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认识这藤椅吗？”我拍拍藤椅，把她的目光吸引过来。“它变了，快要散架了。”
“买新的啊！”
“学校就要撤了，再凑合着坐几个月，就丢了。”
她也知道了，这小学校今年秋季就要关门了。过去是修建学校经费有问题，现在是招生成了问题。乡下孩子渐渐少了，一部分又跟着打工的父母去了外地读书，村上的学校开始合并，这所学校已经被打了一个“×”。她连问了两次钱老师，并不关心我下一步会去哪儿教书。她摘掉围巾，我就发现她身上的红色毛衣是黄青穿过的，尽管外面罩了一件白色羽绒服，但我还是从毛衣的领口上认出来了。我低头看一眼她的皮鞋，这样时髦的高跟皮鞋小镇上是买不到的，大概是黄青从海边寄回来的。黄青过去穿一双普通的平底皮鞋，显然只是来我这儿才穿。黄青在冬天不戴手套，农家媳妇成天戴着手套也是要惹闲话的。黄青的手能写出诗来，却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想必农活会让那手有一点粗糙。我看一眼韩雪梅戴着手套的手，她毕业半年了还没做过农活似的。我想我连黄青的手都没有摸一摸，却惹出了风言风语，真是窝囊透了。
一辆卡车爬上来，一辆小车跟在后面不停地按喇叭。韩雪梅探头向窗外看一看，说：“你用摩托送我到镇上去赶车吧。”
我怎么能骑着摩托出来，然后载着一个漂亮的大姑娘回去。我说：“老松树还在，车站还没有撤。”
“车站？”她撇撇嘴，“人生小站。”
她的话让我走了走神。我在藤椅上小心地转了转身子，接着说：“公路变样了，听说也要像城里一样设招呼站了，老松树是块老招牌，肯定不会废了。”
“再好，总不能搬进城里去。”
“乡下比原来好多了……”
“是啊！”她对着窗口晃着半截手指，“你看满山的新房子，如雨后春笋。”
我可不是在引导她写什么假大空的作文。我说：“这些房子，差不多都是打工挣回来的。”
“我看见这些贴了瓷砖的房子，总想哭一鼻子。”
我不知说什么好了。我突然想到了她的哥哥。
“城里人会要这样丑陋的碉堡吗？乡下人却像宝贝一样捡回来了。”
但是，在我父亲眼里，这样的砖房简直就是幸福生活的象征。这次回老家过年，父亲对刚刚建好的砖房非常满意，母亲过世以后还从没有见他那样笑过。砖房是我哥哥在外省打工挣回来的，看上去在村里数一数二。哥哥在除夕差不多放了一整夜礼花，就像庆祝一座宫殿落成。
韩雪梅突然问：“你教过的学生，有多少在外面打工？”
我想了想，说：“这可是个复杂的数学问题。”
她大概听出我话里有话，弯腰抓起火钳，但好像拿不定主意怎样对火炉下手。
“你这是回学校补习吧？”我问，“你这不是外出打工吧？”
她让火钳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说：“逃婚。”
铁壶里的水在翻滚，水汽绕到她身上，屋里好像起雾了。
“逃婚……”
我的嘴里也漏出这两个字。我今天跑出来，好像也是逃婚。
火钳渐渐不再叫了，韩雪梅的口气也渐渐平和了。她好像在讲别人的事。我当然认识想娶她的那个男人，这小学校的两个乒乓台还是那家伙捐砖砌的呢。他贫穷的时候老打老婆，老婆跟人跑了。他在村里开砖厂发了财，买了一辆小车，听说那小车里从来没离过女人。
“逃什么？”我说，“和谐社会，他还能把你抢了？”
“待在破山沟里，我能做什么？”
“你复读啊！”我说，“今年再考……”
“读了大学，又怎么样？”
我噎住了。我是小学教师，大学是我头顶上的天，她一句话就把我送人上天的梯子给抽掉了。
“再说，学费呢？”
她的父亲已经过世，她的母亲因为劳累过早地苍老了。我想问问她的哥哥，却开不了口。
“我哥哥命不好。”她好像猜到了我的心思，“我哥哥可怜啊！”
我鼓起勇气问：“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害了他自己，也害了我……”
哥哥出事，把她的成绩拉下来了。为了哥哥的赔偿问题，她甚至十几天不上课，一个人去了一趟那煤矿。
