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能骑着摩托出来，然后载着一个漂亮的大姑娘回去。我说：“老松树还在，车站还没有撤。”
“车站？”她撇撇嘴，“人生小站。”
夜里下了雪，天没亮就停了。我骑上摩托，从小镇到我任教的村上去，一路上没看到多少积雪。小学校下面那棵老松树，倒是大老远就望见它一头白雪。
离春季开学还有些日子，老实说，我是被老婆气出家门的。我的老婆是镇上的广播员，声音还算好听，但她骂我时的叫声就像雪天里的青蛙一样。我们在小镇上有两间房子，但我们还没有孩子。要是有孩子，我或许会带着孩子出门，雪再少，收拢来做一个雪娃娃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只有骑上摩托出出气。摩托会出气，突突突的。
我本来想让自己冷一冷就回去，却一口气跑到学校来了。结婚几年了，我骑着摩托在公路上来来去去，还从来没有在中途掉过头。刚才一辆客车走在前面，我一轰油门超过去，要给它带路似的。公路在去年夏天铺上了沥青，但我的摩托不能像客车一样，沿着这条阔气的公路一直开到城里去。到了老松树跟前，摩托冲上一道斜坡，在学校操场光溜溜的旗杆下面熄了火。
老松树在公路边上，我在那儿看见了韩雪梅，她在下面的小路上不停地挥舞着一条红色围巾。她不是在招呼我，而是在招呼我身后的客车。客车已经塞满了春节过后外出的人，对韩雪梅这样的漂亮姑娘也顾不上了。
天气不算太冷，我站在操场边上，望了望山顶，又望了望山下的深沟。客车已经翻过了垭口，但韩雪梅还没有走到老松树下面来，大概在躲我。老松树是这座山的风水树，当年把学校修在这山腰，据说就是冲着这一把遮风挡雨的巨伞。我从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到这里来教书的时候，在夜里经过老松树时会加快脚步，真怕它突然咳嗽一声。后来，它却给我壮胆了。老松树下有一块平地，卧着几个大石头，就像这山上的一个小公园，从沟里上来的小路又在树脚与公路会合，所以那儿白天总是有人，到了夜里那些人好像还在那儿，就是学校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不再害怕了。事实上，老松树是一个车站，山上和沟里的人都到这儿来搭车，老松树那长长的枝桠就像一直在招手，我每天都能在教室里听见客车的声音，停下来，不等学生认会一个生字，又开走了。
韩雪梅终于走到老松树下来了。她没有向我这边望一望，而是望着老松树上的雪，好像那是一群白色的鸟。我退到操场里，然后向我的小屋走去。小屋在校舍后面，进进出出都要通过一间教室。过了一个年，教室和小屋的门锁好像都有点生锈了。
小屋依然一股旧年的味儿。我打开窗，从小镇方向爬上来的公路差不多一半盘在窗里，却看不见老松树。雪要是还在下，这山腰里的房屋、树和石头上就不会只有那么一点白，窗下的麦地也不会只像盖上了一层霜。过了年，一切还是老样子，山依然朝小镇那边矮下去，公路依然从小镇那边爬上来。前几年，我还在写诗的时候，我眼里的公路是向下走的，因为客车会把诗的消息带到山下小镇上的邮政所。后来，这条公路在我眼里就只往上走了，在县城接上铁路，铁路继续往上走。一辆客车爬上来，我往往会停了备课或批改作业望一望窗外，有时候我真羡慕那些坐在车里的人，好像他们离开了就不会再回来了。
我不知道我来学校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要在这小屋里待多久。木柴和焦煤都是现成的，我把火炉生起来。过去每天只有一班客车，现在有三四班，但我知道下一班客车一时半会儿还来不了。韩雪梅是我教过的学生，她大概会到这小屋里来，我好像是专门来陪她等车的。我提上铁壶，向学校后面山坡上的水井走去。我灌了大半壶井水，我只看得见老松树的上半身。我向小镇那边望了望，老婆要是发现了我是揣着五百元钱出门的，说不定会一路追过来。我们一大早就是为钱吵架的。她一五一十计算出来了，我回家过年时给父亲拿了两百元钱，而不是她规定的一百元。
