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这三条具体方案时，大家对第一、二条没有异议，只对第一条提出一些问题，例如“各就现地一律停战”，人家会不会理解为就是蒋介石八条中第四条的“就地停战”？又如关于“停战之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办法，由军调处及执行小组，依据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之”，是否与蒋介石八条中之“依据六月间三人小组拟定的办法”相混同？有人提出，这个方案是否偏向蒋介石的八条，而不完全折中，恐怕共产党方面不会接受。我在会上作了解释，主要强调蒋介石的八条只指华北、华东就地停战，不包括东北，是东北除外的用意，而我们的方案是包括东北在内的，于共产党亦有利，所以是折中。同时我又再次强调，事到如今，我们能不能提出一个折中方案，用第三方面的力量迫使任何不接受的一方接受，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紧急任务。倘不能如此，我们便只有自动退出，撒手不管了。经过讨论，大家原则上通过了这个方案。我还觉得如何使方案更符合折中的原则，则关于东北问题的解决，应该在第一、二条有更具体的规定，希望能有比我更熟悉东北情况的人帮助我做好这桩事。于是会上推定黄炎培和莫德惠帮助我完成这项工作。黄、莫二公积极性颇高，同我一起挑灯夜战，商定了两项补充：一，在第一条规定共产党在东北的驻军地点为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三地；在第二条规定由国民政府派出县长和治安警察在长春以北的铁路沿线的二十几个县维持地方行政工作，退出驻军，避免接触。
28日上午，第三方面最后一次在交通银行会议室召开会议，讨论由我主持补充修改后的折中方案。大家很快通过，并一一在方案上签了名。兴奋之中，立即决定将方案一式三份，推定张君劢、左舜生、缪云台三人送交国民党的孙科一份，由梁漱溟、李璜、莫德惠送交共产党代表团一份，由罗隆基送一份给马歇尔参看。大家立即分头乘车前往。我和李、莫同乘一车赶到梅园新村，周恩来代表如往常一样迎我们进会客厅。我递给一份方案，便开始介绍这份方案拟定、讨论、修改的经过。周公一面听，一面看方案。当我说到在我们来梅园，已同时派人将方案送给国民党代表孙科和马歇尔特使各一份时，周公打断我的话，严厉地说：“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说了！我听着心都碎了！你们拟定出这种方案，这种做法，还能算是我们的朋友吗？我们不是有约在先，政治上新的重要的举动，彼此要互相通气，互相关照吗？为什么决定分交这样重要的方案之前，你们不同我们打个招呼？这是怎么搞的嘛，究竟是为什么……”我一听周公的话，大吃一惊！这几天，只顾得急忙写方案，讨论方案，匆匆忙忙让大家签名，分送，居然谁都没有想起以前的约言！我是秘书长，是这一方案产生的实际执笔人和主持人，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呀！我同周公相识相交已有十年，我敬重他的人品、风貌、学识，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可见我这桩事办得一团糟是肯定的了。周公还在生气，而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莫德惠见状竟在一旁默默掉泪，一言不发。还是李璜机灵、冷静，他立即说：“周公息怒，这事还来得及挽回，你们不同意，我们还可以把方案收回，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李璜一边说，一边就出门乘车走了。我和莫德惠留在梅园，这时周公怒气稍息，对我和莫说：“先等着听消息吧，能收回更好，收不回只好另想办法了。”
不多久，李璜领着罗隆基、黄炎培进了梅园，原来李璜先去了民盟总部，把他们两人引来商讨对策。经商量，去孙科处取方案不能硬要，只能“智取”。至于马歇尔处则好办些，在罗隆基送方案去时，马歇尔本人不在，罗就交给马歇尔的秘书了，并留言，待马歇尔回来时等罗隆基的电话再开封。于是我一人留在梅园，李、黄、莫、罗四人一块直奔孙科公馆。他们在孙公馆的客厅坐定后，孙面有喜色地说，第三方面这个方案还不错，可以研究考虑，并说他已同蒋主席通过电话了。黄炎培从容地说，好是好，但我们匆匆忙忙，抄时漏了一条，特为此赶来。孙科说那就再补上吧，说着便取出方案，要黄当场补上。罗隆基立即拿过原稿，装进了口袋，对孙科略表歉意地说：“这种正式文件怎能随随便便补写一条呢。孙院长，我们还是先拿回去，另外誊写一份正式的送来吧！”他们便立即告辞，出门直奔梅园，把原件交到周恩来的手中，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接着罗隆基又赶到马歇尔住所，马歇尔还没有回来，罗便从秘书手中把另一份方案原封不动地取了回来。
