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出活剧《夺印交印》中，长胡子公公客串过跟我父亲同样的角色。他听不惯闲言碎语，茶馆也不大去了。黄梅时节雨水多，出门也不方便。傍晚一声声鹧鸪唤雨，清晨又忽地鸟雀呼晴，整个宇宙像飘浮在云里雾里。雨大的时候，屋上的瓦沟似万壑奔腾，却也痛快淋漓。当年苏州空气清新，人们习惯于把天落水作为饮用的首选。让头一阵雨洗净了屋瓦上陈年的尘土和枯枝败叶，等水笕冲出来的水碧清了，才把它贮存在院子西南角的四个大水缸里。这火候，得公公自己来掌握他才放心。洋铁皮水笕灵活轻巧，一拨弄就可以改变水流的方向，接上半爿毛竹筒就可以让水流进哪个缸里。趁一个雨豁档，公公带我去大卫弄的金鱼池，买了十来尾四寸来长的草鱼，这是放进水缸，消灭孑孓之类的虫子用的，另挑了十来尾模样色彩新奇的，养在金鱼缸里供我观赏。我才算有了件正经活，掮着根带纱布口袋的竹竿去河滩头捞水蛆。公公不放心，老在后面跟着。
这一天，公公从外边回来，一本正经对我说：“小墨，你回不去了。真凭实据都登在《申报》上了，共产党沈雁冰、丁晓先、王芝九，还有谁谁谁，去年夏天在仁余里廿八号开过会。”我急忙问：“有没有说要通缉我父亲？”公公说：“倒还没有。不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们知道了仁余里廿八号，还会不找你父亲？”——倒也是，我担起心来，闷闷不乐了十来天，就没想到庙也是可以跑的。那一天铮子公公对我说：“你母亲来信说，新房子搬定了，叫我和你吴阿姨一同去住些天，顺便把你带了回去。尚公就要开学了。”——是呀，那天让王先生突然从课堂上唤出来，同学们都好奇地看着我。如今快半个年头，大伙儿也该见见面了。
回到上海，住进才搬定的新家，横浜东路景云里十一号，是新造的弄堂房子。横浜东路是新筑的越界筑路，从北四川路窦乐安路底“越”到宝山路东头。路是租界工部局修的，以便利交通为名就“越界”修进“华界”来了，明明是扩大地盘的蚕食政策。路面上的一切，包括巡警，都归租界。路的两旁仍是“华界”，只是向街的弄堂口和房屋向街的门，得钉上租界的门牌，照章纳税。鲁迅先生把越界筑路称作“半租界”，真个一点不错。我才住进景云里的那些天，白天能听到蝉噪，晚间能听到蛙鸣。这样清静的地方，在上海是很少有的。第二年、第三年夏天，是否还听到呢？我记不起来了。
母亲休养了一年多，身体总算恢复了。她断断续续地告诉我：“接管务本女学亏得没有去。胡庶五阿姨去了，真个被抓进了警备司令部，费了好大的周折才弄了出来。听说她要去日本了。”“当时是丁先生派我们去的。他听得风声就赶紧乘外国轮船去了汉口，连通知一声也来不及。丁师母不懂得汉口、南京已经分了家，还在到处说丁先生在汉口做什么官了。”“前天沈师母来寻房子，说雁冰先生就要回来了。你可不准在外头胡说。本来可以两个人一起走的，沈师母挺了个大肚子，快要生了，只好提前回来。我介绍给她隔壁的十一号半。她说大门矮一截，漆的红颜色，不在意的人以为是汽车间，这样倒好，就付了定金，让我代她去写房契，用老太太的名字出面，过几天就搬过来住。”“振铎先生动身已经两个月了吧，你父亲现在就忙《小说月报》。”“至美五岁半了，想让她去养真幼稚园。每天你带她去，带她回来，好不好？”我答应说：“好！”
振铎先生到底是哪天出国的，不知是母亲忘了说还是我没记住。忽然想起父亲有篇文章中引用过他的出国启事，终于在父亲八十八岁那年写的《记我编〈小说月报〉》上找到了。启事刊载在那一年六月号的《小说月报》上，振铎先生说：“我于五月二十一日乘AthosⅡ赴马赛。此次欧行，为时至促，亲友处多未及通知告辞，万乞原谅！……关于《文学研究会丛书》事，已托胡愈之、徐调孚二君负责；关于《小说月报》事，乞直接与‘《小说月报》社’接洽；但我虽在请假期内，仍当视力所及为‘丛书’及‘月报’负一点责任。”启事中提到愈之和调孚，因为两位先生原是“丛刊”的负责编辑；而《小说月报》，想来直到振铎先生乘的法国邮轮起锚，商务当局还没拿定主意由谁来替代他。
那么这六月号上，怎么会有我父亲写的未署名的《最后半页》呢？按编辑工作的实际，我猜度这一期校样送到《小说月报》编辑部，我父亲终于由国文部调了过来。他循例把校样通读一过，看到了还空着半页，正好给下一期，七月的《创作号》将要刊出的作品，向读者做个预报。纸还有空，就捎带写了则补白：“……我们以为，这个时候，作家们还是在同一的地位，大家需要不断地修炼——修炼思想，修炼性情，修炼技术，以期将来的丰美收获。说‘什么进’‘什么进’只是狂妄与傲慢。”最后那一句，说的是文学界有极少数人自以为先进，而老谴责他人落后于时代。
在白色恐怖的重压之下，坚持“为人生”的原则，把《小说月报》继续编下去，这样的经验谁都没有。亏得振铎先生的得力助手徐调孚先生没调走，把七月号编成《创作号》，很可能是我父亲和他两个人商量定的一次试探，想看看反应如何。故而在六月号中介绍《创作号》的开头一段说，所以这样做是由于“近来收到好些可观的创作”，“偶然变改一点又何妨”；只要编者问心无愧，读者大致还认可。《创作号》当然不收译品，没有评论可不怎么好，我父亲一连写了四篇短评补缺，三篇论写作的态度需严谨，一篇是书评——《读〈柚子〉》。《柚子》是王鲁彦先生才出版不久的短篇集，《柚子》就是其中的一篇，讲看杀人的。鲁彦先生在结尾说：“仿佛记得许多书上，说从前杀头须等圣旨，现在县知事要杀人就杀人，大概是根据自由论吧。”我父亲在评论中接上一句，是问读者的：“作者这样说，你还是笑呢叹气呢？”为什么这样问？读者自然理解。是不是叹口气就算了？读者也会理解。
就是作者，他们对《创作号》怎么会还没有一点儿响应呢？写到《最后一页》的最后一段，我父亲可能再也憋不住了，把想跟作者说的话全倒了出来。他说：“颇有人这样说，生活的本身就是诗，就是艺术。现在这时代究竟是个什么时代，有胡适先生与几位外国朋友各表意见，尚无定论，但总之是个不寻常的时代，当无疑义。在这个不寻常的时代里生活，大概尤其是诗的艺术的吧。如果把它写下来，岂不是非常之好的东西。然而这类东西还少见。读者已经渴望好久了。因此在这里向作者们要求：提起你们的笔来，写这个不寻常的时代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