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主者，有术数而不可欺也，审于法禁而不可犯也。察于分职而不可乱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贵臣不得蔽贱，近者不得塞远，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职①，竟内明辨而不相逾越。此之谓治国。故《明法》曰：“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
明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术者，下之所以侵上乱主也。故法废而私行，则人主孤特而独立，人臣群党而成朋。如此则主弱而臣强，此之谓乱国。故《明法》曰：“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势，则群臣不敢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是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胜之数，以治必用之民；处必尊之势，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亲也，以势胜也。”
明主之治也，县②爵禄以劝其民，民有利于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罚以威其下，下有畏于上，故主有以牧之。故无爵禄则主无以劝民，无刑罚则主无以威众。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爱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无奸者，非以爱主也，欲以受爵禄而避罚也。故《明法》曰：“百官论职，非惠也，刑罚必也。”
人主者，擅生杀，处威势，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主道也。人臣者，处卑贱，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职，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则乱，臣行主道则危。故上下无分，君臣共道，乱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则乱。”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谨事主者，以欲生而恶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恶死，则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杀之柄，专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尝有也。故治乱不以法断而决于重臣，生杀之柄不制于主而在群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专以其威势予人，则必有劫杀之患；专以其法制予人，则必有乱亡之祸。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专授则失。”
［注释］
①职：常，指供俸。②县：通“悬”，设立。
［译文］
贤明的君主，懂得术数而不能相欺，审知法禁而不能违反，明察上下职事而不为迷惑。所以，群臣不敢谋私，贵臣不能压制贱民，近者不能阻止远者，孤寡老弱不会缺乏日常供应，国内制度清楚不会互相僭越。这就称为治国。因此，《明法》篇说：“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
通于君主之道，就会用法来统一民众派遣臣下。私术，则是臣下用来违反朝廷、干扰君主的。法度废止而私术推行，人主就势单力薄而身陷孤立，群臣则拉帮结派而形成党羽。这样，主弱而臣强，就称为乱国。因此《明法》篇说：“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
明主在高位，有铁腕统治和威势，群臣就不敢为所欲为。因此群臣不敢欺主，并不是因喜欢君主，而是畏惧君主的威势。百姓争着为君主尽力，也不是因为喜欢君主，而是畏惧君主的法令。因此，明王筹划着必胜的策略，来统治不得不尽力的民众；拥有真正尊严的威势，来控制不得不听从的臣子。因而令行制止，主尊而臣卑。因此《明法》篇说：“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
明主的治理方法，一方面悬爵位禄赏来奖励民众，民众得利于君主，所以君主能使用他们。另一方面立刑罚来震慑下民，下民恐惧于君主，所以君主能治理他们。因此，没有爵禄，君主就没办法奖励民众；没有刑罚，君主就没法震慑民众。所以人臣守法奉命，并不是喜欢君主，而是在于趋利避害。百官守法无奸，并不是由于爱君，而是希望留住爵禄避免刑罚。因此《明法》篇说：“百官论职，非惠也，刑罚必也。”
君主，专擅生杀，据有威势，掌握令行禁止的大权来驾御他的群臣，这就是为君之道。人臣，处在下位，奉行君令，严守本身职责，做好分内工作，这就是为臣之道。君行臣道则陷于混乱，臣行君道则陷于危亡。所以，上下没有分别，君道与臣道混同，是乱国的根本。所以，《明法》篇说：“君臣共道则乱。”
人臣之所以惶恐而谨慎地侍奉君主，是因为要求生存而害怕死亡。假使人们都不要求生存，都不怕死，那就无法控制了。生杀之权专在大臣之手，而君主不危亡的事，是没有的。所以，国家治乱如不取决法度，而是由重臣决定；生杀权柄如不掌握在君主手中，而是旁落在下面，这就是寄生的君主。所以，为人君主专愿把权势送给别人，就一定有被劫杀的忧患；专愿把法度送给别人，就一定有乱亡的祸事。所有这些都是亡国之君所走的道路。所以，《明法》篇说：“专授则失。”
