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大概觉得有些无聊，于是起身去拿拖把，看样子是打算把房间的地清扫一下。这是他每天早上都要做的事情之一。当他拿着拖把经过电视机前面的时候，英格兰队正在进攻，我有些着急，伸长了脖子眼睛跟着球看。父亲低头在拖地，没有注意到这一切，等他挪开的时候，英格兰队的前锋已经在和鲁尼击掌庆贺了。电视机上主持人亢奋的评论和球场观众沸腾的欢呼声让父亲好奇地回过头去看电视上正发生什么。
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起来给茶杯续水。父亲这时候已经拖好地又坐了下来继续喝茶，他看到电视上正在放广告，忽然记起来昨天的报纸忘了拿，于是跑出去从信箱取了报纸回来。我坐在沙发上看手机微信，朋友圈里很多朋友也在看球，纷纷在群里评球。这些朋友大部分很久没见了，一到世界杯突然冒了出来。以前父亲拿报纸回来，如果我在家，总要问我看不看。今天取完报纸回来，看到我的神态就知道我正在和朋友们微信聊天，于是也就没有问，兀自坐下来戴上眼镜看起报纸来。
父亲看报纸一向看得很细，连边边角角的小广告都要看，但很奇怪的是，当我们有时候问他报纸上有什么新闻的时候，他总是答不上来。每当这个时候，不识字的母亲总是要责怪他，说他浪费时间不知道在看些什么。对此我也不太能理解，一份《东方早报》，父亲从早上开始看，断断续续要看一整天。但是每天晚饭的时候，我们聊起某个新闻的时候，他总是好像刚刚听说一样，就连头版头条登过的新闻也不例外。
下半场开球前，一位朋友和我赌，说巴洛特利今天肯定会进球。这位朋友称巴洛特利为“巴神”，我有些不满，我心目中的“巴神”是巴蒂斯图塔，无人可以撼动。后来我又一想，于是回了句，“如果他是‘巴神’，那就是神经病的‘神’”！刚发完这条消息，下半场开场才五分钟，巴洛特利就接到队友传球，小角度用头将球攻入英格兰队球门！这也太神了，我喊一声“哇靠”就站了起来。
父亲吃了一惊，抬起头来看我，视线穿过老花眼镜的上方带着疑问和不解看我。这次他连电视屏幕都不用看就知道又有人进球了。只是我在旁边一惊一乍地搞得他有些凌乱，报纸也看得没有往日那么安心了。
接下来的比赛完全进入了意大利队防守反击的节奏，英格兰队就像是初夜的小男孩一样，拼命使劲但是搞不清楚方向。英格兰队在禁区前边获得了两次很好的任意球机会，我习惯性地有所期待，结果看到拜恩斯和杰拉德相继把球射偏，这才意识到贝克汉姆已经不在场上了，这次他连巴西都没去。从看球以来贝克汉姆一直是我的偶像，偶像的老去不禁让我有些唏嘘。
父亲在一旁安安静静地看着报纸，有一口没一口地嘬着杯中的茶。我的手机世界里波澜壮阔，朋友中不少英格兰队的球迷一边讨伐鲁尼的不在状态，一边在无限怀念贝克汉姆的任意球。当鲁尼不争气地将一个角球发成高射炮之后，微信群里的愤怒达到了高潮，有人已经叫他“鲁猪”了。父亲偶尔会抬头看我一眼，他的眼神表示，对我能够兼顾着看电视和手机两个屏幕有些不解。但他也终于没有问，我也终于没有说些什么。
所以，比赛在沉闷中结束，直到母亲喊我们吃早餐，我和父亲才放下手机和报纸，一前一后地走向餐桌坐在了一起。今天是父亲节，可是直到早饭吃完，微信上铺天盖地全是朋友们向他们父亲祝福的信息，我还没找到合适的机会祝父亲节日快乐。
伪球迷
前天凌晨和朋友一起看球，我们决定赌一下阿根廷队对尼日利亚队的比赛结果。巴西世界杯开赛以来，很多场比赛的结果都有些令人匪夷所思，我们决定碰碰运气。一个朋友猜了平局，另外一个朋友则赌了大比分的4∶2，我也认为是大比分，但是他的4∶2在先，我就赌了3∶2。比赛一直按着大比分的节奏进行，两支队伍都放开了踢，节奏非常快场面很漂亮。中场休息的时候比分已经变成了2∶1，看起来我们三个人都还有机会。下半场一开始尼日利亚队就进球了，猜平分的朋友立马兴奋了起来，可是他还没有高兴多久梅西就再次打入一球。梅西进球之后不久主教练就把他换了下来，猜4∶2的朋友有些失望，对这次换人有些不认同，可是比赛就是这样，我们作壁上观只能干着急。比赛以3∶2结束，我比阿根廷队的队员还要兴奋，大肆庆祝这次口头赌局的胜利。
其实，我也只是一个伪球迷而已。从1995年读高一的时候算起，我看了将近二十年的足球比赛，却从来没有誓死力挺过哪一支球队。如果你问我喜欢哪支球队，我会说喜欢高峰时期的北京国安、小贝时期的曼联、维耶里时期的国米。冷门一点儿的，你想也想不到，我还喜欢西蒙尼时期的拉齐奥和宿茂臻时期的中国国家队。很显然，我对于一支球队的态度，大抵与当家球星相关，这是几乎所有的伪球迷都有的通病。如果说伪球迷之间还分个三六九等的话，我大概很少像那些花痴球迷喜欢时尚杂志封面上的小贝，我喜欢小贝以及他在曼联的时代，仅仅是因为他可以用漂亮精准的任意球解决这支球队的问题。这样想，是不是多少有些技术含量？试想一下，球队比分落后的时候恰好获得一个在大禁区前的任意球，你会想到谁？
