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沚阿姨租定了景云里十一号半，不久就把家搬来了。那幢房子天井稍小，西南角缺一块，成了梯形；客堂的西南角也少了一扇窗的位置，在墙角下放张单人沙发，正好是主人的座位，可以纵览全室。沈老太太和气，健谈，母亲常去看她，尤其在上街之前，问她要不要带些什么。孔阿姨怀着孩子，不便多走动。老太太经常坐在东壁下的长沙发上，右首边正好望见有谁上下楼梯，有谁从后门进出。雇着个不声不响的年轻女佣，乌镇带出来的，叫梅姑娘。沈霞似乎小我三岁，沈桑更小两岁，我和妹妹至美常过去跟他们玩。老太太戴着白铜边老式眼镜，看着书给孩子们讲故事。书就这两本，都很旧了。一本是石印的《封神榜》，另一本很奇怪，里边都是美国电影的故事，形式像电影院里发的说明书，只是字数稍多，以把故事说清楚为度，老太太讲的时候还得加些补充。这样的书，我在别处都没见过。沈霞他们有个小娘舅，年纪还很轻，暑假里就住在他们家里，很能变着法子带孩子们玩儿。
有一天，梅姑娘慌慌张张跑过来唤我母亲，说少奶奶见红了。母亲叫她快去雇两辆黄包车，赶到隔壁跟老太太两个拎了个包袱，扶着孔阿姨等在后门口，黄包车一到，母亲和孔阿姨各乘一辆，去医院了。直到晚上，母亲才回来告诉老太太说：“孩子流产了，是个女的。德沚血已经止住。福民医院是日本人开的，护理很细心，不会出什么事的。德沚请老太太放心。等一会儿叫梅姑娘弄些什么吃的送去。医院里全有，只怕德沚吃不惯。”老太太叹了口气说：“满盘橘子红彤彤，不知哪个来做种。小孩留不住，也是命里如此。雁冰两三天里就要回来，行李已经先到了，一位小姐送来的。”母亲问那小姐是谁。老太太说她不便问。
父亲听母亲说沈先生要回来了，真个喜出望外，关照母亲对谁都别说。第三天父亲上班，刚出后门，瞧见个穿白纺绸长衫的背影向隔壁的后门里一闪，就回进来对我母亲说：“雁冰才回来，先不去打扰他。抽空跟老太太说一声，我吃过晚饭去看他。”交代完照常去上班。等吃过晚饭，父亲带着本新出版的《小说月报》，就去隔壁了。母亲收拾好桌子才去，我紧跟在后边。他们一家子都在客厅里，除了还没有出院的孔阿姨。沈先生似乎更瘦了，他真个坐在西南角那只沙发上，得意地讲在镇江码头过检查站遇险的故事：那个兵看他这身打扮，手上却连小皮箱也没提一个，产生了怀疑，结果从身上搜出了党支部托他带的那张两千元的支票。沈先生对那个兵说：“你想要，就拿去吧。”那个兵吃没了支票，真把沈先生放过了；他不知道这张支票没有担保是兑不成现金的。沈先生通知了党支部，又挂了失，就这样了了。大家掩住口笑了一阵。沈先生和我父亲谈起《小说月报》来，我母亲陪老太太谈家常，我的耳朵不知听哪一边好，打起盹来。
人们说，沈先生写小说是受了我父亲的鼓动。鼓励自然是有的，遇到了《小说月报》的前主编，遇到了各方面的条件这么好的作者，我父亲还能不鼓励几句？其实写小说的念头，在沈先生心里早就萌动过，“倒是写小说的材料”之类的话，常常出现在他的回忆录中，当时事务忙碌，哪有工夫构思。如今倒好，成了蒋介石的通缉犯，不得不躲藏起来，尽有时间把这些年的，就是“这个不寻常的时代里的生活”，一一写下来了。一开头他写《幻灭》，前半部才写得就给我父亲看。我父亲第二天早上就告诉他决定用，立刻发稿，赶在九月号刊出，催他快写后半部，好在十月号接上。沈先生给逼得没法，只好答应，自己起了个笔名“矛盾”。父亲说没有人姓矛的，给加了个草头。这个故事谁都知道。一九五七年，沈先生给新版的《蚀》写后记，对他当年为什么取名“矛盾”，做了三百来字的一段说明，最后的结论是：“大概是带点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吧，于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为笔名。但后来还是带了草头出现，那是我所料不到的。”这样说来，那个尽人皆知的故事必须更正了。
《幻灭》写的是两位性格不同的女士，被卷进了革命浪潮的故事，读者的欢迎可想而知。有人说作者肯定是个老手，却猜不出“茅盾”到底是谁。徐志摩先生向我父亲探询说：“这一篇是你写的吧？”我父亲答了一句：“我哪里写得出来。”他心照不宣，不再问了。沈先生写完《幻灭》，正打算写下一篇《动摇》。我父亲跟他商量说：“《小说月报》缺少有分量的评论。你先前专写评论，是不是换个花样，先写篇作家专论。”沈先生考虑了一会儿就答应了。我父亲第二天上班，请调孚先生收集了近两年的文学报刊，晚间送了过去。沈先生先写了《王鲁彦论》；听建人先生说，鲁迅先生不打算在香港久住，就要到上海，他又赶写了一篇《鲁迅论》表示欢迎。我父亲当然接受了这个好建议，调了个次序，把《鲁迅论》刊在十月号的《小说月报》上。
沈先生一直躲在楼上写文章，从没见过他下楼来。父亲差不多天天晚上过去的，给沈先生送去书籍报刊和信件，偶尔谈到深夜才回来。难得有别的客人，总之我没见过。陈望道先生劝沈先生去日本，说老躲在楼上不是个事。那时去日本不必办签证，只要买船票就成。日元的兑换率又较低。小日本这样做，主要为了便于走私和窃取情报，并无优待观光的意思。因而去日本留学的青年特多，“四一二”事变后又添上了许多“亡命者”。第二年七月初的一个晚上，我父亲母亲陪德沚阿姨，送沈先生上船。沈先生在上海十个来月，帮我父亲解决了不少编《小说月报》的大问题，临行前又答应有什么作品都寄给我父亲处理，包括稿费的领取和支配，父亲简直成了个经纪人。他又托我母亲多多关照老太太。
上一年七月出版的《创作号》，渐渐显示出功效了，老作者又有几位寄作品来了，初次投稿的尤其多。生活在那个不寻常的时代里，憋在肚子里要写的东西实在多，在白色恐怖的重压下，大家未免要估摸一下分寸，看看别个是怎么写的。在这一年半中，我父亲总共代振铎先生编了十八期《小说月报》。丁玲阿姨回忆说：要是我父亲不发表她的第一篇小说《梦珂》，她今生走的可能是另一条路。我想：“可能”并非“必然”。如果《梦珂》退回去了，她就此打消了创作的念头，当然得走另一条路了。这不符合她的性格。她或者把《梦珂》投到别家，或者锲而不舍，努力把《莎菲女士的日记》写得更好，结果还得走创作的道路。巴金先生也回忆说，我父亲是他第一编辑，这是实话实说，当然也怀着虔诚感激的心情。一九八二年年底，我父亲在《记我编〈小说月报〉》中说：“他们（不只指这两位）的名字能在读者的心里生根，由于他们开始就认真，以后不懈地努力，怎么能归功于我呢？我只是仔细阅读来稿，站在读者的立场上或取或舍而已。如果稿子可取，又感到有些可以弥补的不足之处，就坦率地提出来跟作者商量。这些是所有的编辑员都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