“我到煤矿第二天，正好遇到瓦斯爆炸，死了几十个人，根本没人理我。我还是中学生，就当过了一回寡妇似的……”
一块焦煤在火炉里炸了。
“我哥哥还算是幸运的，他要是还在那儿，说不定连半条命也捡不回来了……”
“老乡呢？没听说……”
“就那一趟，我的心伤透了，我知道了什么叫社会。”
我大概也被她算在了这个社会里面，但我并没有伤害她哥哥半点。我不再问死人的事，也不好问她为什么不和嫂子一起去那煤矿，而是用老师的口气说：“你还年轻，还没有真正踏上社会，不要以偏概全。”
她沉默了一会儿，问：“你还写诗吗？”
我不知道她这是在暗示我像诗人一样酸，还是在暗示她知道我和黄青的关系。我干脆说：“你嫂子黄青走后，我就不写诗了。”
“这和她有什么关系？”
“她是我的诗友。”我说，“没人和我谈诗了，写诗的兴趣渐渐就没了。”
空气里弥漫着二氧化碳，也弥漫着一丝丝紧张的气氛。
我索性拉开抽屉，把那本刊物拿出来。我说：“你看看她写的诗。”
她丢下火钳，却没有接过刊物。她说：“她现在大概还写诗呢。”
雪又下起来了。一片雪花落到护窗的钢条上，眨眼间就化掉了。
她接着说：“烂诗。”
我把刊物放回抽屉，脸色大概不好看了。我生自己的气，更生老婆的气。我真不该跑到这烂学校里来。我才是来这儿补课的，我在家里挨的骂不够，还得让我的学生给我补上。老婆这会儿最好跟踪过来，看看我约会女学生这一幕。
“我哥哥就要离婚了。”
我看了一眼桌子上的油灯。
“我哥哥失去生育能力了，他这辈子全毁了……”
我不知她为什么对我说这个。我不看她，半扇窗里的雪花直晃我的眼睛。
“我没考上大学，哥哥常常背着我哭。”
我沉下眼睛，还是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铁壶里的水大概快煮干了。
“哥哥不想离婚，他想供我继续读书。”
“你应该听哥哥的话。”我终于说，“你读小学时成绩就好，听说你进了中学更好，你不能把自己误了……”
“那女人也答应供我上完大学，但有一个前提，哥哥必须和她离婚。”
我一动也不动，藤椅好像就要让我出洋相了。
她突然站起来，一甩屁股出屋去了。
我差不多是从藤椅上跳起来的。我把铁壶从火炉上提下来，差点烫了手。那包和围巾还躺在床上，她大概上厕所去了。我打开另外半扇窗，终于缓过一口气来。这个小寡妇，好像是专程跑来气我的。她大概不会再在这儿坐下去了，但我还是想和她谈一谈。我并不想解释我和黄青很清白什么的。如果她听得进去，我会耐着性子告诉她，生活真不像数学题一样简单，很多事都不止一个答案。
一辆小车爬上山来，后面追着一辆小车，我就不知道哪辆车里是商人，哪辆车里是官。
韩雪梅很快就回来了。她就像是出去数了数雪花，换了换心情，脸上已经有了一点笑意。她踮起脚从木板上拿下一本诗歌刊物，然后低头看了一阵地图。她站在火炉旁翻开刊物烤了烤，说：“从今往后，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运气读诗呢。”
我不能老站着，就像要下逐客令似的。我重重地坐下去，藤椅立即就歪了。我板着脸问：“你究竟要到哪儿去？”
她抓起桌子上的红色圆珠笔，向地图走过去。她用我批改作业的笔在上面打了一个“√”，说：“这儿，就是我人生的第一站。”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正是黄青所在的海边小城。
她在床边坐下来，伸直双腿，皮鞋的高跟支在地上，鞋尖指着我。她说：“黄青在那儿。”
“你是为哥哥去的吧？”
她一边翻刊物一边说：“不，我是去投奔她！”
公路上一辆车也没有，雪越下越大了。
“我哥哥已经同意和她离婚。”
“你嫂子，她在那边干什么？”
“说是在厂里做工，谁知道。”
“她也不容易……”
“能挣钱就好。”
我是因为钱吵架才跑出来的，我可不想说钱。我说：“我知道，她是个正派女人……”
“你不必对我说什么。”她打断我，“但愿你们，那会儿，并不只是谈诗。”
“确实，我们只谈诗……”
“马老师，你可怜啊！”
