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沪通信》第一号果然详写了，开头写从重庆到乐山，每夜船泊何地，在宜宾如何赶上初冬的最后一班上水小汽轮，到了距乐山二十里的观音场，又如何换乘四人拉纤的木船，都一无脱漏。我虽然病愈将近两个月，还只能躺在舱里，没有力气凭栏眺望，因而也没有可补充的；只记得泊纳溪的那一晚，听到说汉口失守。还有一件，父亲说各地都有柏油路，其实是三合土路，夯得非常结实，再用大鹅卵石使劲砑光，看起来很像柏油路，下雨天特滑。四川那时没有炼油工业，筑路不可能普遍使用柏油；而夯实砑光，人工最不值钱。
我们家到了乐山，先住的是商务成都分店嘉定分栈的余屋。这个分栈的主屋结构非常别致，其设计思想显然着重于防盗防火，因而猜想本来是一家大当铺的仓库。四四方方的一座用上好木材造的走马楼，上下两层的“口”字中间，架起个四面都是玻璃窗的亭子。紧贴走马楼四周，厚厚实实的砖墙高出屋脊。进出口只有两个，都是钉着铁片的双扇大门。一个在左墙，稍靠前，外边是临街的店堂，住着分栈主任黄幼卿先生和老刘师傅俩；另一个在后墙正中，开出门去是个有天井的小院落。乐山的木材便宜，所有的住房都有地板、天花板、护壁板。天井的左首是狭长的一统间，正好排下五张单人床，住祖母和我们四个孩子；对门一间较方正，先由父亲母亲俩住着。厨房在右首后角落里，是大灶，买樵子砍自山上的杂柴来烧。前半个天井搭着玻璃天棚，后半个盖上了瓦，正好做会客室。后墙正中也有两扇大门通向后街，用护壁板遮掩着。当铺在库房后边造这么座院落，想来是供管事和守护人员住的。乐山有电厂之日，这家当铺大概已经倒闭了，没赶上拉电线。我们只好复古，晚上点油盏。父亲在《初至乐山》那首词中有一句：“更锣灯蕊如中古”，完全是写实。半夜偶尔醒来，不但听得锣声，还听得干涩的喉咙一声又一声喊：“天干河浅，火烛小心！”
武汉大学在武昌东湖珞珈山时，中式大屋顶洋楼有好几座，听听也叫人眼红。教授们都住的小洋房。迁到了乐山，教授们只好分别租住民居，当然得挑精致的。校舍的主体设在孔庙。就我一生所见，除了曲阜那座就得数乐山的了。庙前真有个半圆形的栽满荷花的泮池，院子里古柏森森。两庑隔成了十四个教室，中间的大成殿正好作图书馆。当时内迁的大学，没有别家有如此气派的。抗战一胜利，它当然被看成了敝屣，不知如今还在不在了。电视常介绍乐山的景点，从未出现过孔庙的镜头。这是后事，且不去管他。当时武大空气恬静，主管者只标榜安心读书。学生到乐山入学，都得在“决不游心外骛”的志愿书上签名。父亲听了不免反感。同事之间的交往又颇有官场习气，使我父亲更加怀念困守在孤岛上的、一向无所不谈的各位朋友。“一书便作一相见”，信是越写越勤，越写越长了。调孚先生这时候在上海创刊《文学集林》，看了我父亲的信就摘出一部分，以《乐山通信》为题，发表在第一、第二两辑中，受到了不少《中学生》老读者的关注。
乐山是座小城，较场坝顾名思义，早先应该是城门外的练兵场，这片空地后来逐渐扩建成为街市，于是沿着岷江又造了一座城墙，较场坝就此成了街名。老城墙还留着，在我们家的后边。大街南头的城门叫安澜门，安大渡河的澜。大渡河跟北边来的青衣江汇合，向东流了四十里，流过安澜门下，顺着左首那条叫作九龙滩的鹅卵石堆成的大堤流入岷江；大堤对岸却是卵石滩，涨水时成为一片汪洋。岷江自北而南，水浅时有九龙滩拦着，只能通过东端的滩口跟大渡河汇合；到江水大涨时漫过九龙滩，也成为一片汪洋，那哗哗的水声，睡在床上都能听见。乐山大佛在九龙滩稍南，面对着大渡河。当地人说：大佛若是想洗脚，嘉定人没得说的，都得喂鱼。其实说的是，乐山城墙高不过大佛的脚背。岷江东岸是一带红砂石的丘陵，都跟凿大佛的那座山差不多高，山上树木葱茏，裸露的岩石显得特别红。父亲写的《初到乐山》调寄《鹧鸪天》，三、四句七言须用对仗。他用“翠丹崖作近邻”对“更锣灯蕊如中古”，确是初到此地的突出印象。又有一首七律《游乌尤山》：
