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单岭在袁桂花的屋子里待了两天。他住在灶房里，睡在软和的松针上。松针散发出略带腐朽气息的香味。当他在黑暗中熟睡的时候，他受伤的肩膀陷在松针里，伤口不再流血，也没有发炎。早上，袁桂花进屋做饭时，他就坐在松针堆里，看着她把放在灶前的松针一把一把填进灶孔。她在锅里掺了一瓢水，烧开后，放了两坨红糖，打了四个鸡蛋在里面。她把煮好的荷包蛋盛在一只碗里，端到田单岭面前。在这一瞬间，田单岭打翻了她手中的碗，从腰间抽出手枪，对准门口。
从灶房的门，可以看见堂屋的门。堂屋的门外面有轻微的响动，好像有人在门外走动。门猛然被踢开了，一个影子闪进屋子里。田单岭开了一枪，那仅是一只箩筐。扔箩筐的人没有进屋，他在外面喊：“田单岭在屋子里！他有枪！”
刹那间，一阵猛烈的枪声响起，几颗子弹从灶房的窗子射进来，打在土墙上。田单岭左手一把揽过吓呆了的袁桂花，把她压在身下。他的右臂一阵疼痛。
“田单岭，田队副，我们已经把你包围了，你就乖乖地出来吧。”外面另一个人在喊，“你先把枪甩出来，再走出来，我们就好说。要不然，就不好说了。”
田单岭愣了一下。这是朱世昌的声音。他低头看了看袁桂花。她的脸色灰白，嘴唇直哆嗦。她看见田单岭盯着自己，轻轻摇了摇头。
“田单岭，你娃子也有今天！”朱世昌又在外面喊，“你给老子快出来。今天，你是跑不脱的了。我晓得，里面还有一个群众，她是袁桂花。是男子汉，你就把袁桂花先放出来。”
袁桂花在田单岭身子下面仰望他的眼睛，摇了摇头。
田单岭抱紧袁桂花，翻身一滚，滚到墙角。他双手抱着袁桂花腋下，把她提起来，让她靠墙边站好。
“你现在出去。”田单岭说。
“我不。”袁桂花说，“我不出去。”
田单岭把袁桂花推到门边，对着外面大声喊：“有人要出来了，不要开枪！”
田单岭把袁桂花猛地一推，将她推出屋外。袁桂花跌跌撞撞冲到外面，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她摔在地上，一阵枪声响起，子弹从她的头上飞过，射进屋子里。她大声哭起来。
“快过来，妹子，快过来！”有人在前面的田坎下面向她挥手。她认出来了，是红土镇的农协主席朱世昌，“你快跑到我这里来，不要被子弹打了。”
袁桂花趴在地上不动。她哭出了声。
“妹子，你快过来，我要丢手榴弹了，老子要炸死狗日的田单岭！”朱世昌说。
“不准乱扔手榴弹。”朱世昌旁边一个操北方口音的人说，“那房子一炸就塌，我们不能损坏群众财物！”
“要得，要得，丁连长，这颗手榴弹，我就不丢出去了。”朱世昌说，“那我们咋个把田单岭吆（赶）出来呢？”
“只要老百姓出来了，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丁连长说，“这个田单岭，他现在是被我们装在笼子里的野兽了，除非他插翅膀飞出去。”
朱世昌爬到丁连长身边，两只手肘支在地上，他的眼睛透过面前的野草向那幢茅屋看去。袁桂花还趴在屋前的地上哭。朱世昌对她招了招手，“妹子，你不要哭了，你慢慢爬过来，爬到我这里来。田单岭他不敢开枪打你。”
袁桂花还是趴在地上哭。这时，屋里发出一阵“咔嚓”声，屋顶有点塌陷的稻草鼓起一个包，那个包突然破裂了，一个人头冒出来，接着整个身子蹿出来，从屋顶跃上屋后的山崖。他在山崖上的灌木丛中奔跑，身上粘附的稻草纷纷掉落。
“是田单岭！”朱世昌大声喊，“他要逃跑了！”
“他跑不掉的。”丁连长拿过身边一位战士手中的步枪，瞄准山崖上那个在灌木丛中奔跑的身影开了一枪。那个身影弯了下来，向前冲了几步，倒在灌木丛中。
“打倒了，打倒了！”朱世昌从田坎后面爬起身，双手抱拳，对丁连长晃了晃，“丁连长，好枪法！”
袁桂花趴在地上放声大哭。地面的尘土被她呼出的气流搅起来，沾在她脸上，与泪水混在一起。她像一个刚从尘土里钻出来的人。
田单岭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受到公审。林译苇想象着当时的情景。那一次的群众大会和当时所有的群众大会一样，参会的人衣衫褴褛，瘦削的脸庞充满激情。他们站着，挥动手臂，呼着口号，眼睛盯着台上那些很快就会被枪毙的人。这一次，田单岭站在台上。那是一个砖砌的台子，有两尺来高，台面铺了一层用石灰、黏土和细砂夯成的三合土。过去，这个台子是民众集会的演讲台，平时是卖凉面凉粉的市场。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冯玉祥将军在楠江县发动节约献金运动，曾经在这个台子上做过动员演讲。当田单岭站在这个台子上时，已经是几年以后了。
