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害怕一不小心，让那些老好人钻进队伍来祸害学校啊。
一段时间以来，教育功利化日炽，迎合之风盛行，乡原当道。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早已成为行政命令和“行业共识”。满意就好，哪怕是饮鸩止渴——教育上的鸩毒，总是需在数十年之后才发作，进而被人发现的。于是，教师不敢惩罚学生，校长不敢惩戒教师，教育行政部门不敢“忤逆”“上帝”。教育的脊梁骨和精气神就这么渐渐被抽空了。乡原之祸，甚于猛虎。
希望学校里，今后能多一些不唯上，不唯下，不唯书，不唯前后与左右，唯规律，唯责任，唯良知的教育者，希望多一些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所言的“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管理者。他们不仅做合乎人性、让人喜欢、让人“满意”的正确的事情，更做引领人性、人们未必喜欢但是社会需要、合乎人类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事。
下任校长在哪里？
在某省参观一所知名中学。
校门宏伟气派。
两侧是浮雕，左侧展示学校发展成就和荣誉，右侧则是学校发展沿革和历任校长名录。在历任校长名录的最后，是现任校长某某，2010年至今。这个名录是铜制的，凸起在右下方。
初看并无不妥。可一想，就奇怪了：现任校长下面，已再无空间。
下任校长将要刻在哪里？
下下任呢？
20年后呢？
30年后呢？
我和身边的一群校长朋友们都感到惊讶。
我终于明白了，许多学校，五年一校庆、十年一“浩劫”的原因。
一些学校，每逢十年甚至五年就要搞校庆，这倒还算正常。但每逢校庆，总是会把前面的许多东西敲掉、挖掉、打掉或者改掉，搞得学校面目全非，历史全无。个中原因，恐怕和现任校长的好大喜功有关。
多少校长，都希望在校史室里，在校史室外，在地上，在墙上，在亭子里，留下自己的名字，以名垂千古。
这倒也罢了。
可是，后来的校长呢？
学校要发展，就必定有后来的校长。
后来的校长在哪里？
不为其留下任何空间。
下任校长呢，看看到处是前任的影子，自然就觉得憋屈。碍于面子，上任之初，不好动手。终于熬到了校庆，机会来了。是时候，要突出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了。于是，又来一次推倒重建，敲掉再刻。
难怪陈玉琨教授感慨：“现在很多校长往往喜欢在废墟中重建，总想推翻历史，使学校在自己的手中得到重生，以往的全都是历史垃圾，不屑一顾。”
在校史上写上现任校长，于情于理说得通，但要考虑下任校长的位置。当然，更主要的是，要尊重学校发展的历史，要放眼学校的未来。
任何一个校长都必须明白，你要希望学校发展，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好，而不是希望自己空前绝后、独一无二，更不应该希望自己之后学校再无能人，再无辉煌业绩。
说到底，是一些校长自我膨胀的虚荣心在作怪，也是他办学急功近利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潜意识的表现。
有所学校，据称非常雅致，极富诗意，处处都是书法作品，可绝大多数都是校长的亲笔题字。校长把校园当成了自己的书法碑林，到处挥毫泼墨。校长虽然是书法家，才情过人，但这种做法多少有些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感觉。
还有一所中学，在教学楼的入口处，写了一副对联，无论你怎么读，怎么想，就是猜不出究竟“对”在哪里，“联”在哪里，即便不是语文教师，粗粗一读，也觉别扭，但那对联在那里屹立了许多年。因为拟对联的人——校长，被提拔到某机关当领导了，他的下任自然不敢轻举妄动。有位参观者私下笑道：这不是出丑是什么？现任校长笑笑，做无奈状。
不知道校长们把校园当作个人纪念馆大加突出的时候，这样的“校史”究竟能够延续多久。要搞文化，却不懂文化，往往会贻笑大方。
作为一任校长，在校园里留下一些自己的东西，无可厚非，这也是学校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也是一笔宝贵财产，理当得到师生们的尊重和保护。
