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刘裕大会文武于长安未央宫文昌殿。未央宫，始建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由当时的丞相萧何负责督工建造，就西汉以及多个定都于长安的王朝而言，它的政治地位，类似明清的紫禁城（今故宫）。当然也有差异，比如未央宫的规模远比紫禁城大，东西两墙各长2150米，南北两墙各长2250米，全宫面积约5平方公里，是紫禁城的六倍多，仿佛一曲凝固的乐章，吟唱出当年大汉帝国的雄浑气势！
当迈进这座因为历经六百多年沧桑，已显得有些破旧，但仍然雄伟壮丽的巨大宫殿时，刘裕在想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知道他提出了一个提案，向属下征求意见：打算将晋朝的都城由建康迁回洛阳。显然，这是为了经营北方，给下一步北伐作准备。
但这个提议立即遭到了下属的反对，理由是将士出征太久，思乡欲归。多少有一点出人意料的是，提出这一反对意见的人并不是南方土著，恰恰是生于太原，在北方长大的老将王仲德。难道将士们思乡，王老将军就不想恢复曾经生他养他的故土吗？所谓“将士思乡”的背后，隐含的真意又是什么呢？
【天意从来未易知】
从群体而言，人的思想是由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的，所以身处蜗居的打工族与炒房价的地产商对同一事物的看法（比如房价应升应降）就完全不同，用一句流行俗语来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因此要推测刘裕麾下将士们的普遍想法，可以先看看他们都是些什么人，是为何而战？
东晋士兵主要由世兵和募兵（即雇佣兵）两部分组成，由于军户制度的衰落，世兵战斗力低下，越往后募兵的比例越高。刘裕出道以来，由小兵干到统帅，对当时整套军制的优劣有着切身的体会，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军户制度更加蔑视。故刘裕执政时代，世兵虽仍然存在，但数量已大大减少，且多数只充当杂役，真正用于战场搏杀的多是以北府军为代表的雇佣兵。因为雇佣兵成本较高，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晋朝当时已经控制了很广大的疆域，但刘裕所动员的军队数量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多数朝代相比是比较少的，主要靠质量取胜。
雇佣兵之所以成本高，是因为他们打仗的动机就是为了功名富贵，升官发财。所以这一阶段晋军高层在对士兵做宣传鼓动时给出的全是实在的东西。比如刘裕在《丁督护歌》里的号召是“朱门垂高盖，永世扬功名”；沈田子在青泥大战时以“封侯之业，其在此乎”为诱饵；王镇恶在渭桥决战前的鼓动词是“今进战而胜，则功名俱显”。
自然，要让人家卖命，仅靠空口许诺或者打白条是没多大用处的，所以刘裕在这方面说到做到，很讲诚信。自奉甚俭的刘大帅，对追随他出生入死的士兵们却一向慷慨，在赏赐军功时，从来不吝惜花钱，因此长期以来，也得到了士兵们的衷心拥护和爱戴。还有比刘大帅更好的领导吗？跟着刘大帅，总能打胜仗，打胜仗就容易立功，立功就有赏赐！由于名额有限，封侯拜将对于大多数士兵来说并不现实，但赏赐的真金白银，确确实实是只要你敢拼，就不难拿到的。刘裕之前取得了一系列成功，除了他本人的天才指挥和一批良将的努力外，与这些在重赏激励下，敢打敢拼的士兵也是分不开的。
然而，这种用胜利和撒钱激励士兵战斗意志的方法有其上限，并不是一直有效的。
经济学上有一条基本原理，叫做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个听起来有点学术化的理论可以用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比如说，你在沙漠里渴了两天，终于走了出来，你接过的第一杯水，一定会感到甘美无比，胜过世间所有琼浆玉液，接着再喝第二杯，感觉就会稍差一点，之后喝的每一杯水，给你带来的愉悦感都会比上一杯有所降低。等到你完全不渴的时候，再喝水就不再是享受，而是难受了。
