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我拒绝了他，一夜未睡。我已经彻底孤独了，只是形式上还同他在一起，作着苦苦的努力。
五
第二天，我的头昏昏沉沉。到单位量了一下体温：39度。我软软地倒在椅子上，一动也不想动了。
我请了假，慢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很想告诉嘉民我病了，就拨通了他的电话。接电话的却是缨，我没等嘉民听电话就把它挂了。可以想象，他们此时会小声地议论一下这件事，然后继续做他们正在做的事。
一辆车停在我的面前。“嗨！”是安东！他的脸上洋溢着快活的笑容，这是他见到我以后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笑。我很感动，就上了他的车，告诉他自己很累，然后就闭上了眼睛。直到我吃惊地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完全陌生的床上，身边不是嘉民，而是一脸爱意的安东。我真的很想抱住眼前这个我并不讨厌的男人，把一腔委屈都放在他的怀里。可是我没有这么做，我不会背叛嘉民，永远不会，哪怕我一点点地看透他将要离开我的事实。
我挣扎着离开了安东的家。夜幕下，我看到了自己最不想看到的一幕：嘉民和缨正从“真维斯”服饰店里出来，手里拎着一大堆精品包装袋。缨把纤手挽在嘉民的胳膊里；嘉民的头低偎在她的秀发上，喃喃地说着什么……我顿时变得有些痴痴呆呆，恨不得天塌下来将我砸个粉碎算了。
他们才更像一对夫妻，一对人见人羡的漂亮夫妻……
回到家里，我一声不吭地整理完东西，回到了自己过去的集体宿舍。
“你是天下最好的妻子，我不能没有你。”集体宿舍里，嘉民脸上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很像是在与我谈判，而不是求我回家。
“那么，我要的东西呢？比如感情、孩子、尊严等等，你能给我吗？”我有气无力地望着这个我一度爱之若狂的家伙。
我们不欢而散。
知道我离家的消息后，安东加紧了对我的追求。他说，只要我同意，他会付五百万给那个女人。我没有答应他。
六
三个星期后，我接到嘉民公司的电话：嘉民出事了！
那天，嘉民驾车在大雾弥漫的高速公路上撞上了一辆大货车。他的大腿胳膊断成两截，头部的皮肤被掀起，露出了白森森的骨头和血管，惨不忍睹。当时，他的身边正坐着娇俏艳丽的缨，缨只受了点轻伤。
等到我泪流满面地赶到医院时，看到了被白绷带严密地包裹着的嘉民，只露出了一双惊惧的眼睛。医生说，他会暂时失忆，也就是说，他不记得自己是谁，也不认识我。
这个冤家，为什么叫我碰上了呢？
通过努力，我把嘉民转到了自己所在的医院。这样，我白天可以上班，晚上就守在他的身旁。一个月下来，我瘦掉了十斤，走起路来都有点发飘。但我并不怕累，也不怕人笑话，我只是心想：千万不要让我在病房里见到缨。如果她来了，我会怎么样？
嘉民所有的朋友都来过了，惟独不见她。
嘉民的记忆力在一天天地恢复，他的愧疚也一天天地表现出来。有时，他拉着我的手，说这辈子他遇到的最好的女人就是我；有时，他吃着饭就哭了起来，说他好糊涂，不应该把心放在缨的身上。
我找最好的医生给嘉民动了手术，终于保住了他的手臂和大腿。他的身体由于长期的锻炼，肌肉的再生能力很强，在我的不断鼓励下，他开始下地行走了。
我想尝试与他重归于好。这期间，安东不止一次地打电话来，要求和我见面。有一次，他甚至跑到病房里来，盯着嘉民看，一脸的妒忌。嘉民问我他是不是追求我，我不置可否。嘉民沉默了，在我们的关系上，自始至终，他没说什么，我更没有说什么。
但是，就在他快要痊愈的时候，缨终于来了。她手捧着一束鲜花，笑容满面地走进了病房。等到她一走，我一如既往地走进病房，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轻声问他想吃点什么。他目光很热烈地望着我，我想，是不是缨的到来唤起了他的另一种记忆？
