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三月廿七，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汉口开成立大会，我父亲是主席团成员。楼适夷先生在会前就写信来说定，只需同意列名，如有困难可以不到会。五月四日，《抗战文艺》在汉口创刊，我父亲任编委，可能也是适夷先生说定的，只好挂了个名。直到七月九日出版的十二期上，我父亲才发表了一篇《抗战周年随笔》，有点儿像逼出来的。这一年来，除了把一家子从苏州迁到了重庆，为抗日战争贡献了一些什么呢？我父亲只好从一年中作的诗词中挑出几首，向读者诉说诉说自己的心境。在大后方，我父亲这样写还能博得少许同情；如果在孤岛上，很可能成为日趋没落的典型。柯灵先生当时在上海《文汇报》编副刊《世纪风》，经常到开明走走。八月初见了我父亲写的《题伯祥书巢》，就抄了去登了出来。这首四十韵的七言古体分为三段：一是想象老友困守孤岛的生活，一是实录自己流寓重庆的生活，一是预期凯旋时相见的欢欣。不料上海有家报纸大骂我父亲太不前进，值此抗战时期还有心赏芍药，啖樱桃，放不下手中的酒杯，还叫人去钻古书。柯灵先生被弄得很尴尬，组织了文章反击。伯祥先生还动了气，连忙给我父亲写信。我父亲九月廿四回信说：“上海报纸骂弟不前进，弟本未前进，骂得其当，无所不快。青年人之心理，我们均可原谅。”
自从二月中旬学校先后开学，我父亲主要忙的就是赶来赶去上课，批改大学生、中学生的习作。至诚去巴蜀住校了，满子、至美和我，帮母亲料理家务。柴米油盐，也颇有可说的。如用的燃料在别处就没见过，当地叫“峦炭”，火力很旺，经烧而没有烟，后来才知道是才开出的烟煤，在离窑洞不远的地方堆成垛，糊上很厚的一层泥，点火烧燃，等到泥缝不再冒烟了，用水把火泼灭就成。这不是土法制成的焦炭吗？化学课本上却从来没提到过。父亲就喜欢听我讲这些可以溯自远古的新鲜事。到了五月里，至美和我都进了国立四川中学。中学而“国立”，真个是从来没有的新鲜事。原来东线战场节节失利，在汉口，自江苏、安徽等地内撤的流亡学生成千上万。国民党政府害了怕，怕学生们聚众闹事，更怕他们往陕北跑。何不给几所名牌省立中学来个双提级，以增强吸引力，于是本已打算西迁的省立扬州中学，就成了国立四川中学，并扩充学生名额至一千数百人。在汉口报名的，连吃的穿的都由国家供给，并由学校组队带领入川。至美去的是北碚女生部，我去的是合川高中部，分别与同学结队乘轮船溯嘉陵江而上。我是在立达毕了业的，去年那场猩红热生不逢时，耽误了会考，毕了业不能算数，得待今年补考。到得今年，教育部把会考给废了，还有谁来给我补考呢？父亲说，这没头官司要打也找不着主，不如凭我在立达的历年成绩单，去插他们的毕业班，通过他们的毕业考试，理直气壮地混张文凭算了。我们兄妹俩都是在重庆申请入学的，既然家在本地，绝非流亡学生，国家不予以任何供给，一切费用均归自理。五月初开学到七月初学期终了，才两个月，两人各缴费三十九元。
七月初，我毕业考试完了就回重庆。巴蜀已放暑假，勖成先生拨了三间学生宿舍供我们家消夏，一日三餐包给学校伙房，省去了不少家务事。我下了轮船就直奔巴蜀，没再去西三街。知道洗人先生已于前几天乘汽车去贵阳转昆明，打算在那里设点；然后乘火车去海防，换乘轮船经香港抵达上海，协调大后方与孤岛之间的经济问题。开明创办的时候，经理由杜海生先生担任，出版物的版权页上印得明明白白，大概表明经济方面的问题由他负责。后来，杜海生的名字换成了范洗人。在汉口，我应该见过他，才隔了几天，他就上船西行了，没留下印象。在重庆西三街，我同他朝夕相处了一百来天，知道他比我父亲长十岁，蓄着疏朗的长须，我们都唤他范老太公。他年轻时去日本留过学，在西北垦过荒；有一天单人匹马，半路遇上雷雨躲进了山沟，不想山洪暴发，差点儿送了命；后来不知怎么的由实业界转到了金融界。父亲和他这次在重庆一别，再见面已是四年之后在桂林了。父亲作了首七律《桂林赠洗翁》，如今编在《叶圣陶集》第八卷中。这类题赠诗，大多为了祝颂，为了酬答，为了干求，我父亲这首七律似乎全无所为，像画家看到某个人物，只感到非把他画下来不可似的。我的体会如此，不知读者诸君能否认同。
