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佛教与语言。印度声明学（训诂和词汇学）影响汉语体系的发展，因明学（认识论和逻辑学）则影响到逻辑思维的发展。佛教文化是汉语文化源之一，它推动了汉语语言方法论的变化。汉字是以音节为单位的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南朝时人在佛教梵声的影响下，把字音的声调高低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用于诗的格律，推动了音韵学的前进和律体诗的产生。在注音方式上，东汉以来盛行用直音改用反切，这也可能与受梵文拼音的影响有关。至于在唐末僧人守温制定30个字母的基础上，在宋代形成的“36个字母”——汉语语音的36个声母，和分析汉语发音原理及发音方法的学科“等韵学”更是梵语语音体系汉语化的产物。还有佛教音义之书，由于保存了大量久已失传的古代字韵和其他文史典籍，又为古籍的辑佚、校勘、训诂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语法学方面，佛教对汉语的句法结构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以至中国佛教著作与其他著作的语言表达呈现出显著的差别，如佛教著作判断句用“是”来承接主宾语，句末不再用“矣”、“焉”、“也”、“耳”等语气词。佛教还为中国文学语言宝库增添了新的词汇。佛教成语占中国汉语史外来成语的9／10，而且许多佛教用语逐渐演化成日常用语，如世界、实际、方便、平等、知识、相对、绝对等等。至于出现姓氏、人名、地名的佛教化，更反映出佛教对汉民族心理和文化意识的深入渗透。
4.佛教与哲学。佛教作为解脱学，归根到底也是以哲学为理论基础的。佛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佛教哲学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哲学，并与中国固有哲学合流，成为古代传统哲学的一部分。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表现在人生论上，提出人生价值是痛苦、人生本质是空的命题，并把因果报应说视为支配人生的铁的法则，成为对儒、道人生哲学的补充。在心性论上，南北朝，尤其是隋唐时代的佛教多讲心性之学，对于人的本性、欲望、烦恼等的性质和转换问题，作了细致的阐发，极大地影响了唐以来中国哲学的方向，也是佛教对古代哲学的最大发展。在宇宙论上，佛教不仅提出现象和本质皆空的学说，还着重阐发了以个人的意识和共同的“真心”为本体的学说，丰富了中国古代唯心主义本体论。在认识论上，佛教以其神秘直觉思维方式、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学说，以及强调主体、自我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的学说，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认识论，并在伦理道德和文学艺术领域发生了深刻影响。此外，这里还应当指出佛教对玄学和理学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学说取向的深刻影响。
魏晋玄学家探讨有无、言意和动静等问题，各执一端，相持不下。佛教学者僧肇著文，阐述非有非无、不知即知、动静相即的观点，客观上对玄学的基本问题作了总结，把玄学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东晋以来，张湛《列子注》显然受佛学影响，内中玄学与佛学趋于合流，并走向衰微，其显要地位也为佛学所取代。佛教对于理学的影响，是大家公认的，应当说这种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主要是隋唐佛教大讲心性之学，大谈修持方法，对儒道造成了强烈的刺激，推动了儒学形态诸方面的变化：（1）促进了儒学要典的确定。一些涉及心性修养问题的典籍《孟子》、《大学》和《中庸》被表彰出来，与《论语》相配合，合称“四书”，作为儒家要典，以与佛教相抗衡，并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2）推动了儒学学术旨趣的转移。宋明新儒学——理学和以往儒学风格不同，不是侧重社会政治伦理、少言性命之学，而是重视修心养性，是性命之学。（3）影响理学思维方式的转换。佛教心性学说着重讲人的本性与欲念的对立，本性清净、觉悟，欲念污染、迷惑，应当去掉情欲妄念，恢复本性。这种本性与欲念对立的思维方式为理学家所吸取，转化为天理与人欲对立的观念，“存天理，灭人欲”成为理学家的核心思想。（4）促使理学修养方法的确立。佛教的止观学说，直指本心观念，即观心、禅定的方法，也为理学家所效仿，形成了主静、主敬的修养方法。
