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回到机会成本和沉没成本的话题。我们假装我们十分了解我们已经付出的努力的价值，同时假装我们很了解未来的各种可能，就像很多人尝试做的那样，我们列举这些可能性的各种优劣点并进行对比。可是直到最后我们还是会像刚开始一样困惑，甚至变得更加困惑。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做到不要“一叶障目”，然后却义无反顾地一头扎入了“泰山”的茫茫森林。
大多数时候，我们急于离开“现在”的处境，不是因为我们要去的“未来”有多么好，而是我们只是急于离开“这里”，所以我们往往假想“那里”是多么地令人向往。然而殊不知生活就是钱锺书笔下的“围城”，你想去的地方，恰好就是别人想要拼命逃离的地方——住在上海的人时刻想念着三亚的阳光沙滩，却发现上海街头的人变得越来越多。
生活不在别处，就像无法将今天的生活代入经济学公式一样，我们更加无法量化未来的每一种可能。因为未来有无限可能，但是很可能因为今天我们尝试的不够深入而让未来丧失很多可能。别处看起来很美，可是也许是距离产生的美。
之所以这样说，我并不想说选择有那么可怕，我只是想说，大多数试图工具化地看待生活的努力都是自不量力。
后会无期
两年多以前，我曾经作为一位旁观者，目睹了一位老人去世之前的痛苦时光。其实这个“痛苦”是之于我们这些旁观者而言的，对于老人而言，他的状态正确的描述是“dying”。“dying”这个单词似乎无法找到恰当的中文词汇来翻译，在我们的字典里有大量的词句可以描绘“died”或者别的什么，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词语能够充分地反映出“dying”这个词语后面隐藏的绝望。反正总之这位老人正在慢慢死去，所有的人都知道，只有老人不知道。也许在他偶尔清醒的时候能够感觉到，然而这种时候实在是太少了，一天里等不来两三回，有些天甚至一次也没有。
我们对此感到无能为力，只能或坐或站，看到刚刚喂进他嘴巴里的玉米糊糊沿着他的嘴角又流出来。他的胡子已经花白了，他原来是一个十分注重容貌的人，当然我说的是他以前清醒的时候，然而现在，他对此已经毫无知觉。尽管他毫无知觉，可是他的胡子还在继续生长，这就说明，他体内的生命力还是存在的。虽然这股生命力微乎其微，微弱到只够支持他的胡子稀稀落落地生长，然而却让人无法忽视——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位老人还活着。
老人还活着却毫无知觉这件事让大家痛苦不堪。感觉痛苦不堪的人里面有这位老人的儿子儿媳、曾经在困难的时期承蒙他关照的侄子侄媳、从懂事开始就由他陪伴和教养的孙辈们，那些感觉不到空气中这股痛苦气息的人是他的曾孙辈，他们此时显然还很年幼，他们甚至把毫无知觉的老人当成好玩的道具，围着他相互追赶跑了一圈又一圈。孝顺的儿子儿媳坚持不懈地给老人喂食，喂进去，然后又一点儿不落地流出来。这样的重复动作往往又加重了其他人的痛苦感，这种痛苦令人压抑，无处宣泄。所有的人都知道，解除这种痛苦和焦灼的办法是老人从“dying”变成“died”。而且这几乎是一个可以预见的即将发生的事情，就连老人自己也不否认，当然，如果他清醒的话。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这个结果，都在期待着一位老人迅速、毫无痛苦地死去。
中国大妈的广场舞已经跳到巴黎卢浮宫前的广场上去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每座城市的每一个广场都会被大妈们占领。每天傍晚，她们就会神出鬼没地从各个角落里冒出来，站成恐怖的方阵，跳起只有她们自己才懂的节奏舞。在傍晚七点钟，如果你从某个城市的上空俯视下去，每一个灯火通明的地方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方阵。
这件事情真的让人有些着迷，我很想知道站在那样的队列中会是什么感觉。从超市出来，我抱着几罐啤酒近距离地观察这些大妈们——我似乎还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观察一群大妈。她们脸色平静，肢体动作恰到好处，如果不是队列前面录音机播放的音乐太吵的话，这个队列显得十分从容，用“闲庭信步”来形容也不为过。大妈们跟着节奏，整齐划一地踢腿、击掌、扭腰。我蹲在一旁幻想，这些大妈们半个小时前也许还在搓洗家人的衣服，或者刚刚给孙儿换过尿布，有些人大概刚刚和老伴怄过气，还有一些人碗筷刚刚洗了一半就跑出来了。