重庆苍蝇特别多，八月初，肠胃传染病流行；中旬和下旬，至诚、满子、我母亲，先后染上了痢疾。廿九日，我母亲方止泻，面容憔悴不堪，我又突然腹痛难忍。父亲陪护我去看了五位西医，都说是伤寒，除了保养，别无他法。想起铮子公公和吉子姐，我心都凉了。母亲主张请中医治，恰巧父亲有位朋友戴应观先生也住在巴蜀，给介绍了一位南京来的名医张简斋先生。这次大病，父亲在《渝沪通信》第二十五号中已说得详详细细，我想从病人躺在床上的见闻做少许补充。那位张老先生来的时间总在晚上九点以后，据说嗜好甚深。在南京，许多达官贵人请他看病，烟土是内部特供的。出诊时到了病家，轿子停在门外，先进来两条汉子，看清了房内确有病人，才出去搀扶张老先生，据说为了防匪徒绑他的票。瞧他的神色，他不喜欢病家多说话，好像说多了会扰乱他的思路。总是他问，我父亲才答，母亲和满子站在一旁不作声，屋子里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老先生工笔誊毕方子，站起身来交代了几句方告辞。诊金六元六角交与跟来的汉子，其中的六角是轿费。时间将近十点了。医生并未吩咐他开的方子必须当夜喝下，可一家人都把它看作仙丹，早一分钟喝下，效果一定大不一样。满子自告奋勇，揣着方子摸黑爬上二百来级的观音岩，要跑到曾家岩才有药铺子，抓了药回来在观音岩顶上买根火把，照着脚底下直奔下山。祖母还扇着小炭炉等着呢，连忙按医生吩咐的煎好药。等我喝完大家躺下，已是半夜以后了。
在二十五号信中，父亲提到受了三次大的惊吓。头一次我腹痛正厉害，两位一同报考中大的同学考完了来看我，把数学考题跟我说了。我躺在床上没用纸笔，竟一道又一道在脑袋里全解出来了。思想一集中，痛的感觉就好像越隔越远，最后竟消失了，可是也疲倦极了。第二次腹泻不止，据说这叫“漏底伤寒”，是没有治的。我母亲什么也不顾了，赶去请教张老先生。他一点儿不着急，拿起笔来开了张方子，只白扁豆衣一味药。母亲抓了药回来，熬了一大碗给我喝，当夜泻就止了。第三次，父亲似乎记错了，应该是“第三候末”。我出汗出得疲倦极了，只觉得屋子里人影幢幢，不知他们忙些什么。母亲凑在我耳朵边上叫：“小墨、小墨，醒醒。”我断断续续地说：“我困，让我睡。额角上全是汗，给我擦一擦。”热毛巾稍稍有点儿烫，按在额角上真舒服呀，我又睡着了。第二天我醒得很早，觉得浑身轻松，祖母坐在我脚边头，抚摩着我瘦得像干柴的腿。她看我微微张开眼，对我说：“小墨，勿要挺直子脚，吓杀人哉。”我看父亲躺了二十几天的桌子空着，门边母亲的床也空着，问了祖母才知道，他们和满子为我着急了一夜，直到天蒙蒙亮，看我暂时不至于出事了，才让祖母一个人看着，他们到隔壁房间打盹去了。这一夜，我把一家人折腾得够呛。几身大汗过后，我手脚冰凉，四肢挺得笔直，昏昏沉沉，再也唤不醒，只鼻翅儿还微微扇动。后来喂我水，发觉我能下咽了，小茶壶里的水一连喝了半壶，脉搏也稍有增强。他们才稍微放心：这个关卡看来又闯过去了。
从父亲的信中可以看出来，他对张老先生的医道和医德，都佩服得无以复加，一页页处方，都整整齐齐夹在日记本里，后来在乐山遭炸，和日记一同烧得灰都不剩了。后来听说这位名医，在重庆大隧道惨案中死于非命。从父亲的信中还可以看出来，他虽然时常跟在上海的朋友谈起青石弄的房子，似乎越来越觉得，当年造它就是多事，如今沾上手，弄得甩也甩不掉了。父亲热心打听的倒是故乡的人。一类是出身于诗礼之家的维持会头目，谁谁谁谁，似乎一个不出所料，就是十二年前他在《苏州评论》上抨击过的那一群。父亲要打听他们在太君面前如何奴颜婢膝，相互之间如何钩心斗角，好进一步揣摩他们龌龊的内心，揭穿他们所谓“维护桑梓”的假面。另一类是谨守夏夷之防而生活上没出路的前辈和朋友。提到回数最多的是我母亲的三姑丈，我的长胡子公公。父亲在信上问起的计髯、硕丈、计老先生、硕民老先生，其实是一个人。母亲的三姑母身体本来就弱，又加上贫而且病，第二年在水乡黄埭过世。虽说没料到，却在意想之中。
《渝沪通信》的末了一封，第二十八号，写于十月十八夜。再往后数的第五个晚上，我们一家七口又挤在溯江而上的客轮里了。父亲给上海朋友的信，每一号都厚厚的一叠，把信封撑得鼓鼓的；唯有这一封只一张信笺，字数还不到二百四；尤其是笔调，叫人感觉到有点儿索然。父亲自己好像感觉到了，要不干吗在最后添上十二个字：“杂事忙乱，不能多书，后当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