比刘裕早六百多年，西方军事史上的一代战神，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率领着一支多民族组成的雇佣军攻入意大利半岛，发起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在短短三年内，汉尼拔接连取得三次被列入经典战史的重大胜利，威震罗马，并夺取半岛上的第二大城市卡普亚。因为一系列胜利，汉尼拔的雇佣军们个个发了大财，又住进卡普亚这个富贵温柔乡，此后战斗意志明显衰退，之后十多年时间，这支军队再没有太卓著的表现。
这个道理不难明白，他们挣到的钱已经足够享受人生，此后打仗带来的赏赐就像口不渴时的纯净水，已经不太有诱惑力，而打仗需要付出的辛劳与风险依旧，他们还能像以前一样愿意作战吗？就像今天的工薪族，钱不够用的人渴望加班，钱足够用的人希望休假，古今人性并无不同。
刘裕大军所面临的情况，正与当年在卡普亚的迦太基雇佣军类似。灭后秦是晋军将士们在经济上的一次大丰收，后秦的灭亡在于军事的失败，在经济上并没有大问题，直到姚泓投降时，长安地区仍非常富庶，国库丰盈。他们此时多数人的所思所想，已经不是继续追随刘大帅打仗，立更大的功，拿更多的赏，而是带着已经不算少的赏钱回到家乡，和妻儿老小一起平平安安地过丰衣足食的日子。换句话说，他们在富足之后开始厌战。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曾经英勇无比的战士，此后战斗力渐渐衰减，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军队就是身家，就是本钱，这是包括刘裕在内，很多军事强人的共识。本钱如同身体，当然要好好爱护，因此刘裕一般不会做过分违逆军心的事（连义熙土断时都要特别照顾北府将士及其家眷就是明证），他知道王仲德的话代表了大部分将士的心声，于是，迁都的动议就这样终止了。
不过，这可能并不代表刘裕放弃了一向非常旺盛的进取心。尽管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但从一些侧面材料推断，刘裕仍为计划中的下一步行动，做了一些筹备工作，直到两个月后。
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十一月三日，这是刘裕一生中，乃至南朝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天，留在建康为刘裕全权处理后方事务的刘穆之积劳不治逝世，享年五十七岁。
不久后，消息传至长安，刘裕为之大恸，一连好几天，悲痛流泪不能自已。刘裕这一辈子，能让他真正信任并委以重任的人不多，算下来不过刘道规、何无忌、刘敬宣、刘穆之四个人而已，现在都已离他而去了。特别是精于内政的刘穆之逝世，更给刘裕带来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而且还是在最需要他的时候。
自然晋军中也不是每个人都对此消息感到悲痛。太尉主簿谢晦从刘裕的异常表现中觉察到必然发生了变故，进而又听闻刘穆之已死，不由得大为欣喜：阻止他高升的最大障碍终于见阎王爷去了，前程似锦！阳光明媚！连空气呼吸起来都感觉那么清新！不过，因为刘裕暂时没有公开刘穆之的死讯，谢晦唯恐传闻有误，为避免误判形势而做出错误决定，他悄悄潜进资料室，偷阅了建康送来的文件，这才放下心来。第二天，谢晦升任从事中郎。
谁来代替刘穆之？刘裕最初打算让王弘接替，但谢晦可能考虑王弘的门第同自己一样高贵，能力也不差，将来也许是一个强大的潜在政敌，便劝阻说：“王弘为人过于夸夸其谈，不如徐羡之老成稳重。”于是，原本已是刘穆之副手的徐羡之正式转正，成为留守朝廷的实际负责人。