5.佛教与道德。佛教伦理道德与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等级制度和儒家纲常名教存在着严峻的对立，佛教对此一直采取调和的立场，协调两者的关系。中国佛教通过比附融合、撰文论证、编造佛经以及确定有关宗教仪式，突出宣扬忠孝观念，对于忠孝道德观念的深入人心，积淀为社会心理起了辅助的作用。佛教的基本道德标准是大慈大悲、利己利他。这种观念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而在近代曾为一批先进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作为改造社会道德的工具，它显示出的积极作用是不能不承认的。至于在学术的层面上，佛教道德中的禁欲主义、去染转净的心性修养方法，不仅补充了儒家学者的伦理道德理论，也丰富了中国古代伦理道德学说。
6.佛教与科学。佛教与自然科学有其对立的一面，也有其统一的一面，佛教徒的物质生活、宗教实践和宗教宣传，使佛教在医学、天文和印刷术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佛教与医学的联系不是偶然的，佛教的寺庙多集中在远离都市的山区，寺庙僧人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需要有和尚兼任医生专门医治疾病。佛教讲乐善好施、普度众生，济世治病也是寺院的一大功能。中国佛教寺院有的设专科，有诊堂、药室，为患者治病。如浙江萧山竹林寺女科，历史悠久，遐迩闻名，一度门庭若市。唐代寺院立的福田院或悲田院，就是养病院。宋代政府的安济坊（救济机关）置官医，也往往请僧人担任。现在有的藏传佛教寺庙还设有专门学习医学的经学院。我国敦煌石窟壁画和藏经洞遗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医学史料，遗书中有近百件医药文书。其中有已知的反映我国最早的一幅有关口腔卫生的绘画，还有不少久已失传或书目上未见记载的医书，都是弥足珍贵的。唐代名僧鉴真，也是一位名医，相传著有《鉴真上人秘方》，他将中国的医药以及建筑、雕塑介绍到日本，增进了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佛教与天文学的联系也不是偶然的，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都与季节变化密切相关，而季节变化和天象直接相连，所以古代都重视对日、月、星等天体现象的观察。由此各国也都流行占星术，以观察星辰运行、人事祸福。还依据天象编制历法作为计算年、月、日的时间系统。唐高僧一行，也是精通历法和天文的天文学家。他与人同制黄道游仪，用以测定恒星的位置和研究月球的运动。又与人根据实测，在世界上第一次测量出子午线一度的长度。他还订《大衍历》，这是一部当时先进的历法，施行了29年，并对后来历法家的编历产生了很大影响。敦煌遗书中保存着两幅星图，其中一幅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还有历日、天文图等文献资料和绘画，对于研究古代天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印刷术被称为“文明之母”，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都为我国首创。佛教不仅推动了印刷术的进步，而且它保存的大量古代印刷品，为研究印刷术的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例证。例如现存世界上第一部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就是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为父母祈福所刻的《金刚经》，全卷完整无缺，雕刻精美，印刷清晰，表明绝非雕版印刷初期的印本。自宋太祖最初雕印大藏经而后一千年，先后有二十余次刻本，完整地体现了宋以来印刷术的前进历程。佛教对造纸也是有贡献的。有的寺院植楮树，取皮，浸以香水（香料），制造经纸，用以抄写佛经。如唐代法藏在《华严经传记》卷五《书写》中就有僧人造纸的明确记载。
7.佛教与道教。道教经典贫乏，为了宣传教义与佛教争高下，就大量仿照佛经编造道教的经典。如《洞玄灵宝太上真人问疾经》就源于《法华经》，《太上灵宝元阳妙经》是据《涅槃经》改编而成，《太玄真一本际经》是深受《般若经》空论影响的产物。在《道藏》中还有一些题属佛教的著作，如《昙鸾法师服气法》、《达摩大师住世留形内真妙用诀》等，也包含了鲜明的佛教内容。一些著名道士改革道教、推动道教的发展，其内容之一就是吸收佛教的内容。例如北魏著名道士寇谦之，改革天师道，主张六道轮回就引佛入道，还模仿佛教仪节和修行方式，提倡立坛宇、积累功德、持戒修行、诵经成仙等等。南朝齐梁时著名道士陶弘景，开道教茅山宗，是南朝道教上清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张佛道双收，亲受佛戒，建佛、道二堂，轮番朝礼。金初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主张三教合一，以《道德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孝经》为主要经典。此派在北方影响颇大。
