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非无实之空言也”，这些文章都是没有实际依据的空空其谈。“善褒者，语不多而美独至，”善于褒奖的人，话不用多，美就飙升出来了。“如曾子之称孔子，止‘江、汉、秋阳’三言耳”。曾参评价孔子就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矣。”你们想想，用整个江汉水洗涤，整个秋阳高照之，那种洁白而温暖的感觉。几句话就勾勒出大圣人的气象，俨然在目。了凡批评司马迁写孔子，“语愈多而揄扬愈不足”，说司马迁赞孔子的话语很多，但觉得没赞扬到位。“系识见不侔耳。”这说明识见差异太大。
看来了凡对司马迁有点意见，认为他见识还是有些不够。鲁迅还是很推崇司马迁的。司马迁也确实是千古高峰，但是也有些许争议。其实了凡批评的司马迁的《孔子世家》，更多的来自于《孔子家语》和《论语》，还有从十三经里面采掇而成的。我去年写了一本书叫《历代名家绘孔子圣迹图精解》，对此有所考证。书出来后，在北大举办了出版座谈会。包括哲学界、文化界的王守常、李中华等著名学者数十人出席了研讨会。我在会上也谈到了对孔子如何评价的问题。“此作论者所以贵有识也。”所以作人物论，作者要有很高的见地。
三、作论要有主见
作论要表达的就是作者的独得之见，所以作论的主见是要凸显的，不然拾人牙慧了无意义。了凡认为：
——凡作论，须要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然后可传。
万形有弊，惟理难磨。理不胜词，虽工无益也。先辈如柳子厚之《四维论》、欧阳修之《朋党论》、唐庚之《议赏论》、近世唐荆川之《四皓论》、予之《三监论》，皆确然不可易者也。说理既透，主意既高，不烦雕琢，词华自足千古。次之，则修词矣。
凡是作论，写文章，了凡认为须要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要有一段主见，提出来千古不可易，万世可传，只有这样“然后可传”。这对作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说明了凡认为文要有实用。昔日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的就是不要空泛作文。
“万形有弊，惟理难磨。理不胜词，虽工无益也。”说的是万物有形则必有弊，理无形却很难琢磨透，是最难讲清楚的。“理不胜词”，如果词汇很工整，理难与之相衬，则工整就是一种摆设。就像山水开发而没有人文，只是徒具形式。你用多少词去描摹这个浅理都显得苍白。先辈像柳子厚就是柳宗元写的这个《四维论》，他不太同意管子讲这个四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中山先生却很崇尚这个。可是柳子厚说，不对，礼义是大的，廉耻是小节，并在一起这么说不对。欧阳修的《朋党论》认为，君子与小人之朋当分辨好。包括宋朝的唐庚写的《议赏论》，到底怎么去赏罚？我们都说治理国家要有制度，要赏罚严明。唐庚说不是，制度和法律制度还在其次，主要是君王要赢天下，要有个仁心厚爱，爱是胜于一切的。也就是说制度和修养，修养为先。他写的这个《议赏论》就是这个意思。近世唐荆川之《四皓论》，就是论汉朝的商山四皓。予之《三监论》，了凡也不客气，他把自己的《三监论》也列在其中。
《三监论》我读过，别出新论。了凡把自己的文章和这些大家的文章列在一起了。“不信今时无古贤。”我同意了凡的这个看法。有时候我做的诗词、写的文章，有的自觉可以传世，自己就在那开心。“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你自己写文章有时得了好句子，就不让古人。不错就是不错嘛。过去曾经有个笑话，倒可当另外一个参考。有一人伸出五个手指头说，我看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不超过五个，老子、庄子、孟子、孙子，边说边把手指头扳下去。说到第五个不说了，也不扳手指头了。“第五个是谁呀？”有人问。那人一副自得样，众人醒了：“那是您老！”那人答：不敢当，不敢当。边说边把手指头扳了下去。这就是把自己抬得很高又不好意思直说。了凡确实认为并也直说，自己的《三监论》是“确然不可易者也”。可与古今大家媲美。当年《吕氏春秋》写完后放在那悬赏，说谁能改动一个字，就给你千金。结果就没人出来改它。这说明对自己的文章很自信。
“说理既透，主意既高，不烦雕琢，词华自足千古。次之，则修词矣。”如果作论说理说得很透，立意又很高，这论的词华就自然而然能高卓千古，而不需要雕琢了。如果不能到这个高度，那你就要修辞了。就好像我们写书法，一笔下去，浑然天成。次一点的，就是这一笔下来呢修一下，再修一下。
四、学作论
真正要把论作好，要打好基础，所谓厚积而薄发。从了凡的文章看来，他是很爱读书的。他晚年虽受不公平待遇，但仍然博览群书，积极参与嘉善县志的编撰。同时，作论要积极动笔，了凡的文集在古人那里，也算不少了。我们来看了凡认为作论该如何打好基础。
学作论，须将《左传》《国语》《韩非》《吕览》之属，各摘数篇，熟诵沉思之，有作即拟之，不似则易之，始于拟议，终于变化。盖其初学也，惟恐其不似既也，又恐其袭焉而不化矣。至于变化，则心肝骨髓全是古人，启口容声无非高调。若待招之而后来，麾之而后去，已落第二义矣。
