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正当妙龄衣着人时的姑娘碰上了几个不三不四的家伙纠缠。领头的先一伸手把姑娘的帽子摘了下来，显然不怀好意。姑娘震怒了，但她没有开口大骂“流氓”，也没有惊惶失措，而是立刻冷静下来，彬彬有礼地说：”你很喜欢我的帽子，是吗？”
“当然，它和你这个人一样，挺漂亮！”领头的戏弄说。这时，姑娘更加沉着大方了：“你是想仔细看看，好给你的女朋友买一顶吧？我想，你不是那种随意戏弄人的人。”
“当然，当然是这样。”领头的有点脸红了。
“请你不要买了。”
“为什么？”
“让别人给摘去了怎么办？”
“对，对！请把帽子收好……再见。”领头的及其伙伴知趣地向姑娘点头道别，转身走了。
女孩子，尤其是漂亮女孩子，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至关重要，当遇到一些流氓挑衅行为时，女孩子在体力上处于弱势，硬碰硬是不可取的，只能采取以柔克刚战术。这时便充分显示了口才的重要性。姑娘胜利了。她为什么没落人挑衅者的圈套呢？因为她给对方以尊重，柔中带硬。不仅没得罪他们，又显示了自己的勇敢。
6.佯装糊涂：把自己的耳目遮起来
在一些意外的场合，常常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处理不好着实使人尴尬万分。此时要化解难堪，不妨假装糊涂。
某青年到一对年轻夫妇家做客。年仅4岁的小主人大声地对这位客人叔叔说：“叔叔，爸爸昨晚又打妈妈了。”年轻的女主人嗔怪地瞪了女儿一眼，表情甚为尴尬。见状，客人随机应变，假装糊涂对孩子说：“云云，你爸爸和你妈妈不是在打架，他们昨晚在做‘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呢！你看，是不是这样，嘎，嘎，嘎……”小女孩天真地笑了起来。女主人脸上的尴尬也随之消失了。
难得糊涂法的妙处在于真则假之，假则真之，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先是迷惑对方，然后能体面地从困窘中“拨”出来。
有一次，一位导演有急事去女澡堂寻找一位女演员。在澡堂外喊了几声没有反应，就推门进去到更衣室，只想女演员在浴室，哪知她已回到更衣室，蒙着头巾在擦头，当然丰满的胸部以下，完全裸露。
女演员“啊”了一声，急忙转身隐蔽。同时，导演赶紧把门关上，也叫了一声：
“啊，对不起，大三郎先生！”
导演顿时喊出了男明星的名字！室内的女演员一定在惊恐之余，抚摸着那丰满的胸部而长嘘一口气。
这位导演故意以干脆疏忽到底的作法，不使女演员感到羞怯，而了结此事，真是高明。
莎士比亚在共著作《第十二夜》中，让主人公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因为他很聪明，才能装出糊涂人来。彻底成为糊涂人，要有足够的智慧。”特殊场景中的假装糊涂其实是一种机智的应变。
7.含蓄点题，巧断是非恩怨
弃卒保车，吴迈智胜何应钦
1929年，何应钦主持南昌行营军务时，其下属副官强行占用了南昌甲才医院二层楼房，并经常调戏和凌辱女医护人员。院长李学才敢怒而不敢言，只得求助于当时誉满中外的吴迈律师。
第二天，吴迈佯装求诊来到医院，在走廊里正碰上一名尉官在调戏女护士。他气愤至极，立即去南昌行营见何应钦。他假装神秘地对何说：“我刚才在甲才医院求诊，发现有身穿国军服装的共军，特来告密。”何听后立即派人将十几个副官押到行营。见后不觉大惊：这哪里是什么共军，原来都是自己的部下呀。于是他火冒三丈，大声斥责吴迈。
吴迈神色自若地说：“你不能否认国报上经常刊载有关共军奸淫、共妻、大灭人伦之说，我刚才在医院目睹此人……”他指着被押来的一个军官说：“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女护士。素闻何将军治军严谨，属下决不敢以身试法，我想此人竟敢如此胡作非为，不是共军是什么？”
何应钦自知理亏，又无可奈何，只好把那个军官训斥一顿。
吴迈见何并无惩治处罚之意，便又说：“何先生，这位军官必是你的亲信，吾素闻将军大号‘敬之’，今见将军如此徇私，如将此事声张出去，民众对将军将何以‘敬之’？”
何素知吴迈厉害，如不对这个军官从严惩处，是交不了账的。于是他下令把那个军官押往军法处从严惩处。吴迈智胜何应钦的过程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利用何应钦恐共、防共的心理，让其把有劣迹的部下抓起来，造成既成事实。
然后，以恭维何应钦治军严谨为名，把国民党诬蔑和诽谤共产党之辞反扣在那位作恶的军官身上，把何应钦置于尴尬的境地：或者此人是“共军”（因此必须严肃处置），或者你何应钦治军不严（只有治军不严，部下才胆敢胡作非为），如此一来，国民党的诬蔑诽谤之词就正好用在了自己的身上。
最后，在狡猾的何应钦企图蒙混过关之时，吴迈抓住不放，乘胜追击，迫使何应钦严惩作恶者。他利用何应钦的名号和害怕社会舆论的心理，以向新闻媒介和社会各界公开此事为武器，逼迫何应钦“弃卒保车”。