还是退出吧，过几天等他一出院，我就去和他办离婚手续。
那天早上，我很平静地给他办好出院手续，让他公司的人送他回家。他没有多看我一眼，也没有说一句话。我失神地盯着他的车子绝尘而去，一任它带走了我绝望的心。
下午下班后，我准备回到宿舍去，继续自己的独身生活。一出院门，就看到远远地有一大束火一般的玫瑰向我飞来。透过迷乱的花丛，我看到了嘉民，那刀削一样的疤痕，衬托出一脸的英俊和爱意，还有一丝霸气。
我犹疑地望着他，他一把将我抱起，坚定地说：“你是我今生惟一该爱的人，走，我们回家！”
我欣喜若狂地扑到他的胸前，闻着他身上淡淡的我最熟悉的“登喜路”，久久地陶醉着。
Δ婚姻逃亡又依依不舍
【王明奎】
一
1968年秋，年仅18岁的邓翠玲，被迫从宝鸡到凤州坪坎镇的一条小山沟插队落户。
1969年4月27日这天夜里，造反派的队长像幽灵一样窜到邓翠玲的住处，残忍地对她强行施暴。在这条大山沟里，孤寂无援的邓翠玲只能听到自己呼天喊地的哀怨声。失去了女人最宝贵“贞操”的邓翠玲，即使带血的眼泪流淌成河，也洗不尽她一生的屈辱。
1971年6月，这个心中有鬼的主任为了拔去这颗眼中钉，保荐邓翠玲为工农兵学员到北京师范学院上学。
邓翠玲就这样带看耻辱，含悲离开了令她终身难忘的坪坎镇。
二
1975年初夏，就在邓翠玲大学快毕业这一年，蒙冤戴罪的父亲不甘忍受非人的折磨，含恨离开了人世。父亲的突然离去，顿时给年老多病的邓母沉重的打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邓翠玲考虑到母亲身边需要人照顾，她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留省城的机会，毅然回到家乡进了父亲生前所在的职工教育学院。
后来经人介绍，邓翠玲结识了同院的青年教师朱亚民。邓朱两人相处不到半年，便于1976年4月8日结为夫妻。
洞房花烛夜，生性坦荡的邓翠玲如实向丈夫讲述了她七年前遭受的不幸。朱亚民先是痛苦地抱着头始终不发一言，但最终他还是以男子汉的胸怀容纳了邓翠玲。
面对宽宏大量的丈夫，邓翠玲百感交集。她不止一次地发誓：今生今世一定要做一个贤妻良母，哪怕是给丈夫当牛做马也心甘情愿。
1976年6月初的一天。朱父因心脏病复发住院，新婚不到两个月的邓翠玲对公公精心照顾，帮公公端水送饭、洗脚倒尿，服侍得格外周到。半个月下来，朱父的病情渐渐好转了，可邓翠玲却因熬夜跑腿累瘦了一圈。为此，公公婆婆深受感动，打心里把邓翠玲当闺女一样看待。
但邓翠玲关心体贴人的善良和勤劳，并未真正赢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朱亚民的欢心。他嘴里虽然口口声声说不计较妻子的过去，而行动上却总是对邓翠玲不冷不热，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
在以后的日子里，邓翠玲感到丈夫对她越来越冷漠，越来越漠不关心了。邓翠玲越是这样关心、体贴丈夫，丈夫却越发对她视若无睹。丈夫对她明显的歧视态度，无疑是在捅邓翠玲的伤疤，使邓翠玲深感痛苦。
1976年10月，就在两人的关系日渐紧张的时候，邓翠玲意外地有了身孕。有了身孕的邓翠玲满以为丈夫会看在未出世孩子份上，对她的态度有所改变。可朱亚民对她还是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
邓朱两人的裂痕终于在一次口角中出现了鸿沟，就在他们吵架的第二天，邓翠玲十分冷静地向朱亚民提出离婚。邓翠玲说：“我理解你当丈夫的心情，但我又实在不愿让人往我的伤口上撒盐。既然我们无缘做夫妻，你我又何苦厮守在一起遭这份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