我提着铁壶回到小屋，迎客的炉火已经蹿起来，客人却没有来。韩雪梅大概并没有看见我。我把铁壶坐到火炉上，看见一辆货车爬上来。货车在老松树那儿显然没有停，但鸣了一声喇叭。
一会儿，水烧开了，我没有把开水灌进水瓶里去，我想让水汽赶一赶屋里的味儿。屋里没有电视，更没有音响什么的，这会儿，蒸汽冲撞铁壶盖儿的声音就是我的音乐。我扫了地，地有一点潮湿。土墙也有一点潮湿，贴在墙上的中国地图就像一年遭一次洪灾似的，有的河流好像已经改道了。地图上方是三角形木架支撑的一块木板，木板上码着一摞诗歌刊物。我拿了几本刊物放在办公桌上，就像在准备给我的学生韩雪梅上诗歌课。这些都是旧刊物，面上那一本落了厚厚一层灰，我抖了好一阵也没抖干净，不知怎么就把这本刊物在火炉上点燃了。我想起老婆平时讥笑我写诗的那些话，这就像是在给那些话烧纸。屋里弥漫着诗歌死亡的气息，把清香的煤烟气污染了。
这些刊物都是客车一本一本捎到邮政所的，但没有哪一本上有我的诗。我的诗不过是拆零的作文本上的一些钢笔字。韩雪梅的嫂子黄青有一首小诗发表在刊物上，那本刊物和我的诗一起躺在抽屉里。
村里恐怕有不少人看出来了，我和黄青之间有一点什么。老婆也一直怀疑我不想调回镇上的中心小学，一定是在村上有一个相好，她甚至半夜里来查过一次岗。她要是每天放了晚学就来，说不定哪一回就碰上黄青了。从前黄青来借书还书，都是放晚学了来，天黑了走，所以她总是带着小手电筒。我订了两种诗歌月刊，差前错后地从邮政所取回来，她差前错后地来借阅，每种刊物借一次还一次，一月下来就是四次，就是说她差不多每周来一次。黄青很年轻，也很迷人，她过门不久男人就外出打工了，就是说，一个花一样的小媳妇被孤单单丢在山沟里了，丢在黑夜里了。韩雪梅已经上初中，黄青是从小姑嘴里知道我这儿有诗的。我经常给学生读现代诗，我甚至给学生读我自己写的诗。黄青不喜欢农活而喜欢诗，这在乡下自然会招来非议，何况她那样从老松树下来来去去，在我的小屋进进出出，就连老实巴交的钱老师都话中有话了。黄青显然对我是有意的，老实说，我也喜欢她，但她是韩雪梅的嫂子，而韩雪梅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我也认识韩雪梅的哥哥韩雪松，一个好小伙子。黄青来了，并不是拿上刊物就走，我们总是坐下来说话。我和她谈诗，有时也谈点别的，但主要是谈诗，又像是在谈恋爱。一天晚上，她说她读高中时非常喜欢她的语文老师，她要不是被那老师分了心就考上大学了。我开了一个玩笑，说我教的是小学，不是高中。她小声说，我愿意做你的小学生。我假装不懂，赶紧把话题引到写诗上去，凑巧的是突然停电了。我摸不到火柴，她却不摁亮她的小手电筒。我并没有胡乱摸过去，刚划燃火柴点亮油灯，她就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她下次来的时候，新刊物也来了，她的那首诗就发表在那一期刊物上面。我拿到刊物后没注意，是她翻开指给我看的，难为情的样子就像撩开衣裳让我看她身上的一粒小痣。我当时被羞着了，又像被捉弄了。她从没有给我看过她写的诗，竟然抢在我前面不声不响发表了，而我还给她充老师呢。她仿佛做错了事，天没黑就走了，也没拿走那本刊物。那天夜里，我不停地读她那首只有十四行的诗，每个火辣辣的句子仿佛都是写给我的。第二天，我盼着她来拿那本刊物，却听到了她的男人韩雪松在外地受重伤的消息。过了一阵子，韩雪松回来了，是在老松树下面被人从车上抬下来的，那会儿刚好下课，学生全都拥到操场边上去看。我当时站在学生后面，钱老师对我摇摇头说红颜薄命啊。我什么也没看见，当然也没看见黄青。