这里有个初衷、立场的问题。如果你有足够的办学情怀和办学智慧，想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你的出发点一定要尊重学校发展的历史，你的意图一定要服务于师生的生活和发展，特别是有利于学生的精神成长。好的校园，一定能切切实实让师生受益，或者是物质生活上的便利，或者是精神生活上的提升，或者是景物的赏心悦目，或者是哲理的深刻启迪，或者令人耳目一新，或者让人豁然开朗，或者使人缅怀陈迹，或者促人发奋前行。
这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点。如果校长的目的，只是让自己“青史留名”，那么，最终往往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当我和来自省城的顾校长交流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笑了。
他是一所名校的名校长，对学校文化有着多年的研究。有位校长请他去看校园文化，帮助参谋参谋。校长准备在校门口一侧的墙上，依次刻上历任校长的姓名。他问顾校长：校门口起始处刻上谁的名字好？
顾校长说，当然是首任校长。从门口开始，往另一端延伸，可以很好地体现历史的发展轨迹和脉络。该校长听了不置可否。一年后，他到该校督导评估，赫然发现，校门口起始处，刻着现任校长自己的名字。
顾校长带着一丝嘲弄的笑意对我说：“现任校长变成了第一任校长，历史是倒着来的。校长想突出自己的位置，希望被人们一眼就看到，放在第一个位置。问题是，现任校长不可能永远‘现任’下去啊，下来之后呢？学校是不是没有校长了？……”
“校长连最基本的问题都不去想想，真是没话说了。”顾校长摇摇头叹息道。
至今，还有多少校长在干着这样荒唐不经的事情呢！
利欲熏心之后，人就丧失了基本的理智。校长若没有一点历史观，这样无聊和荒唐的事情，还会层出不穷。
我校合并新建时，有领导说，你是立人中学首任校长，能够有幸当首任校长的很少啊。我听了诚惶诚恐。
我校是合并学校，两校历史都还不算短，一所学校建于1957年，一所建于1975年。2011年，由于教育布局调整，两校实行合并，并迁至现址，更名为立人中学。这么漫长的历史中，多少校长们为学校的发展做出过自己独特的贡献啊，我哪里还算是首任呢？
合并之初，我就开始考虑着手整理校史，从1957年开始。我们要把学校的发展历史完好地结合起来并延续下去。学校不能没有历史，更不能无视历史。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退下来的几位老校长和老教师的时候，他们竟显得特别兴奋和期待。遗憾的是，在两校合并、迁址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大量的历史资料丢失或损坏了。
越来越多的学校在撤并之中湮没消失了，一大批的校友和教工，失去了自己的母校和工作过的单位——一间备课批作业的办公室，一张压过师生合照的书桌，一个饭后漫步聊天的田径场。他们失去的不是一幢幢老房子，而是一片片家园——历史的家园。一棵树没有根，将难以存活。一所学校，没有历史，将很难深刻。一群孩子，如果生活在没有历史感的校园里，他们就容易变得肤浅而张狂。
当我提出要开始筹建校史室、建设校园文化的时候，一位校长朋友马上问我：你是不是准备走了？所以要搞校园文化了？
我笑而不言。
这也难怪。许多校长，都是快要退休了，或者是行将高升或离开之际，突击加强校史和校园文化建设。把校园好好翻修一下，重建一下，然后就是，大大地刻上自己的名字。
于我而言，倒非如此。
我始终认为，校长如不能敬往事、思来者，他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办学思想和科学的办学行为，学校发展也不大可能“源远流长”。所以，上任之初，我就想要挖掘学校历史，给师生们一个立体的、完整的、说得清来龙去脉的学校。只是苦于新担任校长之职，最初几年不得不在日常教育管理上投入更多精力。
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但是，真正不朽的，一定是一部师生的历史，一部完整的历史，一部客观的历史，而不是一个校长自己的历史。
司令台上的雨篷
带着周老师在学校里走走。
我想让她看看，我们的学校有了哪些变化。
自开学以来，我还没有邀请她到学校来走走。
暑假，我们又增添了一排宣传栏，还有树林间一批供学生课间休闲用的实木凳子。
一年多来，最大的变化，恐怕是学校大门口广场上，增加了一块五米多长、一米八高的巨石。正面刻着我们的校训“世界因我更美好”，背面刻着“守护良心”的校风。这块巨石，无论从形状、质地和色泽来说，都是难得一见的，给人厚重、大气而又不失灵气之感。
