痕迹
行色匆匆走过了一段岁月，回望时心里总有些不忍。本该在春暖花开的季节留下一些醉人的记忆，可曾想在父辈遗留的贫穷和现实生活的夹击下，还只能遇春不看春埋头苦耕耘。
前些天我回了一趟林机厂，想在那再熟悉不过的环境中，找寻曾经生活了二十几年的过往痕迹。
厂区早已不复存在，工厂倒闭后这里变成了高楼林立的深宅大院。那些历历在目的工厂生活情景，无不像千万虫子在叮咬着我的心。毕竟我的二十几年青春岁月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它竟然成了我追逐过梦想的呈殇地。
原来厂大门对面那条通往家属区的小路还在，只是小路两旁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家属住宅楼没有了。取而代之是一栋栋漂亮的洋楼，但我依然怀念那些布满沧桑的苏式建筑。当你走在咚咚回响的木地板房里时，苏联小说中电影里许多生活场景就会展现在你眼前。那些充满怀恋让人伤感的痕迹，只能永远存在我的记忆里了。
小路尽头的子弟校还在，一楼一底窗明几净，只是当年的教室和办公室早已改建住满了人。走过我曾经代过课的教室时，仿佛又听见了我当年略带青涩的讲课声。
子弟校靠西的墙边就是“珍宝岛”，夹在大河和灌溉渠间的这段河堤，被称着“珍宝岛”实在有些牵强。厂里人都这么叫，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为这段河堤的称谓。“珍宝岛”上早前有一排平房，我住在朝向大河的一面。我结婚前的七个青春寒暑，就在这里度过的。
这段青春岁月，镶嵌在我一生这部书开始的章节里。尽管也显得有些平淡和青涩，平心而论这段起始，也还算有些亮色。我至少用音乐和文学的爱好，填满了那段“文革”年代的无聊和虚空。七年光阴就像音乐的七个音符，当它们在我生命的琴键上滑跃出一串清越的旋律，我确认我的命运有了七彩的开始。
记忆的天空飘来了排水渠对面楼上的小提琴声音，那是厂党委书记韩凤祥的女儿韩小莉在跟安南学习小提琴。凯瑟练习曲第一章的单音节音符，在琴弦上激越、在我回忆里律动。小莉的母亲刘惠英是厂财务科科长，她特别喜欢文娱活动，也就特别喜欢我们几个搞乐器的小伙子。
十天前得知韩小莉八十七岁母亲去世的消息，除了震惊，心里还有一丝隐隐的痛。不久前在我家聚会时，安南、德君我们几师兄还说，待来年春暖花开定去看望她老人家，谁知这愿望竟成了我们永远的遗憾。
此时我站在“珍宝岛”上，尽管眼前的一切都已物是人非，但刻在记忆里的那些痕迹是抹不去的。感怀自己的人生，祭念已经逝去而值得我们感念的人，往往跟时空是没有关系的。
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一九七〇年夏天，厂财务科把我叫去核实一个问题。刘科长拿出一封公函给我看，让我核实一下信的内容是否属实。公函是当地“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寄来的，一张打印的清单，记录了我在红卫兵大串联时，在多个红卫兵接待站借的钱和粮票。十来块钱几斤粮票，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可在当年就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核实后刘科长吩咐张老师给县“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回信：就说这些娃娃刚参加工作没有偿还能力，等以后他们有偿还能力再说。当然这件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但刘科长却悄悄地走进了我心里。
一九七五年温江地区最后一次文艺调演，灌县选送的是独幕歌剧《春茶飘香》。由汪浩老师编剧，我厂郑万奇老师谱曲。有一个情景让人终生难忘：竹笛引子掀开青城茶山的早晨，舞台上没有灯光，唯有天幕上茶山沐浴在晨曦里。一群采茶姑娘的剪影，随优美旋律翩翩起舞。这美轮美奂的歌剧前奏，在当年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已实属不易。况且我们是业余宣传队，所以在那调演会上受到广泛好评。
引出这段回忆，也是跟财务科刘科长有关。那年参加完文艺调演回到厂里，一算时间已经超过三个半月。尽管是经过厂里同意抽调到县里搞演出，回到工作中多少还是有些陌生感，更不好意思再到处去张扬。回厂没几天郑万奇老师找上门，要我到厂财务科问一下出差报销。实在说，那时二十刚出头的我，对是否能出差报销并不十分在意，犹豫后也只好到财务科去问。财务科刘科长不在，主办会计张老师答复说没这个报销项目。一周后，依然是刘科长叫我去财务科填出差报销单。
