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彼彼当乎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此此当乎此，则唯乎此，其谓行此。（同上）“唯乎彼”，彼名当于彼实。“唯乎此”，此名指于此实。“彼”的名必须专指“彼”的实，“此”的名必须专指“此”的实，才是“名正”（正名）。如果“彼”的名指“彼”又指“此”，“此”的名指“此”又指“彼”，彼此混淆，就是乱而不正了。公孙龙要求“名”必须有确定性，即概念不能混淆和偷换，这是与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矛盾律的要求一致的。
“白马非马”，据传原来是战国时宋国的稷下辩士儿说首先提出的命题，但儿说的学说没有保存下来。公孙龙对这个命题作了深入论证，从逻辑上区分了外延和内涵的不同，从哲学上揭示了一般与个别的区别。他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公孙龙子·白马论》）这里明确指出“马”包括黄马和黑马，而“白马”则不包括黄马和黑马，这等于说“马”与“白马”的对象（外延）是不相等的。“马”与“白马”不能是“所求一也”。公孙龙还从属性即内涵方面去区分“马”与“白马”的不同：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马（“马”，道藏本原无“马”字，从谭戒甫说补。）皆所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马独可以应耳。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马非马。”（《公孙龙子·白马论》）意思是说，马泛指一切马，并没有颜色的限制，而白马则在颜色上有确定的限制。这里，白马与黄马、黑马，以及与马有“无去取于色”与“有去取于色”的内涵区别，并没有否定“白马”中包括有“马”的内涵。公孙龙从外延和内涵两方面论述了白马与马的区别，他也并没有把“白马”排斥在“马”的外延之外，他说：“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安取白马？”（同上）意思是说，马都是有颜色的，所以才有白马，假如马是没有颜色的，从哪里取什么白马？这说明公孙龙认为白马是指白色的马，是马的一种，一部分。公孙龙还说：“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同上）黄马之所以是非马，是因为黄马异于马。这也说明，《白马论》中的“异”与“非”是同义词。“黄马非马”是说黄马异于马，同样“白马非马”也是指白马异于马，并不是说白马不属于马，不是马。
总之，“白马非马”的命题从外延和内涵两方面反映了一般与特殊的逻辑关系，指出共性的“名”和特殊的“名”具有不同的外延和内涵，所以是具有正名意义的逻辑命题。公孙龙《白马论》还在逻辑上肯定了两个概念的蕴涵关系（类属关系），从而也肯定了哲学上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这又等于否定了他自己的“离坚白”的命题。
六、《庄子》的“形色名声不足以得彼之情”的观点
先秦时代道家经典之一《庄子》一书，对名实关系问题有些正确的论述，《逍遥游》说：“名者，实之宾也。”“宾”，从属、派生的东西。肯定实是第一位的，名是反映实的。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全书来看，《庄子》更多的是反对儒、墨的正名思想，反对正名治国说。《天道》篇说：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礼法数度，形名比详，治之末也。……末学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故书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变”，谓演绎、阐发。“五变”、“九变”，指论述的次序：一天、二道德、三仁义、四分守、五形名、六因任、七原省、八是非、九赏罚。前后轻重主次不能颠倒。）也。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谓辩士，一曲之人也。礼法数度，形名比详，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知”，通智。“落”，通络，包罗。“雕”，粉饰。“能”，能力。“形名”，即名实，循名责实。“比详”，比较，详审。这是阐述形名与政治的关系，认为形名只是“治之具”，即统治的手段，而不是“治之道”，不是治理天下的大道。形名是下之所以事上的工具，这种工具必须服从道——总原则。
《庄子》从多方面贬低甚至否定名言概念的作用：
（一）无形的“道”是不可名言的。《庄子·知北游》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不当名。”“道”是不可言不可名的，一说就会错的。《庄子·秋水》说：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此句“致”上原有“察”字。依马叙伦、严灵峰之说删。），不期精粗焉。“无形者”，指无形迹的“道”。“不可围者”，指没有外围的“道”。这是说，所谓精小粗大，只是期限于有形迹的事物，而“道”是无形迹的、不可围（无限）的，是不能用名数表达，也不是数量可以穷尽的，就是说，作为宇宙的本体“道”是不能用语言表达，也不能用概念把握的。
（二）变化的万物也是难以名言的。《庄子》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庄子·寓言》）
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庄子·山木》）“皆种”，都有种类。“禅”，代替、代谢。“始卒”，始终。“伦”，次序。“正而待之”，谓顺任自然的变化。就是说，万物各有种类，以不同形状相代谢，首尾相接，如环一样，怎能知道它的终结和开始？顺其自然的变化就是了。《庄子》认为，万物是变化不已的，是静止的概念所无法表达的。