校训石安装好后，就有老师、来客在此合影留念。毕业生也在这里合影留念。
正如我们的老师们所言，这里真成了一个景点。
我们打算在学校里多建设一些师生喜爱的景观。作为师生中的一员，我也时常为此苦思冥想。
这次，请她来校，就是让她看看变化，提提意见。
她也是教师，且是个敏锐的人，时常从一个小问题中看出较为深刻的东西来。她对教育问题有一番自己的见解。我在教育上的一些思考，有一些是受了她影响的。
看着樟树树荫下的一排排木凳子，她说，谈不上漂亮，但看起来和树木比较协调。
看着新增添的一排宣传窗，她又说，线条简洁，比较大气。
看着我们的这些努力，她说，这个校园比过去漂亮多了。几年前，这里是高中，我在此工作多年，作为同学的她前些年来过多次，自然是熟悉的。
我请她给我们的校园建设提点意见，她说没什么意见。
但在田径场里，她却指着我们司令台上的一个巨大的雨篷说：“每个学校都有这么一个雨篷，我看到这个就觉得别扭。”
“此话怎讲？”
“这个雨篷究竟有什么用呢？”
“用来遮太阳或者下雨的时候挡雨啊！”
“那什么时候使用呢？”
我瞬间明白了。
她继续说：“用的时候都是大型活动的时候，有学生或者老师在。挡太阳吧，学生不怕晒，领导就怕晒了？下雨的时候，学生淋着雨，领导就可以躲在雨篷下？这种理念是什么理念呢？”
她的这句话，尖锐之极，精辟之极，深刻之极。
真的，你到其他学校看看，几乎所有的学校——乃至政府广场或者运动场——司令台上，都有一个雨篷，有的设计独特，有的装修别致，有的极尽豪华。
几年前，浙江某地教育局长撑伞看学生在雨中演出，引得大家群起而攻之，却没有一个人来攻击这个司空见惯的雨篷，岂不怪哉？
我们最为厌恶的一些特权行为，竟然如此普遍地潜伏于我们的生活中，而我们却毫无知觉。
毫无知觉！
这种可怕，又非“可怕”二字可以概括得了。
一年前，在筹建立人中学的时候，我还参与了这个雨篷的筹建。想不到，现在，竟然成了我们的教育理念的“陈旧”和某些教育者享有“特权”的一个“佐证”。
我想起开学仪式上有学生晕倒的现象。虽然这其中有学生体质的问题，毫无疑问，也和他们站在阳光下有关。那时候，我们领导坐着，学生站着，我们的头上有雨篷遮挡阳光，而学生和老师头顶万里晴空。
我一时冲动，真想拆掉这个雨篷，可转念又觉得幼稚可笑。我能够拆掉校园里有形的雨篷，但我能够拆掉校园外那些无形的雨篷吗？我能够一下子拆掉那些教育中的形形色色的雨篷吗？
每天的教育生活中，不经过思考而在做的事，有多少是禁得起推敲的？如同制作这个雨篷时，我何曾想到过它在情理上、在逻辑上根本就是无法成立的？
或许，这就是“无意识的无知”吧。
蹊跷的是，三个多月后的某个清晨，刚迈进大门，保安师傅就告诉我，司令台的雨篷塌了。我快步赶到操场，看到雨篷倾斜着挂在墙上，褶皱的镀锌铁皮上，堆积着薄薄的积雪，雨篷上还有三四个羽毛球，地上则散落着十来个篮球、排球和羽毛球——据说，这些是学生上课时，有意无意地抛上去的。
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雨篷，竟被一层薄薄的积雪所压塌。更没有想到，这雨篷上，还“窝藏”着这么多的“赃物”。
我心下窃喜，一则庆幸这雨篷选择了夜深人静时安全倒下，从而避免了一场事故；二则庆贺这象征着“特权”的架子，终于还是倒下了——在我对它有了重新认识之后。
当总务处主任问我该怎么处理的时候，我说，倒下好啊，再也不用修复了，今后开展大型活动，师生、干群一律平等，有阳光一起晒，有风雨一起顶，多好！
主任说，请示过上级领导，领导说，这个要修复回去，而且要让承建的公司自己来修复。
我提议，是否可以让该公司把这笔钱转而用来修复学校的天桥，因为在我看来，校内天桥的栏杆已经腐蚀生锈，不牢固了，需要更换。
当我把这个意思告诉领导的时候，领导表示理解。他也赞同我对司令台雨篷的近乎“偏激”的看法，但他也表达了为难之处。他说，这个雨篷是设计书上原有的项目，是我们学校加固工程中的一个部分，现在倒塌了，只能修复回去，而且不能将修复的资金挪用于工程中原本没有的项目。他说，如果不修复回去，审计部门审计项目的时候，没有了雨篷，就无法让你通过。这是件严肃的事情，没有办法。
他很耐心地向我解释，希望我能够理解。
我当然理解这位领导的解释，这个解释合情合理。
后来，一个崭新的更为坚固的雨篷，重新矗立在司令台上，为下面的人们遮风挡雨。
每次坐上这个司令台，看着台下的孩子们，我的心里总是有种怪怪的感觉。在我心底，它早已坍塌了，坍塌成一种讽刺，坍塌成某种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