有一种说法说人有两个命：一个是父母给的生命；一个是人在成长过程中，知识的润养和生活的给予而形成的慧命，慧命注定要承载命运的坎坷重压。生活的细节是形成性格的基因，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而生活的细节用善良和仁爱滋养了你的慧命，你的智慧便有了光辉。滴水恩涌泉报只是因果常理的逻辑，而真正融入我们生命血脉的是那润物无声的善念滋养。我记住了刘科长曾经给予过我的点滴，她遗存世上的人格魅力已留在我心里。
我从“珍宝岛”往回走时，看见子弟校东面墙边的阳光下，坐着两个熟悉的老人身影。稍一走近，就看见是曾在一个小组工作多年的王绍夑师傅的背影，他对面坐着痴呆多年的妻子。今年是暖冬，听说只要有太阳，王师傅就会陪他痴呆的妻子，在那固定的地方坐一个下午。
王师傅依然穿着年轻时就爱穿的中式对门襟外衣，满头银丝浸在阳光里显得格外明丽。王师傅的妻子静坐在他的对面，呆呆地望着西边的远空。斜照的阳光把王师傅的身影投在了他妻子的身上，似乎这种无形的搀扶正延伸着他们留在未来的时光。
我望着呆坐在阳光里一动不动的王师母，望着她那双谁也不再认识的呆滞眼睛。
那时我们小组里我最羡慕的就是王师傅，他家里有三个听话的儿女，还有一个永远不要他操心家务的能干妻子。在我们经年的劳动休息间隙，总是充满着王师傅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和笑话，总有他学养丰厚的幽默和调侃。
站在子弟校门前的小桥上，望着浸润在阳光里的两位白首老人，回想着和他们生活中几十年的交集，并行的足迹渐渐远去，而我们生命中共同的那段岁月痕迹却越来越清晰。
二〇一五年三月一日
那年高考
一九七九年是“文革”后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三年，我参加了那一届高考。
我是六七级的初中生，“文革”开始那年我上初中二年级。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便成了那个年代风口浪尖上的革命红卫兵。两三年后，我们还没有回过神来，又响应号召扛着“上山下乡”的大旗，去到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两年后，我们居然又成了那个年代的佼佼者——工人阶级。
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到一九七九年的那届高考，算来整整十三年。我已从一个懵懂的少年长成壮实的青年。一路走来行色匆匆，但是我们却行囊空空。到我准备那届高考前，什么叫数学的因式分解，我都不会解题了，可见留在我们心灵的那段岁月有多苍白。
起心去参加那一届高考原因是，一九六八年九月初，四川轻机厂的某某拿到大学的通知书，已经去某学院报到去了。这一确切的消息深深地刺激了我，同时也着实鼓励了我。轻机厂这位仁兄是我同校初六八级的同学，他都能考上大学，我也一定能参加高考。
勇气归勇气，要沉下心来做高考准备那又是另一回事。考文科的语文、政治、历史、地理、数学，五门学科从零开始齐头并进。当时的外语考试只作参考，我可以不管它。仅仅要把那五门学科的教科书找齐，进行系统性地复习。对于只上过初中二年级的我来说，那比登天还难。
开始我根本找不着北，到新华书店，把能买到的初高中教科书统统买回来。一番海看，一番胡乱翻阅。没有老师指导、没有朋友搭伴；一人一意孤行、一人闭门造车。时间就在昏天暗地中悄悄地流逝，转眼便来到了冬天。
我记得在入冬前的一个星期天早上，那天我起得特别晚。原因是头天晚上几乎看了一个通宵的书，凌晨四点才强迫自己怏怏地睡去。醒来已是中午时分，饭后骑上自行车就往新华书店跑。这是我几个月来的例行，每天利用午休去新华书店逛一趟，看能否买到新的复习资料。这天正好来了整套复习资料，除了外语没买，其余的我高兴地收入囊中。
这套复习资料，是在一九七八年出的复习资料基础上，经过增补和修订而新出版的。它是根据当年的教学大纲，把所有的教学内容删繁就简、浓缩梳辫而成。要点明确、条理清晰，练习题、思考题要有尽有。这套复习资料，针对我这样特殊的复习考生，起到了事半功倍的特效。我进入到了有条理的复习，有重点的练习中。复习资料上有的，就看复习资料掌握。复习资料上不足的，就在教材上去补充，我很快地进入到愉快的学习氛围里。
冬天是从车间里烤火取暖开始的，那一炉旺旺的炭火，从早上上班烧到下午下班。
开始我并没有打算把书带到车间里去看，怕把初高中课本带进车间被人看见笑话。有了复习资料就不同了，早上上班和下午上班。我都可以把不同的复习资料换着带一本，放在宽大的工作服裤兜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进车间里。只要大家休息，我就悄悄地躲在工具箱背后，把复习资料拿出来神游一番。或者走出车间去到厂里，找一个没人来往的角落躲起来，继续做那没完没了的梦。
