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九章），即解说空的六、七个学派，实际上也是用魏晋玄学比附般若学的结果。佛教般若学的主旨是讲空，破除人们对一切事物的执著。魏晋玄学的中心是本体论问题，探索本末有无的关系。两者主题不同，但可以相通。般若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依附玄学，用玄学本体论去看待般若学派，以为玄学的“无”就是般若学的“空”，实际上玄学家的无是指无形无名的绝对本体，般若学的空是针对无自性、无实体而言。中国般若学者所讲的空，是与印度般若学所讲的空即否定事物实体真实性的观点大相径庭的。当时一些般若学者不仅援用玄学来解说佛学，而且言谈举止也力求仿照名士风度，东晋孙绰在《道贤论》中就以竹林七贤配佛教七道人。
冲突抗衡：东晋以来佛教经典翻译日益增多，流传更趋广泛，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日益暴露，也更趋明显；同时由于佛教寺院经济的壮大，佛教僧侣涉足政治，形成了佛教与统治阶层的直接现实利益的冲突。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冲突，集中表现在佛教与儒家、道教的关系上，冲突的领域主要是哲学思想、政治伦理观念和儒、道、佛三教地位高下几个方面。
在哲学思想方面，佛教和传统哲学的冲突，主要是“生死”、“形神”之辩和因果报应之辩。佛教主张人有生必有死，在没有超脱以前，生死不断循环，陷于轮回苦海之中，只有超脱了生死才能进入理想境界（涅槃）。一般地说，佛教是反对灵魂不灭的，但它的轮回转生和进入涅槃境界的主体，在儒家看来就是灵魂，就是一种神不灭论。儒家也持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观点，但不赞成转生说和灵魂不灭论，所以后来酿成了分别以梁武帝和范缜为代表的神不灭论与神灭论的大论战。与生死、形神问题相联系，佛教宣扬因果报应论，认为人的善或恶的思想言行都是因，有因必有果，就有报应。这种报应有现报、生报（来世受报）和后报（在长远的转世中受报）三报。一些儒家学者抨击这种思想：“西方说报应……乖背五经故见弃于先圣。”（何承天《报应问》，见《广弘明集》卷18）但是，儒家提倡祖先崇拜，鼓吹“神道设教”，佛教和儒家的善恶观念又可相通，从而因果报应论又成了儒家伦理道德的辅助工具。这样，无论是生死、形神之辩，还是因果报应之辩，争论的结局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各持己说，彼此存异。
在政治伦理方面，主要是“沙门应否敬王者”之争，其实质是礼制问题，是涉及君权与神权、佛教与儒家名教的关系问题。佛教出家沙门见到包括帝王在内的任何在家人都不跪拜，只是双手合十以示敬意，与中国传统礼制相悖，因而逐渐形成了与封建皇权和儒家名教的尖锐矛盾，不断出现沙门应否向帝王跪拜的争论。在儒、道、佛地位高下方面争论的主要表现是老子化胡之争。这一争辩是佛道两教之争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涉及儒、道、佛三家的地位问题。佛教与儒道的冲突、斗争，通常都是采用撰文笔战和朝廷殿前辩论的方式，其中有的涉及深刻的思想内容，有的则纯粹是宗教偏见。化胡之争更表明佛道双方杜撰编造，不择手段。值得注意的是，道教徒曾借用信仰道教的皇帝的最高政治权力打击佛教，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事件——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的毁佛运动。这三次灭佛事件虽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但又和佛道两教的矛盾直接相关。
融会、重建：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一直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这种融合是全面的持久的，尤其是隋唐以来，融合的势头更大，吸取传统思想而创立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大大改变了佛教的面貌。以下是佛教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和重点。