凡为主而不得行其令，废法而恣群臣，威严已废，权势已夺，令不得出，群臣弗为用，百姓弗为使，竟内之众不制，则国非其国而民非其民。如此者，灭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谓之灭。”
明主之道，卑贱不待尊贵而见，大臣不因左右而进，百官条通①，群臣显见。有罚者主见其罪，有赏者主知其功。见知不悖，赏罚不差。有不蔽之术，故无壅遏之患。乱主则不然，法令不得至于民，疏远鬲闭而不得闻。如此者，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谓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为奸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则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鬲君臣之间，而使美恶之情不扬闻，祸福之事不通彻，人主迷惑而无从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谓之塞。”
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群臣之道，下得明上，贱得言贵。故奸人不敢欺。乱主则不然，听无术数，断事不以参伍。欲无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专国，主明蔽而聪塞，忠臣之欲谋谏者不得进。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
人主之治国也，莫不有法令赏罚。是故其法令明而赏罚之所立者当，则主尊显而奸不生；其法令逆而赏罚之所立者不当，则群臣立私而壅塞之，朋党而劫杀之。故《明法》曰：“灭、塞、侵、壅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所以牧领海内而奉宗庙也。私意者，所以生乱长奸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明主虽心之所爱而无功者不赏也，虽心之所憎而无罪者弗罚也。案②法式而验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
［注释］
①百官条通：与百官的联系通畅。条，通达。②案：依据。
［译文］
凡是作为君主而不得行其政令，法度废止而对群臣放纵，威严已经丧失，权势已被夺取，政令不发出，群臣不被使用，百姓不被使用，国内的民众不能被支配，那么，国就不是归属他的国，民也不是归属他的民。这种情况，就是被欺灭君主的世道。因此《明法》篇说：“法令本来就没有颁布出去，称为‘灭’”。
明君的做法，接触下层人士不等候贵臣介绍，进用国家大臣不依赖左右进言，对百官的联系是通畅的，对群臣的了解是清楚的。对受罚的，君主清楚他的罪；对受赏的，君主明白他的功。所见与所知没有失误，所赏与所罚没有错误。因为他有不受欺骗的办法，因此没有被“壅遏”的忧患。昏君就不是这样，他的法令通不到人民群众，被疏远隔绝而不得了解情况。这种情况，乃是被阻塞的君主的世道。因此《明法》篇说，“政令发出后而中途停止，称为‘壅’”。
人臣之所以能篡权行恶，是因为夺得君权。人臣中一有夺得君权的，君令就不能落实，下情就不可上通。以人臣的力量，就能隔绝在君臣之间，使好坏的情况不得出现，祸福的事例不得上报，人君迷惑而无从觉醒，这种情况，便是被封闭的君主的世道。因此《明法》篇说：“下情不能上达称为‘塞’。”
明君，多听独断，听从意见的门户是很多的。对群臣的政策，也是下级能够提醒上级，贱者能够评论贵者。因此奸臣不敢对他欺骗。昏君则不是这样，了解情况没有办法，判断事情又不用查究验证。因此，无能的人爬上来，邪曲之臣掌政，君主的视听被欺骗阻塞，忠臣想要出谋进谏的，又不得任用。这种情况，乃是被夺取的君主的世道。因此《明法》篇说：“下情上达时中途停息，称为‘侵’”。道止谓之侵。”
人君治国，没有不具足法令和赏罚的。因此，法令明确而赏罚规定合适，君主就显贵而不出奸臣；法令错误而赏罚规定不合适，群臣就一方面行私而蒙蔽君主，另方面结党而弑杀君主。因此《明法》篇说：“灭、塞、侵、壅情况的出现，是由于法度没有建立。”
法度，是君主用来掌控天下而禁止奸邪的，是用来治理海内而奉事宗庙的。私意，是能够产生祸乱、滋长奸邪而损害公正原则的，是能够蒙蔽君主、失去正道而造成危亡的。法度推行则国治，私意推行则国乱。圣明君主，虽对自己偏爱的人，无功也不赏；虽对自己厌恶的人，无罪也不罚，按照法度规程来检查得失，与法度无关的事是不关注的。因此《明法》篇说：“先王治国，不在法度之外花费心神。”
明主之治国也，案其当宜，行其正理。故其当赏者，群臣不得辞也；其当罚者，群臣不敢避也。夫赏功诛罪，所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则害禾谷；盗贼弗诛，则伤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则是利奸邪而长暴乱也。行私惠而赏无功，则是使民偷幸而望于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则是使民轻上而易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为也。故《明法》曰：“不为惠于法之内。”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贫者非不欲夺富者财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诛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则奸不生；暴慢之人，诛之以刑，则祸不起；群臣并进，策之以数①，则私无所立。故《明法》曰：“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势也。故威势在下，则主制于臣；威势在上，则臣制于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门守其户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势也。