田单岭的右手被绷带吊在胸前，左手被一根麻绳绑在身后。他与几个人站成一排，他们也是楠江县地方武装自卫总队的成员，他们都是在野外的枪声中被抓获的，其中有一中队队长童述之。他们的双臂都被一根粗麻绳紧紧缚在身后。童述之脸色灰白，两眼紧闭，田单岭站得端端正正，眼睛在人群里搜寻。他看见了袁桂花。她站在一群妇女中间，正呆呆地看着自己。那些妇女剪了短发，戴着黄布军帽，手里拿着彩色的纸做的旗子，上面写了字，但田单岭一个都不认识。不晓得上面是不是写着骂自己的话，田单岭想。袁桂花没有戴帽子，也没有拿小旗儿。他对她微笑了一下。
袁桂花还是呆呆地站着。她看见了田单岭的微笑，心里一下就轻松了不少。田单岭对自己笑了，他是在自己家里被抓走的，但他没有怪罪自己，袁桂花的眼泪悄悄流下来。她从旁边一个女人手里扯过小旗，对着田单岭挥了挥。
一阵剧痛从田单岭的右肩传遍全身。四天前，他的右臂给一颗子弹擦伤，两天前，他从袁桂花的屋顶上冲到屋后的山崖上时，右边的肩胛骨又被一颗子弹击碎。八娃抓住了他，给他包扎了伤口，还敷了膏药，但他一直在发烧，头也很晕，站立很困难。但他站得很直。他清楚，这样站下去，自己会站不了多久。他现在想的，就是那些在台子上讲话的人早一点讲完，好送自己“上路”。他看见袁桂花在向自己挥小旗，在向自己微笑，身上的痛好像减轻了——那面旗子上的字，肯定不是骂自己的。
那天，田单岭最后的微笑一直留在袁桂花的记忆里。林译苇想象得出来，这个广场在一年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年以后，袁桂花在这个广场上再次看到了田单岭的微笑。那是一尊雕像的笑容。田单岭变成了一块黑木头雕像，站在广场上。和上次一样，广场上有很多人。和上次一样，田单岭没有在广场上站多久。当红布从雕像身上拉下来，场面就开始混乱了。那个拿着铁皮话筒在台子上讲话的人开始骂人。袁桂花看见一些人拥上去，向雕像丢石头，砸它，对它吐口水。几个穿军装的人本来站在台子边上，现在，他们围住一个书生模样的人，推搡他。
那个书生模样的人，就是雕刻这尊雕像的人。刚才，袁桂花还听台子上那个拿铁皮喇叭的人说，这个人用两个月时间雕刻出了伟大的无名烈士雕像，很辛苦。现在，他们就开始打他了。袁桂花从人群中挤到台子边缘，看那几个穿军装的人把他推在地上，用脚踢他。
那一天，楠江城里的人都在谈论雕像的事情。林译苇可以想象出当时的场面。
那几个战士把叶一峰推倒在地上，用脚踩他。
“这个土匪打死了我们的战友，你还把他当烈士！”一个战士从肩上卸下枪，用枪托向叶一峰腰间捣去。县立师范学校校长罗泰旭赶紧上前拉住那个士兵的手。
“同志，你给我住手！”罗泰旭说，“你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打人骂人。”
“老子今天偏要打他。”那个战士说。
“要说打人，你还没有资格。”罗泰旭说，“这个人是我的学校的教师，即便他犯了错误，也要由学校处理。你住手！”
叶一峰从地上爬起来，用衣袖擦鼻孔里流出来的血。
“你不要擦了，越擦会越流得多。”罗泰旭说，“你到河边去，用冷水拍拍后颈窝，再洗洗鼻子，然后回学校，听候处理。记住，要先用冷水拍后颈窝。”
叶一峰迈着僵硬的步子，向河边走去。袁桂花跟在他的身后。
叶一峰一跛一跛从广场穿过铜匠街，走到河边。他跪在河滩上，把右手浸在河水里沾湿，拍拍后颈窝，然后用双手掬起一捧冰凉的河水，吸进鼻孔，又喷出来。带血的河水洒进河里，被缓缓流淌的河水带走。叶一峰鼻子里的血不再流了。他坐在一块石头上发呆。
袁桂花远远地站着。然后她慢慢地走近他。她在河边的草丛中扯了一把艾叶，在水边的鹅卵石上捣烂。她把艾草浆捧在手里，站在叶一峰面前。叶一峰抬头看了看她。
“大哥，你用这个敷一下鼻子吧。”袁桂花说。
叶一峰扭过头，看着河水。那河水很清澈，河底的水草在水流中缓缓摇摆。
“大哥，我找你，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帮啥子忙？”
“你把这草药敷在鼻子上，我就给你说。”
叶一峰接过草药，抹在鼻子上，还填了一些在鼻孔里，凉凉的，有一股药香味。
“我要请你帮我刻一块碑。”袁桂花说。
“什么碑？”叶一峰问，“哪个人的碑？”
“田单岭。”袁桂花说，“他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
“你怎么知道他是我的朋友？”