提倡圆融方式。佛教传入中国内地面对着强大的中华民族文化，出现了如何对待儒道的问题。从总体上来说，佛教一直采取调和融合的态度。如《理惑论》就包含了儒、道、佛三教同源的观念，南朝梁武帝也倡导三教同源说，唐代以来佛教学者如神清在《北山录》中力主三教一致的说法，到了唐宋之际更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思潮。为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有的佛教学者推崇《法华经》中的《方便品》，提倡方便法门，运用各种灵活方便教化众生。有的佛教学者突出《华严经》的圆融无碍（无矛盾）思想，宣扬各种事物、现象都是无矛盾的。有的宣传佛教的无上菩提之道与孔子之道无异，“儒以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张商英《护法论》）。还有说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儒教治世的。这种“方便论”、“无碍论”、“合治论”为佛教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方便的根据，也表现了佛教的内在的调适机能。
吸收儒道思想，创建新宗派。这主要是天台、华严和禅诸宗。如天台宗学人吸收道教的丹田、炼气和神仙等说法，作为本宗的修持方法，主张先成仙而后成佛。华严宗学人竭力吸取《周易》思想和儒家道德，作为本宗思想体系的内容。禅宗学人也是在道家的自然无为、玄学家的得意忘言和儒家的心性学说的熏陶和影响下，创立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和“性净自悟”为宗旨的宗派。这些宗派还和中国儒道两家重视心性修养的历史传统相协调，以心性论为宗派学说的重心，着重阐发心性理论，从而又反过来丰富了中国传统的心性思想。
突出宣传佛道儒道德的一致性。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与儒家忠孝观念的对立。面对这种道德观念的对立，佛教运用各种手段加以调和。早期汉译佛经，就通过删节经文来避免和儒家伦理观念发生冲突。后来佛教着重强调五戒与儒家五常的一致性。到了唐代，僧尼已拜父母，后来又对皇上称“臣”而不称“贫道”。佛教徒还编造《父母恩重经》，宣扬应报父母养育之恩。又注疏《盂兰盆经》，该经讲释迦牟尼的弟子目连入地狱去救饿鬼身的母亲的故事，被中国僧人视为佛教的孝经。寺院还要在农历七月十五日举行盂兰盆会，以追祭祖先。宋以来一些佛教学者撰文宣扬孝道，强调戒就是孝。如名僧契嵩作《孝论》12章，阐发持戒就是行孝，为父母修福，由此又论定，佛教最重视孝，远比儒家更尊崇孝道。这都是佛教求得与当时社会道德相协调的鲜明表现。
适应社会的心理，重调诸神的形象和地位。佛教传入中国后，日益适应中国的观念、愿望、习惯、趋向，重新调整、塑造佛教诸神的形象。如中国佛教所突出的观音、地藏、文殊、普贤四大菩萨，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实在释迦牟尼之上。尤其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被奉为能解除众生现实苦难的大救星而极受中国人的崇敬。由于中国的宗法制度和传宗接代的观念的影响，约自唐代以来观音菩萨的形象就由中性变为女性，送子成为她的重要职能之一。地藏菩萨由于被奉为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神，也极受农民尊崇。至于阿弥陀佛是由于能接引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过极其美好幸福的生活，即能满足人们对未来的幻想，也极受中国人的欢迎。诸如此类的神，有的成为佛教名山主奉的“本尊”，有的是佛教某一宗派崇奉的主神，在中国佛教中受到特殊的崇拜，这都是佛教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从而使自身发生重构的表现。
上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涉方式与过程，昭示人们以下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整个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涉的过程，就是通过相互激荡，逐渐走向彼此融合的过程。佛教对中国文化的迎合、比附，可以说是一种外在的融合，经过冲突、抗衡而后的融合、创宗，可以说是一种内在融合，整个交涉是由外层融合进入内层融合的过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抗衡，在整个交涉史上并不占主要篇章，而且除了生死和因果报应问题以外也缺乏理论意义。如老子化胡之争，虽然持久而热烈，实际上是互相戏谑与捉弄，这不能不说是佛道两教思想的某种低劣性。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一直是自发或自觉地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它与传统文化的冲突、抗衡也是被动的，是守卫性的，除了佛道两教斗争以外，佛教几乎很少向中国传统文化发动进攻性的挑战，佛教在中国传播并进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融合机制。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是文化交流的成功之路。
