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有利于吸引和引导读者阅读。
一个风景区的门面对吸引游人至关重要，如果门面很美且独具特色，人们就乐意光顾；相反，门面一般化，甚而破烂不堪，人们就会游兴索然。文章的开头也是这样。精彩的开头之所以引人入胜，除了在于作者善于突出文章内容的要点或精华，还在于作者能充分考虑或是巧妙地适应读者的接受心理。
怎样开头？
文章的开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但不管怎样下笔，都要想到如何更好地表现文章的内容、怎样顺利地展开文章的主题，以一般议论性文章而言，常见的开头方式有以下几类：
开门见山。即首先提出文章的基本观点。如《改造我们的学习》，第一句就说：“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这其实是对全文中心论点最简明的概括。
指明论述范围和对象。如《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先从马克思逝世的情景写起，第二自然段又进一步说：“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样开头，读者便能领会到，这篇文章的评论对象是马克思，而且是从他对科学和革命的卓越贡献这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的。
交代写作背景或动机。如张之闻的短评《“下不为例”可以休矣》（见《人民日报》1980年10月3日），在开端部分介绍了国务院处理“渤海2号”翻沉事故在社会和人们心理上所造成的影响，这便交代了本文写作的背景。接着又说明写作本文的动机是为了“根除弊端，发扬正气”。
宕开笔墨，曲折人题。文章的开头从表面看与议论的中心离得较远，实际上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这种开头法在杂文写作中较为多见。如谢狱的《笑嘻嘻的卖放》（见《人民文学》1986年7月号）一文的中心内容是揭露某些执法者同罪犯内外勾结、胆大包天地给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违法行为，可开头却复述了《水浒传》第十七回《宋公明私放晁天王》的情节梗概；这样写虽然人题颇迂回，却使这二者形成了令人深思的对照，巧妙地加强了表现主题的力度。
记叙性文章的开头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说明背景和事由。如刘云山的通讯《夜宿车马店》（见《人民日报》）1981年12月12日）的主题是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的深刻变化，文章开头先概述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农业丰收、集镇兴旺以及记者为何来到该旗一个镇上的车马店等情况，为下文的具体叙述点明了特定的背景和缘由。
描绘场面。一些记事为主的文章常以某个具体的场面描写发其端，在扼要坤讲清事由的过程中先给读者摄下一个生动、形象的图景。如卢长林的小通讯《钱被风刮跑以后》（见《吉林日报》1980年2月3日）的开头：
1月20日，长春，北风刮得很猛，我骑着自行车，只顾低着头，往前紧蹬。临近和平大路口，把一个边走路边低头数钱的农民老大爷撞了个趔趄，他手中的一把人民币“哗啦”一声掉在地上。我慌忙下车，想赶紧把钱给老人拾起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散落在地上的钱已被呼呼的北风刮了起来，纷纷向四处飞扬。