像过去要学作论，就要将《左传》《国语》《韩非子》《吕览》，《吕览》就是《吕氏春秋》，这些书“各摘数篇，熟诵沉思之，有作即拟之，不似则易之，始于拟议，终于变化”。把这些经典著作里的好的篇章各挑几篇，然后高声熟诵之。我以为，一个人肚子里面要背几篇好文章，精彩的一定要背，慢慢地他这个文思气涌就能够出来。“有作即拟之，不似则易之。始于拟议，终于变化。”把自己的感觉参照《左传》等的篇章安排，模拟着去写，主题相似就模仿，写得不像就改，以经典为准。刚刚开始是模仿着写，终于掌握这个变化之道，最终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是刚刚初学写文章。
“盖其初学也，惟恐其不似既也，又恐其袭焉而不化矣。”刚学的时候会担心学得不像，要琢磨怎么才像，但学像之后又要警惕拘泥不化，又要脱离出来。到最后，“至于变化，则心肝骨髓全是古人，启口容声无非高调。”到最后，你的文章的精气神很像古人，你说的话也像古人一样卓尔不凡。我写的一些文章包括一些古文，有的放在网上，有好多人认为是古人写的。我记得在《中国青年报》上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我一首诗在里面，我截了一句做文章题目。后来发现被好多人引用，并以为是古人诗中的名句。这句诗是“左悬明月右悬灯”。大概写我做出版社社长时，有时很累，但每天晚上回去很晚要读书。“数夜诗文读欲困”，读这个诗文才读了几页有点困，手中书因为困而刹那一激灵，发现“左悬明月”“右悬灯”，手握书。就得了这么一句，我在家里经常就是这个感觉。所以书要读透，文要悟透，此中妙处，难与君说。
“若待招之而后来，麾之而后去，已落第二义矣。”如果琢磨半天，琢磨着才来，离开这个状态才出来，就落了第二义了。
论贵古，贾生过秦其最也。论贵圆，苏氏兄弟称绝调焉。故学论者取材于古，而凡又当畅之以苏文。
如果要论以古为贵，则贾谊的《过秦论》为最。爱写文章的人应当把《过秦论》背一遍，此文之辞气、学理、气势、论证、逻辑，都非常棒。如果要以圆润为贵，则苏氏兄弟可称绝调。“学论者取材于古，而凡又当畅之以苏文。”所以学作论可以从古人处去取材，平时则要多读苏轼的文字。苏东坡文章写得好。当年皇帝把苏东坡贬走了，太后逼着皇帝要求把苏东坡找回来。苏东坡写一首诗，包括他的文章，天下就等着传着看，传遍天下。古人认为“韩柳苏欧，固文人之最奇”。
论有破有承。入题之后，有原题；原题之后，始入大讲；大讲之后，有腰有尾。宋人“绳尺论”其法最备，嫌其太拘。然初学作论，不阅之则无规矩，而不泥焉，斯善矣。
写论，主题有破有承。入题之后，先有原题；原题之后，开始大段论述；主旨之后，还要有腰有尾。这是宋人的“绳尺论”，讲得最清楚了。绳和尺，就是有规矩。宋人有专门做文章的一些规矩，后演变成八股文。八股文，提出问题，论证问题，开合转承，有一套逻辑递进。只是后来八股专门以背范文来模仿，路子就歪了，按一套八股方式会限制人的思路。但对初学作论者，可以通过这个学规矩，如果能不拘泥就好了。
第四章 思考与启发：文风与实干之去弊兴利
了凡的文风观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和思考呢？我们今天的文风又应当怎么去弊兴利呢？
我想，第一个应当是文行合一。写文章一定要和实际结合起来。第二个是知言。孟子说：“吾知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懂得语言的规矩，要有文化的基础。第三，更重要的就是“为文关乎心术”。写文章下笔一定要有益于天下人，胸襟要高。要将文风与实干深入关联，通过改文风促实干。
窃以为，我们今天的文风必须去三弊，兴三利。
首先要去宏大叙事，兴现实话语。认识文风与实干的时代本质，改变话语方式，使表达方式回归现实。传统也是我们割断不了的一种现实。同时，文化思想、工业技术、行业实践不是脱节的，它们有着深层次的交互影响，需要我们从中掘取思想与文化的养分。思想文化一旦与现实脱节，就会变得苍白。所以可以选取各行各业优秀代表，参与文化建设，发挥调度好一切文化资源，如学者对现实文化创造的深度参与，理论科研成果的进一步大众化，等等。
其次要去表面认同，兴真学实干。事事回到自身，与身心交涉，不是心口两层皮，将外面做得应付得光鲜，内在是另一套世俗技巧。如为人民服务要从内心认同，而不是虚应故事。改革在不同阶段文化的诉求不同，坚持改革开放，新的文化期待，是让文化回到本位，让文化发挥自身的作用。改革是一种自新的文化，要让活力激活每一个瘀滞或阴暗的层面，以真学实干为民兴邦。
其三要去人云亦云，兴自家话语。历史的文化以及未来的文化，都最终需要通过自我自觉这个主体进行整理并确立位置。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说，使文学回到人，回到良心的指引。不能假，文化要有生命，要有自觉，不是他觉和附庸，不是游魂，而是自觉。只有自觉才能认识文化的时代使命。在新时代，经济发展之后的中国文化，需要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形成人文自新。所以改造文风，鼓励在实干的基础上讲自己认识到的和能做到的与现实关联的话语，这样更有利于实干，有利于言行相符，而不是人云亦云。
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需要优秀中华人文精神的复兴。而优秀中华人文精神的伟大复兴，需要改造我们的文风，需要将文风与实干兴邦结合起来！