三、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佛教本身也是一种宗教文化，是以信仰观念为核心的多层次多形式的文化，是全面包含各种文化形态的综合文化。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通过自身的文化呈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强大渗透力，从而对汉以来整个中国文化发生了极其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1.佛教与艺术。这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最密切的领域。宗教与艺术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体验和表现手法等方面是相似、相近和相通的。宗教需要通过自身的审美潜在力的艺术展示来显现自身的存在，佛教也需要艺术，没有艺术活动它就不能存在。汉魏以来，佛教在建筑、美术和音乐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中国艺术大放异彩，进入崭新的阶段。佛教建筑主要是寺塔，这是随佛教的传入而发展起来的。最古老的是石窟寺，其中举世闻名的如敦煌、云冈、龙门三大石窟，都是根据印度佛教造型艺术，糅合中国民族形式建造的。佛塔的建筑大约起源于三国时代，除了印度式的，多为中国式样，采取中国原有阁楼形式，建成可供凭眺的楼阁式建筑。藏传佛教的寺庙，一般都有庞大的建筑群，体现了藏族古建筑艺术的特色和汉藏文化融合的风格。佛教美术主要是绘画、雕塑，也是随佛教的传入而发展为具有中国民族的风格和特色。早在梁代，以善画佛像名世的张僧繇，是佛画中国化的开创者和推动者，创立了笔法简练的“张家样”，在南北朝后期影响很大。北齐佛画家曹仲达创立了“曹家样”，其特点是衣服紧窄，与印度笈多王朝的雕刻风格相近。唐代吴道子创立的“吴家样”，其特点是衣带宽博，飘飘欲仙，突出了浓重的中国风格。佛教的壁画也很著名，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都保存有壁画，敦煌570个洞窟中至今保存的壁画约近6万平方米，这些作品色彩艳丽、辉煌灿烂，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敦煌洞窟不断有所发掘，现已增至735窟。）佛教音乐也是佛教艺术的重要方面。佛教认为，音乐有“供养”、“颂佛”作用，在举行宗教仪式时都要用音乐——声乐和器乐。佛教音乐传入中国内地称为梵呗。由于汉梵语音不同，曲调难以通用，约在三国时佛教音乐就“改梵为秦”，用中国的音调来配唱经文，形成了中国佛教音乐。中国地域辽阔，佛教音乐在创作过程中，由于各地方言、地方民间音乐和风俗习惯的差异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独特风格。在唐代进入鼎盛时期，佛教音乐家辈出，在创作、演唱、演奏上都达到了很高水平。佛教音乐对中国民间说唱音乐、声韵学、乐律、音阶、音型、音调和字谱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2.佛教与文学。和宗教与艺术的关系一样，宗教与文学也有不解之缘。自由无羁、丰富热烈、奇诡神异的联想、想象和意象都是宗教和文学不可或缺的内在机制。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全面的、长期的，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巨大推动和变化。佛教典籍中如《维摩经》、《法华经》、《楞严经》和《百喻经》等，本身也是瑰丽多彩的文学作品，向为文人所喜爱。又如《本生经》是叙述佛陀生前的传记文学，《佛所行赞》是长篇叙事诗，这些佛典的译出，不仅创造了融冶华梵的新体裁——翻译文学，而且为中国文学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和新的命意遣词的方法。佛教典籍鼓舞了中国晋、唐小说的创作，并为后来的古典小说如《西游记》、《三国演义》、《金瓶梅词话》和《红楼梦》等的创作提供了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佛教的俗讲、变文，也直接推动了后来的平话、宝卷、弹词、鼓词、戏曲等通俗文学艺术的形成。佛教禅宗语录也对后来的民间文学作品发生影响。佛教不仅对我国古代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如佛教的“言语道断”说、“顿悟”说、“妙悟”说、“现量”说和“境界”说以及“以禅喻诗”，用禅宗的一套禅理来论述诗的创作、欣赏和评论，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可以说，没有佛教的影响，中国汉代以后的古代文学将是另一番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