这样说起来，我至少算是一个资深的伪球迷。但如果你要是问得更加深入一点，这个“资深”恐怕要打上问号。我是1999年才真正认识曼联队的，那年暑假曼联队来上海和申花踢友谊赛，我现在连谁参加这场比赛都已经忘记了，除了终场2∶0的比分以及曼联队队员胸前印有“sharp”字样的球衣。确切地说，是从这场比赛之后我才真正通过视觉来欣赏足球的。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室友有上海本地人，他们从家里带来了一台小电视机，屏幕还是黑白的。这样一台电视机在电脑还在纠结X86的时期几乎就代表着娱乐的最高境界。平时我们用它来看新闻，看中央六台每天深夜放映的电影，周末的时候，我们就用它来看甲A的足球比赛。当然，和上海同学一起看球是要冒一些风险的，他们大多是申花队的死忠，因此我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批评球风软弱的队员们。如果恰好碰到申花队输球了，我们大都选择闭口不谈这场比赛，憋着笑意装作若无其事地踱出宿舍。
申花队历史上的奇耻大辱是输给北京国安的那场1∶9。那是在1997年的甲A比赛中发生的，当时我就像平时的比赛日一样，坐在高中校园操场边的水泥看台上一个人听收音机中转播的这场比赛。那时候上海申花队对于我来说不过是一个前来客场挑战国安的球队，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未来会和上海这座城市有什么关系。北京国安的主场的恐怖气氛在收音机上展露无遗，尽管主持人刻意保持彬彬有礼的风度，可是震耳欲聋的“牛×”、“傻×”的叫喊声还是回荡在空荡荡的操场上，你几乎根据某种“×”就能判断出当时场面上国安队所处的处境。那时候的先农坛体育场真是所有甲A球队的噩梦。
是的，我的最初看球生涯就是“听”球。这大概是高中时代难得几件乐事之一，一边做着习题，一边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激烈的声浪。主持人很敬业，把场上发生的几乎所有细节都播报出来，声音随着比赛的起伏时而热烈时而低沉。星期天的傍晚，一位北京本地同学总是如期从家中回到学校宿舍，我们立马围上去瓜分了他手中的《足球》报，然后围坐在一起，像一群老牛一样反刍着头天进行的比赛。可以说，当时所有的球星的面孔我都是通过报纸而不是电视认识的。我们这位北京同学兼室友不仅仅看球，他还很会踢球，踢的位置是前锋，偶像是杨晨，只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那个时候瘦得就像个豆芽菜，在校队有比赛的时候只能苦哈哈地当替补。大概是受他的影响吧，我们也学会了踢球，那时候同学们都放学回家了，空荡荡的操场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我们几个住校的学生。1996年3月21日，中国国奥队十分狼狈地以0∶3输给韩国队被淘汰，其中一球从横梁上弹到守门员孙刚身上然后弹进了网窝，收音机旁的我们感觉沮丧极了窝囊极了。作为一名爱国的中学生，我们立马跑到商场去买了“回力”的足球钉鞋，立志有一天要踢出亚洲走向世界。
这样的梦想太过脆弱，在1997年9月13日的大连金州，中国队2∶4负于伊朗队，马达维基亚的远射血淋淋地把中国足球人的脆弱和狭隘击得粉碎。差不多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队除了恐韩还开始染上了恐西亚的毛病。恐日则是以2000年亚洲杯半决赛2∶3负于日本作为分水岭。那场比赛我们是在大学的礼堂看的，中国队仗着“头球队”的优势让日本队吃尽了苦头，那场比赛除了日本队，还诞生了一个赢家，就是浴血奋战的杨晨。那时候他在德甲法兰克福闯出了名堂，阳光帅气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只不过他也无法拯救中国队，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队就没停止过传递负能量，直到有一天，我听说他们1∶5输给了泰国队，最要命的是，我发现自己听到这个消息时已经无动于衷了。
由于高考的关系，我并没有来得及看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关于罗纳尔多的诡异传闻只是从后来的新闻上听说的。我看世界杯是从2002年韩日世界杯开始的，那真是一个幸福的时期，我们的兴致丝毫没有因为中国队尽吞九弹而减弱。相反，由于那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届世界杯，我们像过节一样高兴，而且临近毕业，没有了学业的负担，我们的看球生活显得十分轻松愉快。这样的轻松愉快如今再也没有了，工作之后的两届世界杯（2006年德国、2010年南非）在我的生活中只是浮光掠影的一瞥。