介绍人物。这是写人为主的记叙文常用的开头方式。如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开始便介绍陈景润的籍贯、出生时间、家庭状况等。这种人物介绍有时还使用描写法，例如黄钢《亚洲大陆的新崛起》的开头着重描绘了人物在海轮甲板散步，“每一步的跨度总是零点八五米”的动作细节，接着再用一个独句段点明：“这位用准确尺寸走路的人，就是李四光。”这种写法不但形象地概括了人物的一般特点，而且含着性格刻画的成分，很能使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抒发感情或发表见解。孙绍基的《汉口锣》（载《随笔》1985年第一期）记叙了一段发生于1955年的带有传奇色彩的往事：我国汉口一位制锣师傅只用锤子敲一下便修好了当时来武汉演出的某外国乐团的一面据说是瑞典名产、实则汉口制造的铜锣。故事的结局是，乐团把这个锣店里所有的铜锣都买下来，则先前曾欲争购外国乐器的随该乐团学习的中国乐手们也纷纷来店预购本国制造的“汉口锣”。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常有这种情况：一件事，在发生的当时，曾使你十分激动，日久年深便会淡漠，以致完全忘怀。可是，不知过了多少年，因为个别事情，或者是一种什么想法，竟又重新忆起，就是那细枝末节，也恍如眼前。这或许就是常说的那个“唤醒记忆”吧。
“汉口锣”就是被唤醒的30年前的记忆。
这开头的议论看似平常，却含蓄地诱发读者联系实际，更深刻地领会文章的含义。
（2）文章的结尾
结尾，它和开头是同等重要的；一个好的结尾，可保证文章整个结构的完美。
办事最忌虎头蛇尾，为文亦是如此。不了了之，草草收束；开头劲头十足，结尾松懈无力；这样的结构不能不令人产生缺憾之感。而一个生动、有力、余味无穷的结尾，却会使通篇增色，文章得到充足的表达。
好的结尾有这样的作用：
①绾结全文作为收束部分的结尾，其作用就在于把文章的写作在适当的地方收住，照古人的比喻来说就是“如截奔马”。所谓“绾结”，或者指归拢全篇的思想，或者指升华作者的感情，总之，要用各种办法将文章的内容加以浓缩提炼，以造成一个简明而清晰的概念或印象。
②令人回味。叶圣陶说：“结尾是文章完了的地方，但结尾最忌的却是真个完了。”（《叶圣陶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109页）这就是说，结尾的作用又不单是作者替读者总结全文，而且是要调动读者自己的思维力和想像力，共同挖掘文章的宗旨、意趣。古人所说的“言尽而意不尽”正是指的结尾的这种功效。
怎样结尾呢？
结尾当然也没有固定的模式，主要是既要能顺乎文意的自然，又要能强化文章的韵味和力量。这里只把常见的议论性文章和记叙性文章的结尾方式作一个简略的介绍。
议论性文章的结尾方式主要有：
重申或归结论点。有的文章的中心论点在开端部分已经提出，经过论证之后，为了加深印象，在结尾部分又加以重申。如《反对自由主义》就是对开头提出的中心论点的更简练的概括，同时又有重要的补充：“……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可见论点的重申不是简单重复，而是一种深化或升华。归结论点，是指开头只指出了问题，并未明确揭示论点，而到了结尾时才水到渠成地得出全篇总的结论。
提出希望和发出号召。有些议论文是边分析边作结论，作者对于读者的期望，只能在自己的见解已经表述充分的基础上提出。如鲁迅的杂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以驳论为主，针对芸生诗所表现出来的“无聊的攻击”、“辱骂”和“恐吓”等不正确的作法，逐一进行批评，然后从正面提出注重论争的主张，在结尾处则言简意赅地提出希望：“总之，我是极希望此后，《文学月报》上不再有那样的作品的。”再如《共产党宣言》，内容极为丰富深刻，结构宏大，结尾很难将所有内容归结为明确的中心论点，所以只能将宣言的最主要的精神加以概括，并进而发出鼓舞人心的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结尾的希望和号召要根据写作目的和作者感情发展的需要，贵乎自然和新颖。如果是空喊口号或搞成套话，反而会使结尾显得空泛。
形象化的结尾。这是一种含有描写成分的结尾方式，其特点是含蓄而又颇具感染力。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结尾处在阐释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这一提法时，这样写道：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在抽象说理之后，忽作这样生动贴切的比喻，既形象地通俗地传达了文意，又使结尾文采飞扬，留给读者以不尽的联想，真是美不胜收。
