐待症，以它们在性的倒错方面来说，都是男人中常见的现象。性虐待症则男人比女人多，至少在我们的社会文明中是如此；被虐待症是否女人比男人更多，难于断言，因为缺少这方面的可靠资料。
在讨论虐待症以前，我们似应先谈谈虐待症是不是性倒错，如果是，又倒错在什么地方。
在某些政治激进思想者中——例如赫伯特·马古斯——现在颇流行一种风气，赞扬性虐待症，认为是人类性自由的一种表现。马济斯·杜·沙德的作品被政治激进派报纸一印再印，认为是这种“自由”的证言。他们接受沙德的论证，认为虐待症是人类的一种欲望，只要这种欲望给人快乐，人类便有要求满足虐待欲与被虐待欲的自由，像要求满足其他欲望一样。
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以前的人认为凡不是为生育而行的性行为——即是，凡为快乐而行的性行为——都是性倒错。若以此言，则我们务必要为“性倒错”卫战。然而，这却不是“性倒错”的惟一定义，事实上，这个定义已经过时了。
性欲，即使其中没有爱的成分，终究是生命的一种表露，而且是互与快乐，共享快乐的一种表示。但是，性行为如果变成了。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当做轻视、伤害、控制欲的目标，就成了真正惟一的性倒错；这并非因为这种行为与生育无关，而是因为它把利生的冲动倒错为害生的冲动。
口腔对生殖器的接触往往也被人列为性倒错，可是，如果把虐待症同这种行为相较，我们就会看出两者是多么不同。口腔与生殖器的接触基本上和接吻一样，并不是性倒错，因为它并没有要控制或侮辱另一个人的成分。
从理性主义的、弗洛伊德以前的观点来看，认为人只欲望于人有益的事物，因此，快乐是人的向导，使人去追随可欲的事物；从这种假定来看，我们认为，追随欲望是人的天生权利，因此，应该受到尊重。但自弗洛伊德开始，这个证据已经过时了。我们知道，人的许多欲望都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们伤害到他（假若未伤害到别人），阻挠了他的发展。一个被破坏欲所推动、在破坏之中得到快乐的人，不能说因为他想破坏、破坏给他快乐，因此就有权破坏。为性虐待症辩护的人会说，他们并不是在为破坏性的欲望和杀人的欲望做辩护；性虐待症只是性欲的许多表现之一，是一种“口味的问题”，并不比其他满足性欲的方式更坏。
这个论证忽视了最重要的一个重点：由虐待性的行为而性勃起的人，具有虐待性的性格——就是说，他是一个虐待者，一个具有强烈的控制他人、伤害他人的欲念的人。他强烈的虐待欲影响到他的性冲动；这跟其他与性无关却能引起性欲的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同，比如说，权力，财富与自恋都可以引起性欲。事实上，生活的种种层面中，没有一处比性行为更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性格——这正是因为在性行为中，“习得”的成分最少，模式化的成分最少。一个人的爱，他的关怀与柔情，他的虐待症或被虐待症，他的贪婪，自恋，焦虑——事实上，他每一种性格特征——都从他的性行为中表露出来。
另有一种论证说，性虐待症是有益于健康的，因为每个人都具有虐待倾向，而性虐待症为这种倾向提供了一种无害的出口。依照这种论证，希特勒集中营里那些狱卒，如果在性关系上发泄了他们虐待症的倾向，对那些囚犯竟会比较仁慈一些了！
下面的例子是从保林·李亚希所著的“O的故事”中引出来的，这本书比沙德的古典著作读者少不了多少。
她按铃，比叶把她的手用链子绑在头上方，再同床上的链子结在一起。绑好之后，她的情人再次吻她，站在床上，她的身边，再次告诉她，他爱她。然后他从床上下来，向比叶点头。他看着她挣扎，那么徒然；他听着她呻吟，终于叫喊起来。当她流下泪来，他叫比叶走开。她还有力气告诉他，她爱他。于是他吻她泪水浸湿的脸，她喘息的唇，把她解开，让她躺下，走开了。
O一定不可以有她自己的意志；她的情人与情人的朋友们一定要完全控制她；她觉得做奴隶使她快乐，而他们则因做绝对的主人而快乐。下面这一段是描写虐待一被虐待行为的实行情况（她的情人控制她的条件之一，是她不仅要完全向他屈服，而且也要完全向他的朋友们屈服。斯蒂芬爵士是他的朋友之一。）。
最后她坐直起来，好像要说的话被塞住似的，她把胸衣上端的扣子松开，直至乳间的凹处显露出来。然后她站起来，她的手和膝盖在发抖。
“我是你的，”她终于对勒内说。“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不，”他打断她的话，“是我们。跟着我说：我属于你们两个。你们两个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斯蒂芬爵士灰色锐利的眼睛盯着她，勒内的也是一样，她迷失在这眼神中，慢慢的重复着要她说的句子，却好像是背语法一样，只不过把它们变成第一人称。
“你让斯蒂芬爵士和我有权……”有权照他们的意思处理她的肉体，愿意把她放在那里就放在那里；愿意怎么放就怎么放，有权把她绑在锁链中，只要一点小错就有权用鞭子抽她，像奴隶或囚犯一样，或者，什么也不为，只为了他们高兴，想叫她哭喊，他们有权不理会她哭喊。
性方面的虐待（和被虐待）只是虐待症里的一小部分；另外大部分都是跟性没有关系的虐待行为；这种行为是把没有力量的生物——人也罢，动物也罢——当作虐待的对象，使他产生身体上的痛苦，有时竟然把他弄死。战俘，奴隶，被打败的敌人，儿童，病人（特别是精神方面的），囚犯，没有武器的有色人种，狗——这些都是生理上虐待的目标，而且常常出以最残酷的折磨。从古代罗马的残酷表演，到现在的警察单位，都常常假借宗教或政治的口实来残生害命，而有时候则大明大摆的是为了让贫贱的群众得到乐趣。罗马的斗技场实在是人类的虐待症最大的纪念碑。