“你在广场上，塑了他的像。”
叶一峰不说话了。他按了按鼻子上的草药，站起来。
“你要帮我刻那块碑。”袁桂花说，“我要把它安放在他的坟头。”
“你想在上面刻什么字？”叶一峰问，“他的坟在哪里？”
“他的坟在一个地方。你先不管这个，你帮我刻碑，我给他立碑。”袁桂花说，“我找了一块石头，今天晚上，我把它背到你住的地方来。你住在哪里？”
“我在学校住。”叶一峰说，“我住在师范校，楠江县立师范学校。就在上南街文昌宫。”
“我找不到那个地方。”袁桂花说。
“那，你把石头背到这里来。”叶一峰说，“半夜，我在这里把字刻在上面，明天，你把它背走。”
“那是一块白石头，很好认的。”袁桂花说，“我把它背来，就放在这里。你刻完了，就埋在沙子里，我再背走它。”
“你要背到哪里去？”叶一峰问。
“埋他的地方。”袁桂花说，“去年，他们打死了他，没有人给他收尸。是我把他埋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只有我晓得。”
那天晚上，叶一峰用錾子在一块平滑的石头上刻字。这块石头不大，一尺高，半尺宽，他在上面刻下了“田单岭之墓”这五个隶书体大字。林译苇想。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这天，叶一峰在深夜的河边刻石碑，河面微弱的反光给他提供了原始的照明。那时的城市灯光主要由油灯构成，一到深夜，亮灯的人家寥寥无几。那一天是农历的冬月初四，天上没有月亮，但河面把星星微弱的光线反射到河边，叶一峰借着星光，在石头上凿字。錾子敲击在坚硬的石头上，迸溅出一些火星。田单岭——这是三个抽象的字，是他朋友的名字。在雕刻无名烈士的时候，没有模特，他就把朋友的形象融入雕像里。他曾在高峰砦上给田单岭做了一个头像，头像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印在他的记忆深处。在乌木上雕刻一个人的头像时，那个头像好像早已藏在乌木里面，他要做的，就是用錾子去除包裹在他脸上的木质部分。他在雕刻无名烈士雕像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回忆田单岭的模样。田单岭的模样已经融化在他流动的意识里。因而，他不需要模特，他只想雕刻出一个有独特气质的男人，让他站在城市的广场上。就像他在贵都美术专科学校学习艺术时，在画册上看到的欧洲广场上的雕像。他们有的骑在马上，有的站在柱子顶端。他们的身体结构准确，肌肉发达，五官精致，流露出一种难忘的气质。他在田单岭身上看到了类似的东西。与画册上的欧洲人雕像不同的是，田单岭是亚洲人，脸上的线条更柔和一些，但很俊朗。
从造型艺术的角度来看，田单岭是一个标志性的亚洲男人。林译苇想。但他拥有农民或土匪的身份，把他放在社会之中，他就面目全非。叶一峰用錾子琢掉多余的部分，把他还原成一个人，却受到了社会的处罚。现在，他在河边刻一块碑，田单岭生动的形象变成抽象的文字，出现在这块石头上，这就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林译苇想，从鲜活到抽象。一个人活了一辈子，无论怎样活，他都活了一辈子。然后他死了，留在一些人的记忆里，或留在一块墓碑上，完成社会赋予的一个人的意义。他刻完“田单岭之墓”这五个字，把它埋在沙子里，回学校去。他走在漆黑的城市街道上，感觉到手掌的疼痛正在远离自己。这样的疼痛已经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它开始于自己雕刻这尊无名烈士雕像的时候，现在，这样的疼痛要离开自己了，很可能，自己是最后一次用錾子在石头或木头上凿刻出形象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的手可能再也不会握着錾子或雕刻刀了。
叶一峰刻完石碑，从河边走到铜匠街。街上一片漆黑，他来到二二四号，轻轻拍木板门。他拍了好几下，刘若木在屋里大声问是哪一个，叶一峰回答了。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条缝，叶一峰把背在身上的徕卡相机取下来，交给刘若木。
“这部相机，你帮我保管。”叶一峰说，“假若以后我没有时间来取，你就当成你自己的东西。”
“我肯定会给你保管好。”刘若木捧着相机说，“我等你回来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