冷静一想，细细分析，在折中方案中第一条既然说双方停战后军队的“驻地分配问题，由三人小组定之”，那么第三方面又怎能越俎代庖地规定共产党军队在东北的驻军的地点，而且只规定共产党，而不规定国民党的呢？这就有所偏袒了。再说第二条关于地方政权问题，已规定“一律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那么第三方面又有什么权利来规定长春以北铁路沿线二十几个县的行政接受办法呢？况且当时这些县已是解放区（事先这点至少我尚不知），而事后知道所谓“治安警察”，又是改装过的戴笠的“忠义救国军”。这种规定和做法，当然是铸成大错了。尤其是急急忙忙，事先没有与中共方面通气（指民盟，而非是整个第三方面），这错误在我作为民盟总部的秘书长，又是这个方案的执笔者和主持人，确实深感内疚，不可原谅的。
但事情总算挽回，国民党方面打电话催问，我们回答此方案事关重大，第三方面要重新考虑，搪塞了过去。我个人则已心力交瘁，当场即对周恩来等人说，这件事教育了我，深感自己搞不了政治，决心退出和谈，以补自己的过失；又对民盟同人说，我当秘书长原受各位推举，相约三个月，现在已经半年多了，我又铸成这个过失，秘书长之职我也就此辞去了。周公当场劝我，说事情已经得到挽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梁先生不必过于内疚，退出和谈，实可不必，我们已是多年的朋友了，望梁先生三思。民盟同人也力劝于我。无奈我去意甚坚，说做就做，便于1946年11月6日离开南京，经北京返重庆，主持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后改为勉仁文学院）。从此，我退出了和谈，也退出了民盟，不仅是秘书长之职，连盟员也于1947年底正式脱离了。
回顾这桩往事，究其主观原因，自然是源于我在本章一开头所说对中国问题在理论认识上之差异。为说明这个问题，我还可以引用1946年10月4日我代表民盟关于国府委员名额分配问题的一段公开谈话，原话如下：
我们知道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以负荷革命任务自居的，因此各拥有其革命武力。在革命过程中，他们曾经合作，也曾经分家。合作还好，分家却大不得了。二十年来的中国内战即由此演成，此番政协会议可以说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开的会议，解决的途径是把党的武力交给国家，而国家则施行宪政，使两党变革命政党为普通政党以活动于宪政之中。然而国家的名义却一向掌握于国民党之手，为国际所承认，所以此时国民党责在施行宪政，共产党责在交出军队。我们通常都说要国民党在政治上让步，要共产党在军事上让步，正为此。过去共产党的存在其活动赖有武力，今天要交出武力并不难，就是要使他信赖得过另有其存在与活动之路。那就是一套为他所信赖的宪法，并保证其实施。为了这个，政协会议所以一面确定宪法原则，一面还确定和平建国纲领及改组政府，前者是给予共产党以将来存在与活动的准据，而后者则是给予他当前存在与活动的准据。后者的重要决不下于前者，同样都是换取中共武力的交换品。
…………
末了一句话，根据以上说明，国民党必须尽量做让共产党放心的事，若自己不肯让步，那无异破坏大局。
这段话既代表了当时我对现实政治的一种思想观点，也代表了第三方面（包括民盟）一部分人的想法。在我个人，思想根源是不赞同用阶级斗争和武力来解决中国问题，而一味主张团结、折中、调和，但愿中国早日停息干戈，实现和平，以便百姓休养生息，国家尽快进行经济建设。
遗憾的是，经过这次挫折，我的上述思想认识并未得到彻底的克服和纠正。因而在两年之后，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解放军打到长江边，国民党政府再次求和之时，我又站出来在报端发表自己的言论，再一次说了若干错话。幸而我接受了两年前南京和谈方案之挫的某些教训，事先声明“只言论，不行动”，不代表任何党派、组织，完全是个人自由言论，听不听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