她的诗刚发表男人就断了一条腿瞎了一只眼，就像是让诗害的。我连她的手都没摸过，却像做了亏心事似的不好向人打听。不过还是知道了，韩雪松被老乡介绍到一个煤矿，没想到第一天去上工就一步踩虚掉进了一口深井。老板那几天不在矿上，老乡让韩雪松先偷偷干两天活等老板回来再说，就是说矿上对这起事故不负任何责任。那一阵子，我盼望着和黄青见一面，但我没有勇气让学生带口信叫她来一趟。很快地，黄青离开山沟，外出打工去了。是的，诗养活不了一个残废男人，也养活不了她自己。后来，我在邮政所里看到了她的稿费汇款单，可怜得像一个恶毒的玩笑。接下来，她在外面挣的钱一笔一笔寄回来了，我在邮政所里也看到过那汇款单。她在外省的一座小城，我在地图上仔细查找过，在海边。汇款单一张一张飞回来，但两年过去了，听说她只回来过一次。老松树下面的人经常拿她做话题，说什么的都有，都是很难听的，就连钱老师都相信了她在外面出卖肉体，直感叹红颜薄命啊。我知道，她就是回来了，她就是在老松树下面下车，她也不会走上一道斜坡来看看我。诗歌刊物上面再也没出现过她的名字。我也不再写诗了，也就不再订什么刊物了。
屋里的温度一直没升起来，我关上半扇窗。我把地上的纸灰扫掉，就像在销毁什么罪证。我听见客人来了，连忙走出小屋。
韩雪梅已经进了教室，红色围巾有点晃眼。这就是她读小学的教室。她把一只胀鼓鼓的人造革包放在后排的课桌上，叫了一声：“马老师。”
“你要出远门吗？”
“离开学还早啊！补课吗？”
她不回答我的问题，我也不回答她的问题。我听见摩托冲下山去的声音。
她又问：“下一班客车什么时候来？”
“没准。”我说，“客车开上来，里面屋里看得见，误不了。”
她站着，望着黑板上的数学题。她突然说：“多简单啊！”
一股冷风灌进我的脖子，我看一眼缺了一块玻璃的窗户，没有看黑板。这些年我一直给学生讲解着这样简单的题，我没有能耐让它们复杂起来。她今年高中毕业，也没有能耐考上大学。她好像并没有意识到说错话了，接着说：“生活，要是像数学题一样简单就好了。”
她这还是一副学生腔。我不知该给她的话打一个“√”，还是一个“×”。我说：“屋里有火呢。”
她低头看着后排的板凳，看样子想坐下来。
我转身回到小屋。炉火燃得很旺，我真不该把火生起来。我应该一直让摩托出气。我把两条胳膊架在火炉上空，望着窗外。韩雪梅知道，从这扇窗看得见客车。她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而我差不多还是一个小伙子，大概不应该邀请她进屋。她小学毕业后常来看我，后来不再来了，大概听到了我和她嫂子的什么传闻。
窗外好像有一片飘落的雪花，一晃不见了。雪大概又要下起来了。
韩雪梅还是进屋来了，拽着那只胀鼓鼓的包。她戴着毛线手套，不过手指都露一截在外面。我记得她读小学时就喜欢戴这种半截手套，她的手一到冬天就会冻得肿胀起来。我把藤椅挪到自己身边，叫她坐床。我知道怎样小心地坐着，破藤椅才不会立即散架。她把包丢到床上，然后用手指轻轻掸了掸床单上的灰尘。她读小学时进了这小屋总要为我做点什么，扫地，擦灰，把刊物码整齐。尽管她是班上最好看的女生，但我也没有想到她会出落成这样的好身材好模样。她在床边坐下来，望着窗外。窗外的砖房是一点一点变过来的，她却是一下子变过来的。
“床有点脏。”我说，“等开学了，再换洗。”
她的脸上有了一点红晕。她又不会上床睡觉。我也说错话了。
“喝水吗？”我问。
她摇摇头：“今天给我补什么？”
“什么？”
她瞟一眼办公桌上的刊物，说：“给我开小灶，补课啊！”
“我那点知识……”
我没有说下去，多简单啊什么的。她掉头看墙上的地图，还有那一摞刊物。她好像一直没有正眼看我。她的语气，她的表情，都不像是我教过的学生。我不知道她会说出什么来。
“什么也没变。”她说，“就那刊物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