我如此着迷，以至于经常能看到大妈广场舞方阵集结和解散的全过程。开始往往是三五个核心分子准时出现，旁若无人地摆放好设备——其实就是一台录音机而已——然后就开始，毫无铺垫。七点一到，大妈们悄无声息地从四面八方加入进来，仿佛事先排练过一样，秩序分明，跟着音乐整齐划一地舞动着身体。在整整一个小时里面，她们相互之间从不交谈，专心致志。她们无师自通，不管是《最炫民族风》还是《看我七十二变》，抑或是别的什么音乐，都能根据节奏准确地做出动作。她们热情洋溢，孔武有力。这样的过程通常持续一个小时左右，八点钟一到，音乐正好停了，大妈们像她们来的时候那样，迅速消失在四面八方的黑暗之中。我想她们大概又重新回到了洗衣机旁继续洗没有洗完的衣服，或者迅速投入到和老伴的持续抗战当中。
广场舞的大妈们如今已经遭到广泛质疑。她们被要求调低音乐音量，在高考期间甚至被要求停止活动，更有甚者，报纸说某地的大妈们只能躲进废弃的渠道里载歌载舞。尽管有新闻说某地的大妈们已经放弃广场舞，开始万人暴走，但我相信那只是媒体的一厢情愿而已，真正在大妈们眼里只会有纯粹的广场舞，因为只有广场舞才能满足大妈们每天一个小时的“非暴力不合作”精神。
面对孙儿的啼哭、儿媳的暗战和老伴的抱怨，大妈们唯有用这种集体的有意识运动才能对抗各种对她们的集体无意识。
其实我说的这两件事情之间毫无关联。如果你非得在两者之间形成某种联想的话，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去阻止你这样做。让我说回那位老人的事情。就在我们痛苦不堪之后的一个月的某个清晨，我接到电话说老人已经去世了。似乎所有的人都得到了解脱，我们赶到的时候老人已经变成骨灰被安放在灵堂的正中央。老人终于恢复了慈祥的样子，从骨灰盒后面的相框里慈眉善目地凝视着恸哭的子孙们。亲属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济济一堂，唱灵人几乎搞不清他们的名字，只能用他们所在的地方和姓来代替。
出殡那天，我穿着孝服跟在送葬的人群里面。突起的大风吹得纸钱漫天飞舞，我们低着头，跟着哭声的方向慢慢朝前走。在那一刻，我无比真实地感到，老人真的离我们而去了，他不再“dying”，终于变成了让大家解脱的“died”状态。他的骨灰马上就要被安放在黄土之下，灵魂终将安息。而从黄土合拢的那一刻起，我们开始意识到和老人已经后会无期，所有活着的人眼神变得迷离和无所适从——我们终于跌进了无尽的思念的深渊。
我爱刘三姐
我六十岁的父母亲喜欢看戏曲，京剧、评剧、黄梅戏，打开电视，碰到什么剧看什么剧。听得懂的跟着哼，听不懂的也跟着看。我问他们看出点什么，他们就会很清晰地告诉我说，某某角色是好人，又某某角色是坏人等。我问他们的依据是什么，他们说看化装和神态就可以了，贼眉鼠眼的肯定不是好人。比如那几部样板戏，每个角色的属性十分分明，哪一个是好人，哪一个是坏人，一上眼就分辨得很清楚。
老人很喜欢这几部戏，虽然电视上这几年播得很少，但是他们能背得出几乎所有台词。李铁梅、杨子荣、刁德一，每一个角色老父亲都能扮得很出色，每一个精巧的桥段老母亲都能提前预告。他们经常很自豪地告诉我，他们当年看过的每一部戏剧和电影都是经典，比如《一江春水向东流》，比如《地道战》，当年都是露天电影，他们四处出击，看了一遍又一遍。对此我心服口服，任何一部作品，如果经得起上亿次观看和评论，你很难否定它的历史地位。这就像某部电影，虽然我心里多么地讨厌它，可是成千上万的人跑去看，我就不能随便骂它，不然一不小心就被人骂回来说是脑残。
作品的背后就是价值观，有好的价值观有坏的价值观，但是没有对或者错的价值观。老人们喜欢看样板戏，喜欢看《地道战》，因为他们认为这传递了好的价值观。我从来不会对他们拥有的这种价值观产生任何优越感，因为我所处的年代和他们不同，年代不同，那么价值观就带着点历史背景的，我们两代人所处的历史背景如此不同，我如何能够轻易对他们的价值观做出批评呢？不仅如此，我简直还会纵容他们的价值观，纵容的形式就是陪他们一起看这些样板戏、电影，其中，我们最喜欢一起看的是《刘三姐》。
总体来说，《刘三姐》这部戏真是一部不错的经典电影，画面也好，唱段也好，就连演员现在看起来也算得上很漂亮。这是我的观点的一部分，也是能够和我父母和谐交流的一部分。那么不和谐的部分呢？简直太多了！但是我脾气比较好，每次看到不和谐的部分就不作声，任由他们笑得前仰后合绝不发言，所以我们一起观影的体验大体还是很和谐的。