她的口气就像说她的哥哥一样。屋里的温度突然升高了，我的脸热起来。
“你就是和她上了这床，也正常啊！”
“不许胡说！”我叫起来，“我发誓……”
她打断我：“我有什么权力干涉别人的自由。”
冷风从窗口吹进来，我的脸却越来越滚烫。我没有预料到她会说这些。她把打开的刊物放在大腿之间，把羽绒服的拉丝往上拉了拉，胸口那儿就绷得更紧了。我扭头看着火炉，我看到了自己心里腾起的火焰。
她摇晃着两条腿，刊物差点滑了下去。她说：“我也是成年人了。”
“你还小……”
“我还小吗？”她的嗓音有点嘶哑，像着了凉。“我要自己挣钱供养我哥哥，当然还有我妈。”
“你还是应该上大学……”
“读大学，还不是为了赚钱，迟赚钱不如早赚钱……”
这些年，我在村子里没少听到这样的话。我面对那些失学儿童的家长时有讲不完的大道理，但这会儿，面对从前的学生，我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村里的漂亮女子都快走光了，这个村子的眼睛就要瞎了。
“去了那儿，给我写封信。”我说。
她慢慢地翻着刊物，好像没听见我的话。
我接着说：“不要写错了地址，不要写错了这个村子的名字。”
她把刊物放到桌子上，说：“从今往后，我还不知道会不会用笔呢。”
我又从抽屉里拿出那本刊物，说：“这个，你带给黄青吧。”
她把刊物胡乱塞进包里，然后从包里掏出一面小镜子，一边照一边问：“不给她带一句话？”
我想了想，说：“生活里还是有诗意的。”
她笑起来，就像在笑学生腔什么的。她摇了摇头，却并不做什么纠正，只顾问：“你送给我什么呢？”
我刚说过的话其实就是送给她的，但我已经不好意思再说一遍了。
“我替你鸿雁传书，你怎么感谢我呀？”
我从身上拿出那五百元钱。我没想到我会拿出钱来，手突然有一点僵。钱让我过了一个窝心的春节，我大概要拿它来出一出气了。
韩雪梅斜了一眼我手上的钱，然后盯着我。
“买车票吧……”
她的手套有点笨，但亮出来的手指很灵巧，轻轻把一叠钱捋了过去。她就像事先知道我要给她钱似的，或者，她刚才那句话的意思就是向我要感谢费。她把钱叠起来，然后拉开羽绒服的拉丝，放进里面的衣袋。她说：“没想到，今天出门会遇到你。”
我想她说的是没想到今天出门会碰到好运气。她这次出远门，还没离开村子就挣到了第一笔钱，这是个好兆头。
“莫嫌少。”我说，“一个穷教书的……”
“别装了！”
我看了她一眼。她还拿着小镜子，对着小镜子修正了一下表情，然后把小镜子放回包里。她脸上的那点笑容大概是计算过的，连简单的算式也不需要。我突然有一点后悔，也有一点沮丧。我望了望窗外，乱雪中不见客车的影子。
“别对我哭穷。”她笑了一声，“我怕穷。”
白色羽绒服的拉丝没有拉上去，我看了一眼那饱满的红色毛衣。我发现她又在斜眼看我的手，好像我的手上还拿着钱似的。她看那砖厂老板没走眼，但是，她还没走出这个村子，我觉得她的眼睛已经往斜处看了。我低下头，看着她的手。
她交织着露出来的手指，说：“我这双手，最怕冻。”
我抬起头看地图，一眼就看到了海边。我说：“那边暖和，冬天大概和这边的秋天差不多。”
突然，她的一只手伸过来，抓住了我的手。我不敢让藤椅动一动，慢慢地，我的双手握住她的一只手，就像要在手套外面再加一层保护。我们谁也不说话，火炉呼呼地燃烧着。她也一动不动，好像在心算什么数学题，一时得不出答案。过了一会儿，她抽出手，摸了一把我的脸。我站起来，藤椅歪向一边，而我也差点没有站稳。
这时候，窗外传来车喇叭声。我们都扭过头，看见一辆客车正冒着大雪爬上山来。
她拽上那只包，几乎是逃跑掉的。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摸了摸我的女学生半只手摸过的脸，呆呆地站了一会儿。我听见了客车停下来的声音，没错，就在老松树下面。我还从来没听见过这么刺耳的刹车声。我望着地图上那个红色的“√”，望着一个唯一正确的地方。我没有听见客车开走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