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自1946年底国共和谈破裂之后，梁先生辞去民盟总部秘书长之职，由南京返重庆专心办学，何以到了1949年初，您又公开发表文章，再次为国事呼吁？梁先生可否将这件事说个大概？
答：我于1946年底离南京返北平，不几天即应邀赴重庆北碚，在我的朋友陈亚三先生任校长的勉仁国学专科学校讲学。我一面撰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阐述我对于老中国之认识，一面与同人暨诸生朝夕共讲习之业，且时时谋所以萃聚朋友同志者。平时在校除给学生讲授《中国文化要义》外，每周还给国专暨中学教职同人讲学半天。1948年8月，勉仁国学专科学校改组为勉仁文学院，由熊东明（四川江安人）任院长，我仍留校教授。1949年6月，我写定《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凡14章，11月由路明书店印刷发行。《中国文化要义》是我继《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之后的第三部重要论著，是酝酿多年而因战事、国事时时辍笔未能及时写出的。自1946年底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主要精力是在做这件事。
由于我素来不是一个为学问而学问者，人虽然穿往于课堂，静坐于书斋，对打得热火朝天的内战，却仍然是关注着的。国民党发动内战，万牛莫挽，气势汹汹，大有三月半年消灭共产党之势。但局面的发展，却事与愿违，国民党一步步由优势变为劣势。而在这场席卷全国的战火中，中国的老百姓再一次经受磨难。时至1948年底，国民党退守江南，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我当时的看法，国民党是这场内战的发起者，又是东北、淮海、华北诸大战役的失败者，但尚有数百万兵力，又有长江天险，共产党要获全胜，怕还要打几个大战役的。这样中国老百姓则还要跟着经受几年的战火之灾。怎么办呢？我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只有呆在书房里默观静思了。
一天，重庆《大公报》王文彬先生匆匆赶到北碚我的住处。两年来，他是新闻界来我家串门最勤的一位。他告诉我，蒋介石即将下野，李宗仁上台主政，要再次呼吁国共和谈。他还说，时局急转直下，在现今的情况下呼吁和谈，共产党的反映会怎么样呢？恐怕不会像两年前那么好说话了。第三方面呢，也不会有什么人能站出来多说话。王文彬说，在重庆只有梁先生您站出来，最合适，为百姓说话，公正执言，听与不听在他们了。他提出，只要我写出文章，《大公报》负责发表。
王文彬先生的意见与我当时的思想状况相一致。于是自1949年元旦蒋介石下野起至二月间，我在重庆《大公报》上接连发表了《内战的责任在谁》、《给各方朋友的信》、《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敬告中国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等文，充分抒发自己的思想观点，很想为再次出现新的和平谈判局面出一份力。
但我深知，我的言论很可能为国共两方面所不满意，甚至会被误认为是受某种势力的支持而站出来说话的。为此，我在文中公开声明，我这一次发论于报端，一是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任何组织（包括民盟）；二是只言论，不行动，不参加任何单方约请活动。也就是说，我只呼吁和平而不奔走和平。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向全国各界表明，我发表的对当前国事的主张，完全是个人的言论，本意是为国家和百姓免受战祸的延续，但对与不对，能不能行得通，则听凭各界评论，特别是当事者国共双方。我个人的这些言论有无背景则以不行动（言论除外）来澄清之。
问：梁先生的“只言论，不行动”，在当时是如何履行的，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
答：可以的。李宗仁先生是我的广西同乡，彼此相识已久。担任代总统后，即来电催我赴南京商谈国事，并让重庆市市长杨森买好机票，催我速去。我即以“不行动”为由，谢绝了他的邀请。后来他又飞到重庆（可能还有别的事），派程思远先生到北碚看我，并送来一大笔钱，邀我去重庆同他见面。我答复说，谢谢李宗仁先生的盛意和程思远先生专程前来。但时局如此，和平无望，现今我对李宗仁先生帮不了什么忙。况且，我有“不行动”的声明在先。至于这笔钱我收下了，目前我在这里办学（包括勉仁文学院及中学，都是私立的），经费正十分困难，这些钱就算是德邻公（即李宗仁）对学校的资助吧。程先生听罢悻悻而去。虽然北碚就在重庆的郊区，我硬是没有去市里同李宗仁先生见面。这是我“只言论，不行动”的较重要的两个例子。