可惜谢晦所说的老成稳重背后的含义是平庸无能，这也是谢晦推荐他的原因之一。徐羡之继承了刘穆之的职位，却不可能担当刘穆之的责任。过去由刘穆之处理的大量公务，现在在徐羡之手里汇总之后，又都得送往几千里外的长安，交由刘裕决断。这种处理方式即使在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都有误事的可能性，更何况是在一千多年前，不出乱子才是怪事。
将士思归，刘穆之死后，大军的后勤保障不可靠，再加上留守中央过于软弱，刘裕担心会有司马宗室或其他隐藏的敌对人物，仿效他当年的故技，突然发动一次政变，那就有大麻烦了。于是，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刘裕决定暂时放弃经营西北的打算，率大部分将士东归，毕竟先稳住基本盘最要紧。
不过，已经打下来的地盘刘裕也并不打算送人，所以他特意安排次子刘义真，担任都督雍、梁、秦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兼雍、东秦二州刺史，成为关中地区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
这一年刘义真只有十一岁，其实做不了什么事，所以真正重要的人物是下面这两位：刘裕的幕僚，太尉咨议参军王修改任安西长史（大致相当于秘书长，安西长史就是安西将军的秘书长），实际负责关中的政务；在这次北伐表现抢眼的王镇恶加授安西司马（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兼冯翊（今陕西大荔）太守，实际负责关中的防务。其余留守关中的大将沈田子、傅弘之、毛德祖等人都要受王镇恶节制。从成员名单上看，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领导班子，如不出意外，守好关中，问题不大。
不过有人对这样的安排很不满意。沈田子认为，王镇恶的成功，纯粹是自己让出来的，而且论资历王镇恶也比自己浅，凭什么反而位居自己之上？于是他拉上傅弘之，悄悄向刘裕打小报告，说王镇恶是关中人，让他守关中，难保他不会自立为关中王。
刘裕之所以让王镇恶守关中，是有考量的，而留沈田子的目的，也正是为了牵制王镇恶，于是他就说了一段自己看起来很明智，后来证明很愚蠢的话：“我之所以留下你们这些将军还有精兵一万，意思还不清楚吗？假如王镇恶真有什么异心，不过自取灭亡罢了，还有什么话说。当初钟会闹不出大事，就是因为有卫瓘的缘故，你们十几个人，还怕对付不了王镇恶？”于是，祸根就这样种下了。
随着晋军即将班师的消息传开，不少关中父老听说刘裕要回去了，便自发组织起来，前往晋军大营门前求见请愿。他们非常伤感，等见到刘裕，这个曾给他们带来了莫大希望的英雄时，都流着泪挽留说：“我们这些残存的遗民，被迫接受胡人统治，享受不到朝廷的教化，已经有百余年了。今天能够重睹汉家衣冠，都如重见天日，欢欣鼓舞！长安郊外的十陵（即西汉十一座皇陵，“十陵”是简称：高祖墓长陵、惠帝墓安陵、文帝墓霸陵、景帝墓阳陵、武帝墓茂陵、昭帝墓平陵、宣帝墓杜陵、元帝墓渭陵、成帝墓延陵、哀帝墓义陵、平帝墓康陵），是刘公您的祖坟，咸阳城（代指长安）中的宫殿，是刘公您祖上的旧宅。如果连这些都舍弃不要，您还将去什么地方？”
听到民众的肺腑之言，看着百姓充满殷切期盼的目光，要说刘裕完全不动情，那是假的。他并不是不想一统天下，完全恢复汉家山河，但他更是一个理智的政治家，在重大决策上，从来不受感情左右。
所以刘裕虽然也很难过，但没有改变东归的决策，只是向关中父老们安慰解释说：“我接到朝廷征召的命令，不得不回（这便是刘裕，即使在动情时也不妨碍他面不改色地撒谎。他又不是岳飞，朝廷哪有他大）。但我已经安排了次子和一大批能干的文武官员留守于此，你们要好好配合他们，守好这个地方。”
于是，刘裕回去了，轰轰烈烈的北伐到此戛然而止，继前秦苻坚之后，最有希望一统天下的雄主停止了他前进的脚步。这个决定让当时和后世无数汉人扼腕叹息，直到八百多年后，著名爱国诗人陆游仍然对此事耿耿于怀，在自己的诗作中表达了对刘穆之逝世的无比痛心：
萧相守关成汉业，穆之一死宋班师。
赫连拓跋非难取，天意从来未易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