吴迈不愧为誉满中外的律师，整个过程，逻辑严密，策略得当，攻击有力。
分道扬镳，孝文帝巧断是非
远志是京城的地方长官，他仗着自己是皇亲，又有些才能，非常骄傲，对一些学问不高的达官贵族往往很轻视。
有一天，他坐着车子，在随从们的簇拥下在街上走着，恰巧遇到朝廷的御史中尉李彪的车队迎面而来。论官职，远志当先让路，但远志瞧不起李彪，偏不让。李彪很生气，当场训斥远志，两人便争吵起来。
由于相持不下，便来到孝文帝面前评理。李彪抢先说：“远志是地方官，怎敢同我对抗，居然不肯让道！”远志则说：“我是京城的长官，凡住在京城的人都归我管，怎能同普通的地方官一样，向一个御史中尉让道呢？！”
孝文帝听了，不愿意评判他们谁是谁非，便笑着说：“洛阳是寡人的京城，应该分道扬镳。从今后，你们分开，各走各的不就得了吗？！”人际交往中，有些事是非分明，没有争议。但也有不少事情，难分曲折，是非界线并不十分清楚，你有你的“正”理，他有他的“歪”理。你看，按官职大小，远志应先让道，这是正理。但远志因瞧不起李彪，自然会找出歪理来为自己辩护：他是京城的长官，当然应该有别于地方城市的长官，这并非毫无道理；另外，你李彪虽然是朝廷命官，但也是一个“首都子民”，见了京城父母官，你不仅不给我让路，反而要我给你让路，岂有此“理”。
8.曲意直陈，说服伟人首肯
“不如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国共最后一次谈判在北平举行，张治中作为国民党的首席代表曾与毛泽东进行了谈判。
岂料，解放之后，毛泽东和张治中在一些问题上也发生过小小的争执。
是年6月，政协筹备会在北平邀各界人士座谈，商讨国名，毛泽东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这时，在座的张治中发表了不同意见：“‘共和’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觉得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一直沿用至今。
8月，国旗图案的筛选工作接近尾声，专家们选出了几幅，由毛泽东主持与各界人土做最后定选。一天，张治中来到毛泽东住处。张问毛泽东：“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我同意一颗尾一条黄河的图案，你觉得如何？”毛泽东说。“我反对。中间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张治中有些激动了。
政协一届会议开幕前，座谈会在中南海举行。毛泽东手持两幅图案：一幅是五星加一横；一幅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只是多了个镰刀斧头。前一幅的说明是：红旗象征革命，五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横杠代表黄河。
张治中当即表示不同意见，他说：“第一，杠子向来不代表河流。中间一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第二，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根金箍棒干嘛？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
张治中的话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毛泽东也觉得有道理，后来就以比较一致的意见通过了五星红旗为国旗。张治中说服毛泽东，用的都是概念辩析的方式（即正名法）。“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名不妥，就在于“共和”中已包含了民主之意，“民主”一词便是重复多余，建议删除，得到认可。另一幅国旗图案中横杠制作者赋予的意义是代表黄河，张治中则认为杠子不能代表河流，反而是一种分裂的标志，进而从传统观念分析，得出杠子是金箍棒的结论。金箍棒的意义恐怕不那么圣洁，作为国旗中的图案恐怕不妥，因此，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由此可见，运用概念辩析的方式直言说理，可以收到入木三分一语中的功效。
谏言直陈，黄炎培与“志愿军”
黄炎培是毛泽东在延安时交的诤友，两人曾多次切磋如何避免“历代兴亡周期率”的治国之道。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就任政务院副总理，凡遇大事，直言相陈，毛泽东也总是虚心纳谏。抗美援朝前夕，我国打算以“支援军”名义出兵朝鲜。毛泽东说：“民主人士阅历多，可多听听他们的意见。”黄炎培直言不讳道：“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打不好。我们叫‘支援军’是不是师出无名？‘支援军’那是派出去的，谁派出去的？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跟美国宣战？”