问：您1949年初在《大公报》接连发表的文章，其内容要点是哪些呢？
答：内容要点可分两方面，一是对国民党说话，一是对共产党说话。
对国民党说什么呢？要点是内战的责任主要在国民党。这时国民党政府求和，共产党提出若干条件，其中之一是惩办挑起内战的战争罪犯。国民党方面最不能接受的是这一条。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孙科说，别的条件都还可以商谈，唯独这一条不能谈，拒不接受。我在文章中开门见山，十分肯定地说，这一条必须谈！我说战争打了几年，死了许多人，祸害了国家民族，究竟谁主张打，战犯是谁，为什么不受到惩办？内战是国民党方面挑起的，现在不能逃脱责任。为什么普通官兵和老百姓在内战中可以死，而在这场战争中主谋决策的人不能死？我还指名道姓地指责孙科，凭什么说惩办战犯这一条不能谈？恰恰相反，作为国民党要人之一，应该把战争的罪责首先放在自己头上，这才像一个孙中山先生的后人！我甚至说，我要是孙科，处于此时此地，就有决心以自杀谢罪天下人！我以为目下国民党自李宗仁代总统而下，统统应该辞职下野，承担发动内战的罪责，向国家、民族、百姓认罪，这才有可能重开和谈，结束战争，实现和平。我至今以为自己的文章在这方面写得痛快淋漓，虽然当时国民党当局没有接受，但国人人同此心，看了都会叫好的。
但同时，我又对共产党方面说了不少话。我说内战的主要责任在国民党，国民党之在高位者应当负责，自认失败，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但共产党方面也打了三年仗，也应该宣布在三年战争中，对国家人民所遭受的损害，同感歉疚。我还说共产党如再用武力打下去，我不否认有在一年内外统一全国之可能，但到那时便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虽然中共在主观上无意于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其事实结果则必致如此。我又进一步说，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真能统一稳定下去，如布尔什维克之在苏联那样，我并不是不欢迎——我欢迎。不过我认为实际结果是不会稳定，即统一则必不会长久。这正是我对中国问题的一贯主张：以武力求统一，只有再迟延中国的统一。
问：梁先生对上述主张，当时和事后都有什么认识？
答：在当时我当然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对的，且不是一时兴起提出的，而是我数十年研究中国历史、现状得出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不信武力统一中国之路，是我脑中自有一条路在。这正是1938年初我赴延安与毛泽东长谈时发生争辩的一大问题。由于在我是自以为正确，而不轻易改变和放弃。因此，我在当时的文章中还呼吁，我郑重请求中国共产党，你们必须容许一切异己者之存在。我这一请求，第一是为自己请求。要知道我思想见解上，是不能够同于国内任何党派的。而在过去好多年，恒为行动之故，使我在言论上多所保留；把平素思想见解上许多不同于人之处闷在肚里不说。任你思想见解与我不合，我亦绝不争辩。但我不能永远保留不说。今天是38年（即1949年）1月了，无论如何，我不能再随缘附和了。由此可见，我当时是十分自信，很自以为是的。
若从主观愿望上剖析，我当时提出这些主张，一方面是想为国家民族止息干戈兵乱之苦，一方面确实主要是想谴责国民党有罪于国家民族。但实际呢，说得轻些是各打五十板，更有人说是替败局已定的国民党开脱罪责，谋求出路。不过中共方面并没有就我的言论发表过什么评论（至少是我所知道的是这样），国民党方面虽然有李宗仁先生等约请过我商谈国事，但并未接受我的主张。至于我个人的言论错误与否，事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出现稳定而统一的新政权和中国现代史上从未有过的好局面，这一铁的事实已作出了回答。
这以后，虽有人来请我去香港，但我主意已定，不论国共两党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由于四川解放较晚，我又未能接受邀请参加1949年9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1950年初，我才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离川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