（三）名言自身并无确定的内容。《庄子》说：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庄子·齐物论》）“吹”，风吹。“特未定”，不可为准。“”，初生的鸟。这是说，言论并不像吹风，发言的都没有定准。是发了言呢，还是没有发言呢？人们以为自己的发言不同于小鸟的叫声，到底是有分别呢，还是无分别呢？又说：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同上）“巧历”指巧于计算的人。“凡”，凡夫，普通人。意思是说，我已经说了话，但不知是真说了呢？还是没有说？天地和我并存，而万物和我合为一体。既已成一体，还要名言吗？既然已经说了合为一体，还能说没有名言吗？万物一体再加上我所说的就成为二了。二再加言中的“一”就成了三。这样往下计算，即使最善于计算的人也不能算出最后的数目，何况普通人呢？从无到有已经生出三个名称了，何况从有到有呢？事情是不能推算、不能名言的。
《庄子》还认为大道的意义是不可言传的，记载大道学说的书籍也是不可贵的。它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庄子·天道》）这是说，世人所尊崇的大道记载在书中，书中所记载的不外是语言文字。语言的可贵在于它所表达的意思，意思又带有言外之音，这是语言所难以表达的，而世人因为珍贵语言才传之于书。其实世人所珍贵的并不是真正可贵的。看得见的是形和色，听得见的是名和声。可悲啊，世人以为从形色名声中可以得到道（“彼”）的实情！如果从形色名声中实在无法得到道的实情，那么知道的不说，说的并不知道，世人又怎能了解呢？《庄子》强调“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凡是形色名声，书中言语文字，都不足以表达大道，书本知识很难因语言文字而成为可贵的。
在名实关系问题上，《庄子》尖锐地提出了名言概念能否反映、把握道和事物的问题，暴露了人的思维中的抽象和具体、静止和运动、有限和无限的矛盾，揭示了名言概念的局限性，这是有意义的。但是，《庄子》以道的无形性、事物的流变性和名言的相对性，否定名言概念的作用，否定名实之间的同一性，陷入怀疑主义，是完全错误的。
七、后期墨家的“以名举实”和“名：达、类、私”说
后期墨家继承和发展了墨子的“取实予名”的思想，提出“以名举实”的观点，批驳把事物属性和事物相分离的错误观点，并且对名的分类和同名的歧义作了论述。在“名实”之辨上作出重要的理论贡献。
（一）“以名举实”
《墨子·小取》篇提出“以名举实”的命题，阐发了名称、概念表述客观实在的思想。“举，拟实也。”（《墨子·经上》）“举，告以之（“之”，原作文，据孙诒让校改。）名，举彼实也。”（《墨子·经说上》）“举”是模拟客观事物的实相。“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墨子·经说上》）“实”是“所谓”，即客观对象、内容；“名”是“所以谓”，即形式，是用以表述客观事物的。有“所谓”之实才有“所以谓”之名，有实才有名，无实就无名。实是决定名的，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名实耦”，是指主观形式和客观对象的统一，即名实相符。《墨子·大取》篇也说：“诸圣人所先为人欲名实，名实不必名。”意思是说，圣人的当务之急是考核名实，但实不必名而存在。这也是认为，先有其实而后才有其名，实在先而名在后。
“以名举实”是人们交流思想的方式，《墨子·经说下》说：或以名视（示）（孙诒让说“视”与“示”通。下同。）人，或以实视人。举友富商也，是以名视人也。指是（霍）（孙诒让说“臛”或当作“霍”。谭戒甫认为“霍”即“鹤”字。）也，是以实视人也。交流思想或者是以名示人，或者是以实示人。如说某友人是富商，是以名示人。用手指鹤，是以实示人。
后期墨家还强调事物的属性是不能离开事物而存在的，他们反对公孙龙的“离坚白”的观点，认为石头的坚白属性绝非离开石头而独立存在。坚白是和石“相盈”，即相联系着的。“苟是石也白，败是石也，尽与白同。”（《墨子·大取》）如果这块石头是白的，就是把它打成碎片，也还都是白的。白的性质存在于石头之中。坚的性质也是如此。“坚白，不相外也。”（《墨子·经上》）坚与白同属一块石头，无坚不白，无白不坚。又说：“坚白之撄相尽。”（《墨子·经说上》）“撄”，彼此接触。石头的坚与白是不可分离的。就是说，坚白是石头所固有的。又说：于，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墨子·经说下》）“智”，同知。这是说，坚白统一于石头，坚和白又是两种性质，接触石头时知坚不知白，看石头时知白不知坚，这是可以的。但是，所知和所不知俱在于一物。后期墨家强调物性为物质所固有，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
（二）“名：达、类、私”
后期墨家根据外延的大小，把“名”区分为三种，《墨子·经上》说：“名：达、类、私。”《经说上》解释说：名：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之名”，原作“文多”，从梁启超校改。）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子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达”，通。达名，通于一切的名，即最高的类概念，最普遍最一般的概念。凡是客观存在（“有实”），必得这个名称。如“物”就是达名。类名，一类具体事物所共有的名，即一般的类概念，普通概念，如“马”。私名，某一个体的名称，不是概念。私名，“止于是实”，专指某一特定事物，不得移称其他事物。如“臧”，即私名。达名、类名是概念，私名是名称。可见古代讲名，既指概念，也指名称而言。这里所讲的“名：达、类、私”，即名的普遍、特殊、个别三个层次。
（三）“同名之义”
名的意义往往是多种的，这就有“同名之义”，即名称、概念的歧义问题。后期墨家曾指出一名多义，即多义词，如“为丽不必丽”（《墨子·经说下》），上一丽字为相偶，下一丽字为美丽。意思是相偶不必定美丽，而不是相偶不必定偶。这都反映出古代哲学家对“名”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