非性欲的虐待症，最普遍的表现之一，是对儿童的欺侮。这件事是从康普等人的著作开始，才引起众人的注意。自从他研究之后，新书陆续出版，而且已经展开了全国性的研究。这些研究者告诉我们，对儿童的欺侮有的因为毒打与饥饿竟到死的地步，有些则造成肿伤和不会致命的伤害。这些行为真正到何种范围与程度，我们几乎还一无所知，因为现有的一些资料只是由公众机关得来的（比如说，邻居和医院向警察所提供的消息），但是大家都知道，向警方提供消息的只是实际数量极小的一部分。吉尔在做过全国性的调查以后，所提供的消息似乎是目前最可信的。我只把他所得的资料之一，在这里引述：儿童所遭受的虐待，以年龄分为三个时期：（1）从1岁到2岁；（2）从3岁到9岁，被虐待的事例加倍；（3）从9岁到15岁，虐待的事例减低到大约与第一期相同的状况，16岁以后逐渐消失。这意谓，儿童仍旧没有力量，可是又开始有了自己的意志，大人想完全控制他，他会起反抗时，虐待行为最为强烈。
精神上的残忍行为可能比身体上的残忍行为更广泛，这是想侮辱他人，伤害他人情感的行为。这种虐待性的攻击要比身体上的虐待安全得多，因为他并没有用体力，却“只用”言语。可是，心理上的痛苦却可能和身体上的痛苦一样强烈，甚至犹有过之。我用不着举精神虐待的例子，日常生活中太多了。父母用来对待子女，老师用来对待学生，上级用来对待属下——换句话说，只要有人不能防卫自己，就会有精神虐待出现（如果老师不能防卫自己，学生们就会转过来虐待他。）。精神虐待可以掩饰在种种看似无伤的方式下：一句问话，一个浅笑，一个诙谐的话语。我们每个人都曾见过这类有虐待艺术的人：他有本事找到恰当的字眼，或恰当的姿态，用一种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的样子让人困窘，或感到羞辱。当然，如果有其他的人在场，这种困窘和羞辱就更会发生效力。
我不赞同这个看法。我认为，一切虐待症的共同核心是绝对的、无限制的控制另一个生命的一种激情，被控制的是一只动物也好，一个儿童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逼迫一个人忍受痛苦或屈辱，而没有力量保卫他自己，这是绝对控制的一种表现，但不是惟一的。绝对控制另一个生命，等于是把这个生命变成自己的物品，自己的财产，而自己则变成了这个物品的神。有时这种控制甚至于人有益，这可以叫做有益的虐待，比如说，为了某人好而控制他，这样使他在很多方面有长进，惟一不好的是使他受到束缚。但大部分虐待症却都是有害的。对另一个人完全控制，是使他变成残废，窒息他，阻碍他的生长。这种控制有种种方式与程度。
卡缪的剧本“卡里古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极端的虐待性控制欲，这种控制欲走到一种渴望全能的地步。卡里古拉由境遇的关系，而达到拥有无限权力的地位，可是他对权力的欲求没有止境。他同元老们的妻子睡觉，而他们还必须向他谄笑，摇尾乞怜，他因为这些人的屈辱而觉得快乐。他把某些元老屠杀，剩下的那些还得装作无事，强颜欢笑。可是所有这些权力都不能使他感到满足；他要求绝对的权力，他要求不可能的东西。像卡缪让他说的话一样：“我要月亮。”
说卡里古拉疯了，这话当然容易出口，但他的疯是一种生活途径；那是对人类的存在问题解决的方法之一，因为那使他有全能的幻觉，使他感觉到超越了人类存在的边界。为了赢取无限的权力，卡里古拉失去了跟一切人的接触。由于他遗弃一切人，因此他自己变成了一个被遗弃的人；他非发疯不可，因为在要求全能失败之后，他变成了一个孤寂的、无能的人。
卡里古拉当然是例外。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有机会得到那么多权力——多得让他以为权力可以达到无限。但是历史上从古至今，这种特例还是时有出现；这些人如果胜利了，就被奉告伟大的政治家或将军；如果失败了，就被认做是疯子或罪人。
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解决人类的存在问题，是一般人没有机会的。然而，大部分社会体系里——包括我们在内——即使较低阶层的人，都可能会控制某个在他权限之内的人。儿童、妻室、狗总是常见的对象；或者，还有另外一些无助的人可以做对象：囚犯，医院里家境较差的病人（尤其是精神病人），学校重的学童，公司和机关里的职员等等。这些例子里的优越者究竟有多少权力可以施展，要依社会结构给他们的限制而定。除了这些情况以外，宗教上和人种上居于少数的人，只要力量不够雄厚，就会变成广泛的虐待对象。宗教上和人种上占大多数的人，即使最卑微的分子，都会以少数做虐待的对象。
生而为人，是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找不到比较好的答案，虐待症也是可行的答案之一。对于另一个生命如果能够绝对控制，就会觉得自己全能，这造成一种幻象，以为自己已经超越了人类存在处境的限界（限制）。对于那些在真正生活中没有创造性、没有喜悦的人，这种幻觉特别重要。虐待症本质上并不是为了某种实用的目的；它不是“琐屑的”，而是“宗教奉献性的”。它是一种把无能感变为全能感的行为；它是心理上的残废者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