还有的议论性文章没有单独的结尾，述论之后便戛然而止。这种结尾方式，简洁干脆，自然老练，毫无累赘拖带之弊。例如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通篇表达了作者对章太炎革命精神的肯定和崇敬，以及对他后来“既离民众，渐人颓唐”，粹然以“儒宗”自居的改变的遗憾。文章最后一段叙太炎先生如何自藏其锋芒，在亲自手定《章氏丛书》及其《续篇》时将先前写的富有斗争性的诗文大部刊落的事实，末了则慨叹说：“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时此际，恐怕也未必能为所望罢，呜呼！”遂结束全文。这番话显然是从最后一段内容中生发而来，但与全文的主旨完全吻合、相通，所以虽得截断，却不致使人感到突兀。
记叙性文章，不管是写人和记事的，大体都以过程的发展为线索，或表现为一线到底，或表现为几线相继及交叉，因内容各异其发展的结局也千变万化，文章结尾的方式也就很难归纳。一般说来，主要有以下两种：
事完而文止。结尾是所记过程的自然了结，这是最朴素的一种方式。茹志鹃的《百合花》中，以新媳妇把自家的被子盖到牺牲的小战士身上作结，都德的《最后一课》中，从“我”上学写起，到韩麦尔先生宣布下课结束，都是这一类。
以抒情或议论结尾。这种结尾更具主观色彩，如《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在讲述完三个事例后，与开首的议论、抒情相呼应，进一步抒发了作者对志愿军战士的挚爱之情，并将作者的感情激发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结尾以整整一节文字，对人物进行总结，充满了哲理性的议论，最末的话是：
……他生下来的时候，并没有玫瑰花。他反而取得了成绩。而现在呢？应有所警惕了呢，当美丽的玫瑰花朵微笑时。
文笔很含蓄，很美，发人深省。这样的结尾，应该是作者思想认识的合理升华和感情的真实流露；矫揉造作的抒情、故作高深的议论，只能损害文章结构的完美和破坏读者的阅读情绪。
7.记叙型的结构
这是一种具体因果型。其特点是以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时空序列安排、设置总体结构。事物间的内在因素联系，是在以时空为线索的具体叙述中体现出来的。
记叙型又可分为时空正常式与时空异常式两种。
（1）时空正常式
时空正常式的基本要求是按照事物发展的自然时空序列展开叙述。一个过程总是包括开始、发展、转折、结束等几个阶段，写文章时大体循着这几个阶段的顺序来写，就形成了正常的时空序列结构。时空正常式结构的优点是叙述线索清晰、连贯，适应传统的阅读习惯；缺点是较少变化，如所记内容故事性不强或作者不善于使用灵活的笔法，则易生沉闷之感。作为一种传统的结构方式，时空正常式是具体因果型的常体。前面提到的《藤野先生》、《哥德巴赫猜想》等，其结构均属于这种方式。
采用此种结构方式并非一概要求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一个阶段连一个阶段地平铺直叙，而是常常要通过穿插、倒叙等结构手段，使整个叙述在不同程度上显出变化来。夏衍的《包身工》很能说明这一点。这篇文章的结构，从时间行进看，是从清晨到夜晚；从空间位移看，是从工房到厂房再回到工房；时空序列的大框架是正常的。但是，作者的意图主要不在表现包身工这一天中所受到的待遇，而是要通过这一天的情况概括旧中国包身工制度的惨无人道及其产生的根源，所以在记叙中穿插了许多调查得来的事实、例证，还有作者的分析、联想、抒情等。这样的结构显然比平铺直叙的时空正常式结构复杂得多，其容量也成倍地增大，显示了作者高超的布局技巧和驾驭材料的能力。
有的文章在局部结构中出现了时空倒置，女口《祝福》开始是写林林嫂的乞讨和饿死，但其主干仍是按时空正常序列来展开事件或人物命运的演变过程，这样的结构仍属于时空正常式。
还有的记叙性文章设置若干小标题，分别围绕一个中心来叙述。有人认为这是按问题结构文章，其实这还是时空正常式。例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开头展现一个兰考受灾的镜头，之后则分八个部分（其中七个部分以焦裕禄的话为小标题），以典型的材料（按自然时序展开的人物行动）分别表现焦裕禄的各种优秀品质及作风，而且各部分又为他领导兰考人民战胜自然灾害的全过程的发展线索所贯穿。这种结构体现的是事物的具体可见的因果联系，而不是抽象的概念联系。在报告文学中，这种结构方式是比较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