寒风中我不得不坐在靠近火炉的地方，师傅们悄悄地离开到其他小组烤火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在火炉旁静静地冥思苦想。几十年后的今天想起那一幕幕，依然让我感动不已。和师傅们一起再平常不过地劳动干活、开会学习，他们从来不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他们知道用最平常的态度对待我和不惊扰我，就是对我最大的尊重和支持。他们为我守护了一个自由翱翔的空间，他们教会了我对人性的起码尊重。
每天晚上是我最难熬的时候，因为我把所有晚上的时间，都用在了演算那枯燥的数学题上。我从初中一年级的数学题做起，把所有教科书后面的练习题都演算一遍。当课程推进到高二的内容时，我已感到十分吃力。就此打住，回头从复习资料上开始演算大量的综合题。我清楚地知道，高考数学难题是做不起的，争取拿一些基础分是可能的。
我一生从来没有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集中演算了那么多数学题。以至于后来多年看见数学题就恶心，就反感，就手脚不自觉地发凉。但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通过那一段高强度的恶补恶算，我的思维条理清晰了；逻辑推理判断能力强了；自学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以至后来在烧那一大麻袋数学题演算草稿纸时，我心里下意识还有过几分庆幸。
确认春天在我寝室的窗外铺开时，离七月初的高考已经不到三个月。莫大的精神压力，长时间的睡眠不足，再加上单身生活营养跟不上，我很快瘦了一大圈。昨天我在翻看当年的高考准考证时，看见照片上我那张脱了形的脸，还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记得高考前的三天我就没再复习，赶车去了青白江姐姐家，打算在她家好好休息养两天。一进门，姐姐没想到我会瘦成那样，抱着我就是一阵痛哭。几十年了那哭声依然绕在耳畔，我是她最小的弟弟。
六月份就热得不行了。离高考还有一个月，我便请假在家做最后的冲刺。除了数学以外，我把其他复习内容浓缩在几页纸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一边看一边嘴里直嘀咕。我想我当年肯定给别人留下过这样的印象：“这娃疯了吗，犯神经病了嗦，嘴里嘀嘀咕咕的。”
早上我会带上从食堂买回来的冷馒头，顺着厂背后的大河向下走几里。找一个有树荫的河边，把脚放在河水里。这样清凉倒是清凉了，头上的蝉鸣却叫得你心烦。世间的万事万物都不可能随我们的意愿而存在，只有我们不断地改变自己，去适应这世间的万事万物。就像这参加高考，如果我不改变自己，我不重塑自己，我就没有资格走进考场；我就没有可能改变自己的人生。
一九七九年高考文科录取分数线是265分，我那年考了264分。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七日
那年那月那时
河面上的雾氤氲成一种神秘，熹微的晨光淡染着漫雾，静谧中充满了生机。
二胡曲《回乡路上》的旋律，总是在重复着曲谱最初的两个小节。二指和三指在弦上交替下滑同一个音时，听起来总是不那么准确和流畅。一、二小节和三、四小节的内容是一样的，只是音阶爬高了三度。乐曲一开始就烘托出轻快激越的气氛：知识青年轻快地走在乡间小路上，夜风微微、蛙声一片。
一九七〇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早晨，我坐在临河新修的宿舍二楼上，望着窗外的一片朦胧，拉着《回乡路上》二胡曲，开始一天的晨练。
半年前我从农村招进了工厂，虽已融入了工厂生活，总忘不了还没走远的知青岁月……
一
一九六九年四月，举国欢庆党的九大召开。我们生产队也一样，田间地头充满了喜庆的节日气氛。
春寒料峭，这一年的春天好像比往年来得晚一些。四月份了，队长孟昌龙依然穿着那件黑色空心皮袄。裤脚挽很高，赤脚蹅在秧脚田里。手握刨锄，不紧不慢地铲除着田埂上原有的旧标语。歪戴在头上的那顶从朝鲜战场上就伴随他的棉军帽。由于耳鞑上的扣子未系上，脑后吊着的那片帽耳鞑，伴随着孟昌龙有节奏的动作，在空中有一搭无一搭地飘飞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