老人家最喜欢的一段是刘三姐和秀才在船上对歌的那个部分。地主老财和秀才们的船一出现在画面上，我父母就开始笑；至于对歌开始，他们更是笑得前仰后合；待到秀才们词穷跳河，两位老人家简直要兴奋地站起来了，仿佛是他们和刘三姐一起击败了地主老财。这个时候就是我最沉默的时候，按照古今对照来说，我一本大学毕业，差不多也算是个秀才（明清时县试合格就算是了），我十分纳闷儿他们笑得竟然如此不顾我的感受。后来我终于想通了，老人家瞧不起读书人并不代表瞧不起他们的儿子，他们只是瞧不起他们那个时代的假想敌。这个假想敌分明就是《刘三姐》这部电影希望树立的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刘三姐》真是成功了。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面说，政治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二为人事。在中国而言，政治制度从来就是和人事混为一谈。因为政治权力往往来自于它背后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就意味着必然夹带私心。因此钱老先生又谈到制度与法术一节，将那些夹带私心的政治归结于法术。举例而言，在元代和清代的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为了维持蒙古人和满人自己的部落政权，当权者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排汉的政策。比如针对读书人的“胥吏”制度，将当时的汉族士人牢牢地控制在底层流动，所谓“绍兴师爷”就是这种法术的产物。读书人所能够争取的大好前程被牢牢地锁定在“吏”这个层面。
我这样说，看起来有点扯远了。制度也好，法术也好，从我们老百姓的感受来说通常是一样的，因为它都会以某种价值观的形式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但是还好我们有思考力，虽然没有办法判定对与错，不经意间还是能够看穿价值观的好坏的。夹带不好的价值观的法术经过时代的洗礼，自然清浊分明。这就不难理解我父母眼中泾渭分明的角色，用我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实复杂得多。因为我今天拥有的价值观不再是单一的，单一的法术对于我而言暂时失效了。
所以，多元的价值观让我不仅能够容忍不承载法术的《小时代》，也能够容忍价值观单一的《刘三姐》。我和它们和谐相处，或者擦肩而过相视一笑。细细想来，这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说岳
杭州栖霞岭南麓有岳庙，也称作武穆忠烈祠。岳飞遇害之时，杭州城凄风苦雨，如今则是人间天堂，游人往来如织。岳庙所在的地方，离西湖大约有几百米，视线被遮挡，因此岳庙里的游人远远没有西湖边上多。大多数普通人总是看个稀奇，来岳庙的人许多是冲着秦桧夫妇的跪像来的。岳飞像在庙中高高在上，秦桧的跪像则日复一日地接受着唾弃，岳飞墓上的楹联说“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则为这二位历史人物盖棺定论。
岳飞被赐死的时候，时年三十九岁。和大多数传说和戏剧里的情节不同，岳飞和部将岳云、张宪并非死于所谓的“风波亭”，实际上，对于他们的处理经过了完整的法理程序，因此是死在了当时的最高法律机构大理寺的狱中。史载，同样为抗金名将的韩世忠在听说岳飞及岳云、张宪被收监之后曾登秦桧门庭质问，“莫须有”这一罪名就是这次会见时流传出来的，这也成为岳飞作为悲情英雄在历史舞台上谢幕前达到高潮的一个片段。
对于岳飞进行的历史辩论，主要集中在他是否是“民族英雄”这件事情上。地理知识丰富的人说，穷其一生，岳飞所抗拒的对象“金”，其主要的活动范围是现如今中国地图上的东北和华北；岳飞抗金几次重要战役也大都发生在如今的河北省境内。因此，从如今民族大团结的角度上讲，岳飞身上“民族英雄”的光芒将会大打折扣。这样的论断，分析得头头是道，很难让人质疑其断章取义。然而究其根本，是研究历史所采用方法的谬误，这一谬误就是“以今推古”。岳飞毫无疑问，就是民族英雄。北宋是中原文化统领下的唯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也是岳飞唯一为之奋斗的国家。在国家使命的驱使下，在“靖康之耻”的大背景下，岳飞率军多次北伐，试图收复失地，真可谓壮怀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