故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敬；法政独出于主，则天下服听。故威势分于臣则令不行，法政出于臣则民不听。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势独在于主而不与臣共，法政独制于主而不从臣出。故《明法》曰：“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仪，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吏者，民之所悬命也。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②也。”此以法举错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
［注释］
①数：政第法令。②无德：不必感激。德：感德，感激。
［译文］
英明君主治国，总是依照切合实际的精神，推行合乎事理的法令。因此该赏赐的，群臣不得辞退；该惩罚的，群臣不敢避开。赏赐有功惩罚有罪，是用来为天下兴利除弊的。杂草不清除，就不利禾苗的生长；盗贼不惩罚，就损害良民的利益。废弃国家的公法而实行个人的私惠，这就有利于奸邪而滋长暴乱。实行私惠赏赐无功，这使百姓探求侥幸而又怨恨朝廷；推行私惠免除有罪，这使百姓轻视朝廷而又随便去做非法的事。废弃国家的公法而利用个人的私惠，英明君主是不做的。因此《明法》篇说：“不在法度之内枉法施恩。”
凡是君主没有不要百姓为他尽力的。要使百姓为君主尽力，必须要建立法制实行政令。所以治国利用民众没有比法制更好的了，制止放荡阻止暴行没有比刑罚更好的了。所以贫者不是不想侵占富者的财物，而是不敢，是因为法制不准许；强者不是不能用暴力欺负弱者，而是不敢，是因为畏惧受到法制的惩罚。所以百官的职责，用法制来考察他，奸邪就不会出现；残暴怠慢的人，用刑罚来惩罚他，祸患就不会起来；群臣同时进用，用政纪监督他们，私术就没有地方能够建立。因此《明法》篇说：“举措不离法度，是为了制止过失和除去私念。”
人主之所以能支配臣下，靠的是权势。因此，权势在下，君主就受制于臣；权势在上，臣子就受制于君。欺骗君主，并不是阻塞其门、关闭其户，而是使他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所求而不得，丧失其权势。因此，权势独占于君，则群臣畏惧；法度政令公布于君，则天下敬畏。因为权势散布于臣子，命令就无法实行；法律政令出于臣子，民众就不会服从。因此，明主管理天下，权势独占于君，而不与臣下共分；法律政令独制于主，而不准出自臣下。因此《明法》篇说：“权势不能由两人占有，政策不能来自两门。”
明主，确立标准，确立仪表，而坚决保护它们。因此，命令一下而人民听从。法，是天下的规章，万事的仪表规则。官吏，关系着人民的生命。因此明君治国，对符合法令的就奖赏，对违背法令的就惩罚。依法治罪，民虽赴死也不憎恨；按法量功，民虽受赏也没必要感恩戴德。这就是依法办事的效用。因此《明法》篇说：“以法治国，按法度来处置问题就行了。”
圣明君主，有法度约束臣民，所以群臣都按照正确的方针治事，不敢从中为奸。百姓明白君主依法办事，所以官吏对他们的派遣，合乎法理的就服从，不合法理的就不从。民众应用法律，与官吏互相关联，下面依照法度，与上面一同共事。所以，奸诈之人不能蒙蔽君主，嫉妒之人不可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能用其巧诈，千里之外的人也不敢私自为非作歹。因此《明法》篇说：“有了法律来制者，人们就不可用诈伪来取巧。”
权衡者，所以起轻重之数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恶利也。权不能为之多少其数，而衡不能为之轻重其量也。人知事权衡之无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则官不得枉法，吏不得为私，民知事吏之无益，故财货不行于吏。权衡平正而待物，故奸诈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
尺寸寻丈者，所以得长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长，则万举而万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虽富贵众强，不为益长；虽贫贱卑辱，不为损短。公平而无所偏，故奸诈之人不能误也。故《明法》曰：“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国之所以乱者，废事情而任非誉也。故明主之听也，言者责之以其实，誉人者试之以其官。言而无实者，诛；吏而乱官者，诛。是故虚言不敢进，不肖者不敢受官。乱主则不然，听言而不督其实，故群臣以虚誉进其党；任官而不责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则群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务多其佼而不为主用。故《明法》曰：“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佼而不求用矣。”
乱主不察臣之功劳，誉众者，则赏之；不审其罪过，毁众者，则罚之。如此者，则邪臣无功而得赏，忠正无罪而有罚。故功多而无赏，则臣不务尽力；行正而有罚，则贤圣无从竭能；行货财而得爵禄，则污辱之人在官；寄托之人不肖而位尊，则民倍公法而趋有势。如此，则悫愿①之人失其职，而廉洁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而以毁为罚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无私，则奸臣不得其利焉。此奸臣之所务伤②也。人主不参验其罪过，以无实之言诛之，则人臣不能无事贵重而求推誉，以避刑罚而受禄赏焉。故《明法》曰：“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