8.佛教与民间宗教。佛教对民间宗教的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宋以来的重要民间宗教几乎都与佛教有关。民间宗教中最大的教派白莲教就渊源于佛教净土宗，并混合明教等教义而成。南宋僧人慈昭（茅子元）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立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此教也崇奉阿弥陀佛，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目标。师徒传授，宗门相属，并形成了一大批有家室的职业教徒，称白莲道人。白莲教一度被视为“事魔邪党”，后在元代势力极盛，随之又发生分化，以致宗派林立，迄至清代，白莲教的支派竟多达百余种。白莲教的重要支派有大乘教、弘阳教、黄天教、龙天教和无为教（罗祖教、罗教）等。白莲教各派的成分复杂，有的攀附上层、取悦朝廷，有的与下层群众结合，发动武装起义反对朝廷。自宋至清，不仅影响了民间信仰，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也发生了重大的作用。
9.佛教与民间习俗。佛教的传入和佛教徒的生活带给中国民间习俗的影响是十分广泛和深远的。首先在饮食文化方面，印度佛教戒律规定僧尼不准吃荤，不是指禁食肉食，而是指禁食葱、蒜等气味浓烈的刺激性较强的食物。南朝佛教信徒梁武帝萧衍根据佛教禁戒杀生和《大般涅槃经》等的教义，提倡茹素，并在汉族僧尼中普遍实行。这种素食制度推动了蔬菜、水果和食用菌的栽培和加工，包括豆制品、面筋制品业和制糖业的发展，并形成了净素烹饪流派。素食对人民的饮食结构和身体健康影响极大。由于坐禅养神的需要，寺院饮茶成风。种茶、制茶、品茶、饮茶是山寺僧人的重要生活内容。名山、名茶、古刹几乎是三位一体。寺院的饮茶风气，极大地促进了民间饮茶习俗的普及。此外，佛教以农历十二月初八为佛祖释迦牟尼的成道日，自宋代开始，佛寺于是日供应腊八粥。这是民间腊八节喝腊八粥习俗的由来。其次，在节日文化方面，民间元宵灯节就从佛教法会演变而来。佛教视火光为佛的神威，谓灯火的照耀，能现佛的光明，破人世的黑暗，摧众生的烦恼。所以灯是佛像、菩萨像前的供具之一。据传，佛祖释迦牟尼示现神变、降伏神魔，是在东土正月十五日。为纪念佛祖神变，是日举行燃灯法会，以表佛法大明。在佛教法会的影响下，从唐代起，元宵张灯渐成民间习俗。又，汉地佛教每逢农历七月十五日举行盂兰盆会，以超度先灵。后演成民间的中元节，届时以各种形式祭奉祖先。还有佛教纪念佛、菩萨的诞生日、成道日，也演化为庙会和民间信仰节日。如按照佛教传说，农历二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诞生日，汉族、满族地区普遍举行盛大的观音庙会，十分热闹。至于藏族和傣族地区，佛教节日和民间节日更是融为一体了。再次，在葬仪方面，人死后不仅要请和尚诵经修福，超度亡灵，而且宋元时代火葬习俗的流行也受佛教葬仪的影响。相传释迦牟尼逝世后实行火葬，其舍利安置在塔中。佛教沿袭这种做法，僧尼逝世后一般都实行火葬，中国汉地佛教也是如此。中国火葬起源很早，但火葬的流行是受佛教的影响，时至今日也有佛教徒死后送到佛寺火葬和安置骨灰的。
10.佛教与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潜意识，是不见文字著作表述的内在观念。佛教对中国社会心理所造成的最大影响是命运观念和鬼神观念。佛教宣传因果报应理论，强调“未作业不起，已作业不失”，人们的现实社会地位和各种遭遇都是自身前世作善恶业的结果，今世所作的业将决定来世的命运。这种理论和中国传统的报应观念相融合，长期积淀在人们的心理，形成了十分顽固的命运观念，人生的一切都被归结为命运支配，“在劫难逃”。再是，佛教以佛、菩萨、罗汉和地狱、饿鬼为两极的意象结构，在人们的心理中造成强烈的震荡，崇敬佛、菩萨，畏惧地狱、饿鬼，成为俗文化层民众的普遍心理结构，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此外，佛教提倡忍辱以求得好报，带来了容忍、宽容、忍辱、忍受、忍让的心理影响。佛教讲普度众生、布施，也发出同情心理、助人精神，而这些心态和精神的正负作用是随具体条件而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