毛泽东听后很赞赏黄炎培的意见，就把“支援军”改为“志愿军”，表明是中国人民志愿帮助朝鲜人民的，这样就避免了名义上同美国宣战的嫌疑。黄炎培先生认为“支援军”这个名词不妥，是用概念辩析的方式来论证的。概念辩析可分为揭示外延和确定内涵两种方式（当然可以结合在一起用）。支援军的关键内涵在于“支援”，涉及到由谁派出去的问题，如果是中国派出去的，就意味着同美国宣战，因此，称“支援军”是不妥贴的。毛泽东也认为言之有理，便改用“志愿军”的名义，避免引起国际争端。
9.妙语曲说，辩论也有智慧
海灯法师纵论人民军队
成都军区武术总教练海灯法师偕高徒、成都军区武术教练范应莲访问美国。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美国记者问道：“法师和你的高徒担任成都军区武术总教练和教练，而成都军区担负着打越南的任务，这岂不犯了你们佛教的杀戒，坏了佛门的规矩？”海灯法师莞尔笑道：“朋友之言须作些修正，勿能称打越南，而谓之自卫还击，此其一；其二，我佛慈悲，善恶须分，惩恶扬善，佛门之义。越南当局忘恩负义，与邻反目，骚扰边境，杀害无辜，为中国一佛徒，岂能坐视？”一席话，赢得众人称许：有理，有理！
海灯法师言犹未尽，继续陈词：“中国兵士乃再现之罗汉，深受黎民百姓之信赖，老纳愿效绵薄之力，聊表寸心。”话音刚落，又一名美国记者问道：“法师说，中国军队值得信赖，有何根据？”
“敝人坐守佛门，天下之事了解很少，实属坎井之蛙。不过中国军人之德行，吾还有一点发言权。”法师环顾一下全场记者，谦虚地说道：“别的不说，仅就耳闻目睹之事作一简介。如上所述，惩治越寇，保卫山河，中国军人抛头洒血，在所不辞，吃尽苦头，也心甘情愿，此为一宗；1981年四川发大水，良田民房惨遭淹没，妇孺老幼，危在旦夕，正值存亡之秋，忽千军万马犹如天兵天将，迅即赶来救援，普度众生，此乃第二宗；为庶民生活更上一层楼，几千军人和民兵活跃在李白故乡四川江油青莲乡，修建水电站……”法师如数家珍，一气列举了23宗为国为民义举，然后闭目合十，喃喃细语：“功德无量，善哉，善哉！”记者们对法师的谈吐无不钦佩。海灯法师在美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答问，是对正义之举的赞歌。关于“犯杀戒、坏规矩”之说，海灯法师用正名的方式予以辩驳：不能坐视忘恩负义的越南当局骚扰边境，杀害无辜；称“打越南”则意味着侵略，“自卫还击”才能准确表述这场战争的性质。关于“中国军队值得信赖”的问题，海灯法师一气列举了23条人民军队为国为民义举，从而有力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可以说，直言说理口才艺术的发挥，摆事实，讲道理，是其精髓；析概念，多角度便会“锦上添花”，产生强大的逻辑征服力量。
采纳忠言，子贡巧言救卫侯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想在诸侯中称霸，于是约集诸侯会盟。诸侯中，数卫侯到得最晚，吴王便派兵包围了卫侯的住所，准备给他点颜色，以在诸侯中树立自己的威风。卫侯很害怕，派人找到孔子的高足子贡，请他帮助脱离险境。
子贡来见深得吴王信任、掌握朝中大权的太宰饵，对他说：“卫侯所以来得晚，肯定是就此行和众大臣商量，因为意见不一，有说该来的，有说不要来的，迟迟决定不下。劝卫侯来的，是心向吴国的同盟者；不同意卫侯来的，是吴国的仇敌。但卫侯终于采纳了吴国同盟者的意见，只是迟一点罢了。你如果把卫侯捉住，就等于害了同盟者而放纵了仇敌，这对于吴国的霸业可是不利的啊！”
太宰饵听后，感到确是这个道理，他赶紧奏请吴王，把包围卫侯的兵撤了，而且对卫侯十分客气。
10.隐去直意，曲话说明道理
“要从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1957年，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出席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
会议前，中苏领导人就“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提法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毛泽东不同意把“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写进会议宣言。
有一次，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共同进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