乌尤耸翠接凌云，石磴虚亭并出尘。
差喜名山随老母，顾非美景值良辰。
江流不写兴亡恨，云在自怜飘泊身。
木末夕阳淡无语，归樵渐看下前津。
我祖母一九三八年年初到重庆已七十三岁，置“老不入川”的古谚于度外。如今来到这江山如画的古嘉州，我父亲发愿要侍奉老母去游一趟凌云，游一趟乌尤。一家人两次乘船渡过岷江，让祖母和母亲乘着滑竿上到山顶。我们指着积雪的峨眉让老太太看，不知她看清了没有，大佛反正是看清了的。“避寇七千里”，居然全家还都在一起，还能对老母尽了这样的一份心，父亲感到自豪，又觉得缺少什么。少了些什么呢？眼前的“美景”是无可比拟的，只可惜未“值良辰”。
直到第二年五月初，才从内迁江西宜山的浙大，来了一位在景云里我们家寄住过的贺昌群先生，而且不久把家也从成都搬来了，住在嘉乐门外张公桥雪地头农家。昌群先生到乐山来，专为协助理学家马一浮先生创办复性书院。上海的朋友们知道了办书院是最高当局的授意，倒真个当作新闻来议论：调孚先生斥为开倒车，振铎先生说昌群不该跟他走，夏先生打听所习“六艺”是否“礼、乐、射、御、书、数”。父亲复信回答说，其所教“盖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最难通者，谓此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艺……其实此亦自大之病，仍是一切东西皆备于我，我皆早已有之之观念。试问一切学艺被六艺统摄了，于进德修业，利用厚生，又何裨益？……大约理学家讲学，将以马先生为收场角色，以后不会再有矣。”父亲以为书院学生决不会多，聊备一格未尝不可。昌群始到乐山时，对马老先生推崇备至，而“意识到底与马翁不相一致”，他“赞同熊十力之意见，以为书院中不妨众说并陈，由学者择善而从，多方吸收；并谓宜为学者谋出路，令习用世之术。而马翁不以为然，谓书院所修习为本体之学，体深则学自至，外此以求，皆小道也”。两人越说越僵，终于在七月初，昌群先生声明不再参与书院的事。
抗战之初集中在汉口的文化出版界人士，这时候大半迁到了桂林。一九三九年年初，愈之先生就在桂林创立了文化供应社，开明的旧人云彬、彬然、锡光先生都成了文供社的骨干。子恺先生和祖璋先生这时也在桂林教书。三月，雪山先生从上海走浙江、江西、湖南一线到达桂林，在办事处请开明的老朋友老同事吃了顿饭。大家都说当初把《中学生》停了实在可惜，大后方青年正需要这样的一种杂志。愈之先生说：“人手差不多都在这里了，可以把《中学生》再办起来么。”他接着说了几条意见：一，仍用开明的名义出刊，这不能变。只消组织一个编委会，挂在桂林办事处下边就是了。二，原来的社长是丏翁，他在孤岛上，会给他造成麻烦的。可以改请已在乐山的圣翁，需征得他同意。三，战争期间时局变化太快，最好出周刊；不得已而求其次，也非半个月一期不可。大家赞成先编起半月刊来再说，可以在《中学生》的刊名后边加一条“战时半月刊”，以引起读者注意。大家请愈之先生任主编，他说他还是处在幕后好，具体编务由云彬、彬然、祖璋三位负责。大家都很兴奋，彬然先生第二天就给我父亲写了封长信，把这次聚会的气氛都表达出来了。我父亲马上回信说：当个挂名社长没有问题，可是什么忙也帮不上。乐山到重庆每周只有一班飞机，重庆到桂林班次稍多，也不是天天都有，半月刊的稿子经得起一来一往，在空中飞二十来天吗？有问题只好请教愈之先生，重要文章得请他过目。此外说了两件事，一是要说真有所见的话；二是因痛恨汪精卫卖国投敌，说要特别提倡个人的志概和节操。五月一日，读者终于又见到了久违已二十三个月的《中学生》。没挂名的愈之先生花力气最多。可惜一年之后，他不知有什么要紧事，连告别也来不及，去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