如今我的足球生活，只存在于周末电视换台间隙的英超比赛里。巴西世界杯到来的时候，我发现已经没有多少熟悉的面孔了，布冯像一个冷笑话一样杵在球门前面，看着一个如同外星人一样奇怪的巴洛特利在前边左冲右突。对于所有的比赛的比分，我几乎都能接受，即使是开场的时候我还能兴致勃勃地和朋友竞猜比分，可是比赛一结束，我拍拍身上的瓜子皮，闷一口淡如水的啤酒，就能如同这场比赛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挺着日益发福的肚子回房洗洗睡了。这真是一个标准的伪球迷的生活和态度。
我对足球的喜爱已经在2005年那个夜晚之后消失得一干二净。那天晚上，我在宾馆房间看着英超比赛，可是突然就不可遏制地沉沉睡去了。当我醒来的时候，电视还在开着，比赛已经结束，屏幕上一位主持人正在唾沫横飞地播报新闻。如果是往日我一定好奇地去查看比分，可是那天我对此一点儿兴趣也没有。我想，足球终于成了我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一部分。
工具化生活就是自不量力
经济学上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机会成本，一个是沉没成本。前者讲的是你可能获得的，后者指的是你已经失去的。经济学家用了非常精确的模型和数据分析，试图告诉我们，当你面临抉择的时候该如何思考。
我时常会想，尤其是在面临困惑而前途未卜的时候，要是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数据代入经济学公式，那该多好。那样的话，我就不用这么纠结了。作为一个理工科毕业的人，我当然不会幼稚到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经济学公式可以准确地预测未来。实际上，非常悲观地说，我们所学到的大部分——其实几乎是全部——的公式只能准确地重复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对于将来，经济学家其实和我们一样束手无策。
我这样说实在显得太过悲观了一些。那么好吧，我们假定这个世界上即将发生的事情在今天是有迹可循的，比如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比如石油枯竭能源战争，可是这些和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大概率发生的事情往往离我们很远，只需要几个并不聪明的政治家就能准确地预测和应对。
生活之所以难以预测，就在于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具体衡量的标准，因此我们无法将它数据化，从而代入那些金光灿灿的经济学公式。
如果是一支钢笔，我们根据它的品牌和做工，就能大体预见到它的价格，大概值多少钱。但即使是一支钢笔，如果它恰好是你的女朋友送的，那么它就被赋予了生活的意义，这个意义如此特别，让你心烦意乱，觉得别人给多少钱都不会卖给他。然而有一天，突然女朋友和你分手了，所有和她相关的物品顿时失去了颜色，你恨不得让它们立即消失才能眼不见心不烦，这支钢笔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累赘。
一支钢笔尚且如此，那么感情呢？那么工作呢？那么所有关于生活的一切呢？
意志坚定的男人都喜欢看《教父》，尤其是喜欢马龙白兰度那句有名的台词：给他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这句台词听起来如此之酷，而且我们视线所及成功人士大都擅长此道，因此不能不说这句话是成功学中一等一的至理名言。可是，就我有限的实践经验来说，“无法拒绝”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有什么是不可以拒绝的呢？我凭什么相信我找到的这个理由别人一定“无法拒绝”呢？
如果我能准确地知道对方的容忍值的话，我一定能找到一个压倒心理天平的那个砝码。可是我并没有戴着一副看透人心的眼镜，我的视网膜上也没有显示出“终结者”程序计算出来的结果，因此我只好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试探对方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